一、來臺經歷
李敖的祖父祖籍山東，清朝末年，遇到災荒和母親一同討飯，遇上野狗圍攻，祖父的母親為了保護祖父，被野狗咬死。祖父後來走投無路，替“下關東”的人趕馬車，四處流浪討生活，漂泊到了關外，三百六十行，做過乞丐、趕車的、農民、看墳的，還做過土匪，後來與救過他的一位姑娘結婚，這個姑娘就是李敖的奶奶。
清末民初貧民闖關東
李氏一家，到了李敖爺爺這一代，才有了大的轉機。
李敖的爺爺和奶奶經商有方，在東北開起了銀樓，李敖的爺爺做起了銀樓老闆。
當家裡有了積蓄，李敖的奶奶家堅持要供李敖的爸爸去京師大學堂讀書。
為李氏家族種下了讀書的種子，也就有了後來孫子輩李敖，在中國文壇的叱吒風雲。
李敖講過爺爺的經歷，爺爺七十多歲的時候，一家人遭遇土匪搶劫，李敖的爺爺讓家裡人在屋裡吹警笛，自己則拿著冷兵器時代的丈八蛇矛，從前門跑到後門，後門跑到前門，與土匪對抗，最後竟然嚇跑了土匪。
李敖的性格，也繼承了爺爺桀驁不馴的基因。
李敖的父親北大畢業，是胡適的學生，但用李敖的話講，父親李鼎彝資質平平，並沒有引起過胡適的注意。以致李鼎彝在北京找工作時，求助於胡適，胡適並不理睬。
北大贈送李敖其父親的畢業舊照
1949年國民黨敗退臺灣，李敖父親李鼎彝選擇了來臺，攜家人一同逃到了臺灣（李敖的大姐和二姐因為延遲動身，最後留在了大陸）。一路上抖光了家底，當年十三歲的李敖也就這樣來到了臺灣，和家人過起了清貧的生活。
1949年，于右任赴臺前回望大陸
在去臺灣之前，李敖一家人在上海有過短暫停留，讓李敖有機會目睹了大批難民擠兌黃金的情景，國民黨警察騎在馬上，揮動皮鞭，抽向人群，可是都無濟於事，每天被擠死、踩死、餓死老百姓隨處可見。
1949年，上海民眾擠兌黃金
來到臺灣的李敖，在高中結識了數學老師嚴僑。
嚴僑是著名學者嚴復的長孫。後來被大陸追認為烈士，是大陸派到臺灣早期的地下黨。
嚴僑在被捕後，李敖曾竭盡全力幫助嚴師母。曾經餓著不吃早飯，把省下的錢給嚴師母。
嚴僑，李敖說他：生不逢時，死不逢地
李敖這樣說：
“……這時我在思想上，受了胡適、殷海光的影響，已經十足是一個成熟的自由主義者，在我思想成長的過程中，嚴僑雖然對我已是過去式，但他的偉大人格、他的聲容笑貌、他的熱情犀利、他的悲慘人生，卻對我永遠是“現在式”，他是我人格上的導師，我慶幸在我一生中，能夠親炙到這麼一位狂飆運動下的悲劇人物，使我在人格形成中，得以有那種大陸型的脈搏、那種左翼式的狂熱、那種宗教性的情懷與犧牲。……雖然導師自己倒下去了，但他的學生還在前進——他的學生沒有倒！”
李敖考上臺大法律系後，因為與志願不和，中途退學，重新考入歷史系。不過這段退學又重新入學的經歷，也使李敖結識了法律系的一些朋友，陸嘯釗是其中李敖的好友，也是後來《文星》雜誌的撰稿人之一。
李敖與大學同學
在臺大時期，李敖結識了胡適。他後來在《自由中國》上用真名發表《從讀說起》一文，當時在這本以反對權威，主張民主自由的雜誌上，敢用真名，可見李敖當時的激進。
《自由中國》創刊號
臺大時期的李敖，一身長袍，因為自己在知識上超越了不少任課老師，所以不買臺大許多老師的賬，特立獨行，公然與女友搞同居，這在那個年代，實在是叛經離道，讓人側目。
“長袍怪”李敖
這期間，李敖結識了《自由中國》的主筆殷海光。
殷海光是著名學者金嶽霖的弟子，他和胡適一道，把自由主義之風帶到了臺灣，對李敖自由主義思想的形成，起到了潛移默化的作用。而李敖後來也被一些學者（如復旦姜義華教授）視為繼承胡適、殷海光衣缽的自由主義者。
思想家殷海光
大學畢業後，李敖入伍。退伍後，李敖因為人際關係缺乏，和之前的特立獨行，多數人不願幫助他，李敖連中學老師的職位都難以謀到。
後來由姚從吾老師幫忙，李敖謀到了一份兼職，月薪一千元。自己先後在臺大附近和新店山租房居住，由於薪水不按時發放，李敖一時窮困潦倒，有一陣子，還得靠給中學老師改作文掙取微薄的酬勞。
李敖與老師姚從吾，臺灣歷史學家
李敖在回憶錄裡寫道：
“有一天，只有一張吃一頓的飯票了，我拿在手裡，送給李善培，我假裝說我吃過了，害得自己餓了一頓。人窮到這種程度，只好趕寫文章發表，靠稿費救急。”
初出茅廬的李敖，日子過得舉步維艱，李敖給前輩胡適寫信，以催要薪酬的名義發牢騷，收到了胡適個人一千元的資助。
2005年，李敖到北大做演講，捐了160萬臺幣（35萬人民幣）給北大，為胡適先生立銅像。
胡適生平仗義疏財，李敖這一點，也和胡適很相像。1997年，李敖曾經義賣自己的收藏，捐助臺灣慰安婦。也曾資助高金素梅去日本抗議。類似義舉和為朋友兩肋插刀，李敖做過不少。
2009年，高金素梅赴日請靈
退伍後的山居賦閒時光，二十六歲的李敖，一方面寫稿掙生活，一方面也在思考人生的走向。他從導師姚從吾身上，看到了傳統知識分子的固守與刻板，決定不再走學院之路，他覺得有更值得他做的事情等著他，並寫下了早期頗有影響力的文章《老年人與棒子》。
“對那些以老當益壯自許、以老驥伏櫪自命的老先生們，我忍不住要告訴你們說：我們不會搶你們的棒子，我們不要鳴鼓而攻我們的聖人的棒子，我們不稀罕裡面已經腐朽外面塗層新漆的棒子。我們早已伸出了雙手，透過沉悶的空氣，眼巴巴地等待你們遞給我們一根真正嶄新的棒子！”
李敖也許不是從老年人手裡接過那個嶄新的棒子，而是自己做了一個嶄新的棒子，跑出了屬於自己的人生路。
二、《文星》論戰
1950年，朝鮮戰爭爆發，臺灣開始在軍事、政治、經濟上接受美援，社會風氣受到現代主義影響。一批現代派知識分子，如葉公超、梁實秋、夏濟安、陳西瀅等，這些人在政治上信仰自由主義(爭取個人的言論自由)，文學上堅持自由主義創作，在臺灣發起了現代主義運動。
50年代，臺灣陸續創辦的現代刊物有《文學雜誌》、《自由中國》等。當時的自由主義者號召臺灣青年從封建、威權、傳統的束縛中解放出來，希望在政治、經濟、文學上實現“現代化”。
雷震紀念郵票
言論最兇悍的是《自由中國》(胡適掛名，雷震負責、殷海光主筆)。以《自由中國》為代表的這一批自由主義者，他們最基本的立場是“我有發言權，你也有發言權”，希望與臺灣當局平等對話，拒絕一味地妥協、服從，這當然違背了當時國民黨的立場，這一批知識分子的下場都很悽慘，雷震、殷海光、李敖等一大批堅持不低頭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先後受到了國民黨當局的迫害。
1957年，蕭孟能在臺灣創辦《文星》雜誌，他是國民黨元老蕭同茲的兒子，蕭同茲當時是國民黨“中央”通訊社的創辦人，屬於國民黨新聞部的重要官員，所以《文星》雜誌很快得到了各界精英的積極投入與參與，雜誌也受到業界的好評。
雜誌初期的創辦宗旨是“文學的、藝術的、生活的”，後又改為“思想的、生活的、藝術的”，雜誌還標榜“企圖鬆動國民黨的控制，為臺灣培養出一種較為民主自主、開放、講理、踏實的社會雛形和文化取向”但雜誌初期的社會影響力一般。
《文星》雜誌的發行商文星書店
當時胡適、雷震、殷海光參與的《自由中國》，因為組反對黨、反對蔣介石連任等言論和行為，在1960年被查禁，雷震被判十年牢獄，此事件當時轟動臺灣，並從此被載於史冊，稱為“雷震事件”。頗帶有自由氣息的《文學雜誌》也被迫停刊（由著名文學評論家夏志清的兄長，夏濟安創辦），臺灣現代化運動的“自由主義”據點突然變真空。
雷震與胡適
1961年11月1日，李敖將《老年人與棒子》一文投稿至《文星》雜誌，文章引起了極大反響，臺灣當時有影響力的雜誌《文星》《文壇》、《新聞天地》、《自由青年》、《民主評論》、《自立晚報》都展開了討論，李敖也因此一舉成名。
正如當時李敖自己評價自己說道：“今日之我是一座山、一團火、一股力量”。
李敖在《文星》大聲呼喊全盤西化和自由主義，拉開了重塑胡適形象的序幕。
“談科學的人，甚至把唯物辯證法都誤認做科學，談民主的人，不去平心靜氣地做一個阿斗，卻整天瞪著眼睛做革別人命的張飛，‘民主’氾濫至此，談政治的知識分子如何能有所歸呢？陳獨秀從無限辛酸的經驗中，臨死前才悟到對民主政治的‘最後見解’，與胡適分而又合了。 四十年來，能夠‘一以貫之’的相信他所相信的，宣傳他所相信的，而在四十年間，沒有迷茫、沒有轉變、沒有“最後見解”的人，除了胡適之外，簡直找不到第二個。”（《播種者胡適》李敖）
他在批評胡適的保守主義，又肯定胡適的全盤西化，同時提出超越胡適，並把抨擊的矛頭對準了傳統文化和傳統勢力，李敖以其辛辣的文筆和獨特的文風，揭露傳統文化的醜陋面，道出國人性格中的保守、中庸，還有不少地方諷刺和挖苦了國民黨的迂腐，引起了許多當時臺灣青年的共鳴，在島內社會引起了強烈震撼，《文星》雜誌也聲名鵲起，銷路大增，當然，這也引起了國民黨政權的不安。
六十年代《文星》特賣會熱鬧場面
1961年11月6日，胡適應亞東科學教育會議之邀，發表英文演講《科學發展所需要的社會改革》，其中觀點提到：
“我認為我們東方這些老文明中沒有多少精神成分。一個文明容忍想婦女纏足那樣慘無人道的習慣到一千多年之久，而差不多沒有一聲抗議，還有什麼文明可說？我主張把科學和技術的近代文明看作高度理想主義的，精神的。”
《文星》雜誌轉載了這篇講話，再加上李敖發表的《老年人與棒子》及一系列批判傳統，宣揚西化的文章。遂引起了胡秋原、徐復觀等人作為中國文化的衛道士，與胡適、李敖、殷海光等人堅持西化的一派，展開中西文化大論戰。
裹小腳，所謂：三寸金蓮
李敖一派意有所指地支持臺灣“全盤西化”，提倡自由開放，而胡秋原一派則配合臺灣當局，進行黨化教育，宣揚傳統。
1962年3月李敖接任《文星》編輯，當時很多思想鮮明的知識份子選擇在《文星》雜誌上發表文章，在紙質媒介的年代，一時轟動海內，李敖還找臺大法律系陸嘯釗寫《惡法錄》批判臺灣司法，請國民黨“總統府顧問”陶百川寫《緊箍咒與新聞自由》，將言論自由推到最極致。
《文星》雜誌在李敖加入後，慢慢取代《自由中國》的地位，擎起了自由主義的大旗。
經過三年多的在《文星》的耕耘，李敖及一大批堅持自由主義的作者，在《文星》雜誌上發表了多篇批評時政，倡導西化，揭露古人虛偽做作的文章，終於在1965年，雜誌因為發表《我們對國法黨禁的嚴正表示》一文，踩到了國民黨的紅線。《文星》雜誌遭到停刊處分，文星書店也被迫解散，而李敖本人，也被國民黨列入黑名單，受到跟蹤和威脅。
《文星》雜誌在李敖加入的五六年間，啟蒙了臺灣的青年，刺激了臺灣被打壓的知識分子，激發了後來無數的黨外人士敢於出面挑戰執政當局。
1979年，臺灣為自由而戰的“美麗島”事件
以《自由中國》、《文星》雜誌為陣營的自由主義，在臺灣雖然受到挫敗，但它們的精神不死，繼而在臺灣現代文學中繼續傳承，李敖及其戰友在臺灣六十年代國民黨的恐怖統治之下，創造了璀璨奪目的篇章，為臺灣後來的自由開放，探明瞭道路。
這是李敖一生中，堅持自由主義主張濃墨重彩的一筆。
《文星》雜誌被停刊以後，李敖被官方完全封鎖，靠寫作已經難以為生。那時美軍顧問團駐紮在臺北，市面上品質好的冰箱、空調（臺灣稱之為“冷氣”）等電器，臺灣不能自己生產，都是倒賣美軍顧問團的舊電器。
六十年代美軍在臺灣駐紮
李敖遂與朋友合作，化名“OK李”，在報紙上登英文廣告，回收美國人的舊電器，再賣給當地人。
《文星》雜誌被查禁後，李敖受到了當局的監視，期間認識了臺大前教授彭明敏，與彭明敏交遊甚密，彭是自由主義者，曾經起草著名的“臺灣自救運動宣言”,被判刑，是臺灣當局的眼中釘，後來彭成功偷渡到瑞典，李敖被懷疑暗中幫助，因此受到了十四個月的監禁跟蹤調查。1972年，國民黨當局以羅織的“臺獨分子”罪名將李敖逮捕判刑十年。（李敖被臺獨分子陷害，其本人一貫主張統一）。
出獄時的李敖
在蔣介石去世後，李敖被減刑，釋放出獄。第一次入獄，李敖坐了五年八個月的牢。
1987年，國民黨臺灣當局宣佈解除在臺灣實施了三十八年之久的戒嚴令，馬英九在回憶蔣經國晚年的，有這麼一段話：
“當年（1987年）的十二月二十五日，經國先生坐著輪椅出席在臺北中山堂舉行的行憲紀念日大會，當時民進黨籍國大代表在臺下高舉白布條抗議、鼓譟，經國先生不以為意，先向代表們簡短致意，然後由國大何宜武秘書長在喧譁聲中宣讀‘總統’講詞，重申民主改革的決心。經國先生離開會場前，特別轉頭深深看了看鼓譟的人群一眼。當時經國先生的表情和現場情境，讓英九留下永難忘懷的印象。 ”
擔任蔣經國翻譯官的馬英九
馬英九的這一段回憶，記錄了臺灣解除戒嚴時，蔣經國那個意味深長的眼神。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
1987年，開放探親後，舟山一處人家團聚
後來查禁了李敖九十六本書的許歷農上將，在反思國民黨當年在臺灣實行的牽制言論政策，公開向李敖口頭道歉，並寫信向李敖表示：當年若從寬處理查禁事件，對促進自由民主，或有正面作用。
三、李敖的答案
李敖在九十年代至今，一直活躍在臺灣的文藝和自由主義戰線。
後來在鳳凰衛視開播了《李敖有話說》開始了李敖所謂的口誅筆伐時期。
李敖有話說節目
做一個人，有三樣東西難能可貴：
一對任何事都能排除干擾，有自己的思考，踐行自己的主義。
二你不僅有思考，還能證明自己主義的正確。
三即使知道其他人都錯了，你依然能夠堅持自己，付諸行動，抱著大丈夫的骨氣和聰明務實的態度。
李敖從青年到如今，一直抱有這樣的氣概。一以貫之。
李敖與當年比林青霞還要有名的胡茵夢，曾經有過一段短暫的婚姻。
李敖與胡茵夢
李敖的前妻胡茵夢（後改作：胡因夢）在回憶李敖時如此說：
“當李敖覺得一切都在掌握中情勢很安全的時候，他真的是這個世界上最寵女人的男人之一。每天早上我一睜開眼睛，床頭一定齊整地擺著一份報紙、一杯熱茶和一杯熱牛奶。那時他早已起床(他的生理鬧鐘每天都按時把自己喚醒)，一個人在書房裡集中精神蒐集資料、做剪貼，開始一天的寫作活動。他的生活方式像一部精準的機器，在例行公事中規律地運作著，他不抽菸、不喝酒、不聽音樂、不看電視、不打麻將，可以說沒有任何娛樂活動而只有工作。他認識的人不少，但深交的朋友幾乎沒有，我問他為什麼不多交些朋友，他說他對人性抱持悲觀的態度，就算最親信的人也可能在背地裡暗算他。我當時的生活和外界的來往仍然頻繁，他因為我的關係生活圈子稍微擴大了一些，否則他可以足不出戶，窗簾遮得密不透光，連大門都不開，甚至曾經在牆壁上打過一個狗洞，讓弟弟李放按時送報紙和糧食，過著自囚的生活。他的才華和精神狀態令我時常在崇拜和憐憫的兩極中擺盪。”
前妻對李敖的私生活爆料不少。也讓我們從他前妻口中，聽到了另一面的李敖。
胡茵夢與林青霞
2005年，李敖回到了闊別近六十年的大陸。在北大、清華和復旦，分別做了三場演講，談論自由主義。
李敖提到了“反求諸己”。他講了兩個故事。
大明忠臣鄭成功的母親被清軍姦汙了，鄭成功無法解開自己的心結，他把自己母親的身體切開，用水沖洗他母親的屍體，以此解除自己心理的壓力和痛苦。
李敖的另一個故事，來自俄國小說家叫庫布林的小說《雅瑪》。講裡面有一個妓女，宣稱自己是為了革命而賣身，自己是精神上的處女。
兩個故事裡的主人翁，正好相反，鄭成功內心的主義把自己困死了，而那個妓女活得灑脫，活出了自由和獨立。
在殘酷的現實面前，自由主義者該如何選擇，李敖把問題拋給了聽眾。
2005年，李敖北大演講
胡適曾說過，什麼是自由主義？
就是你好不容易擺渡到了彼岸，發現舊的真理已經不再適用，你是否能夠毫不依戀地拋棄就的真理，去尋求心的真理。
你是否依然能夠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而無所顧忌？
有人執著於信仰和真理，如屈原者，以身殉道。
有人悄然離開了，置之事外，用腳投票。
有人服從，做了順民和沉默的大多數。
還有人直面殘酷的現實，鬥士一樣不斷地抗爭，江湖寥落，無所歸。
李敖說，自由和愛情一樣，都需要列舉，英國女詩人布朗寧，她有一句詩說，我要怎麼愛你呢，讓我一件一件數出來，我愛你，以我生命裡的呼吸、微笑和淚珠……人權宣言(The Bill of Rights)，那個Bill是（清單）的意思。
你自己要像列清單一樣去爭取自己的權利。
李敖在陽明山
李敖說過：“對大陸，我並沒有鄉愁；對臺灣，我也不曾寄旅。臺灣只是我的工作所在，它是我的戰場，但卻不是我的敵人。臺灣還不夠格是我的敵人，它太小了。”
在和平年代的今天，我們重讀李敖，發現沒有人再去關心那些主義了。
我們自給自足，我們“工作，散步，向壞人致敬，微笑和不休。
我們為生存而生存，為看雲而看雲，厚著臉皮佔地球的一部分”（瘂弦《深淵》）。
瘂弦詩集《深淵》
我們活著，生活著，我們模仿別人吃飯和睡覺，自得其樂。在自由之中，終老此生。
我們想要的自由是什麼？
是在工閒的時候，出去走走。
是去西藏，做一場旅行。
是躺在陽光下，什麼都不做。
是和家人一起度過一個愉快的週末。
是和朋友一起喝酒論事，談天說地。
是一起和女友看一場電影。
是去球場打球，一起馳騁。
是在波光粼粼的河邊，悠閒地垂釣。
是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
我們把生活的點點滴滴詮釋為自由，對於自由和它背後的含義，不願意，也不想再關注。
我們不再忙於區分善惡，更迷戀於直觀的美和醜，我們不再追求所謂的真理，更迷戀於主觀上的心安理得，我們不再任重而道遠，更喜歡從身邊的事做起，並謂之務實。
我們對於能夠得到的和難以企及的，有清醒的認識，知道適可而止，不會過分苛求。我們依然嚮往名山大川，但更喜歡路上行走的過程，並懷著謙卑之心，懷念先賢，高山仰止。
這是一個不需要吶喊的年代，因為你振臂一呼，沒有云集相應，千萬不要以為那是他們麻木，而是他們都忙著自己的事情，圍繞著自己“小的，確定的幸福”而努力，謂之夢想。
這是不是我們這個時代的自由主義？
1988年5月9日，李敖在給六叔的信中說：
“人間的苦難並非過去就讓它過去就完了，有這種心態的人，是弱者，也是沒有正義感的逃世者。在人間的苦難中，我們雖然未能免於被波及、被犧牲，但是由於我們的頑強和不屈，我們仍有辦法使這些遭際化為積極的收場。”
這，是李敖的答案。
2018.1.29
《李敖回憶錄》
《中國臺灣自由主義譜系中的李敖》
《胡因夢自傳》
《馬英九：蔣經國時代的啟示》
李敖北大、清華和復旦演講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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