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屬於虎嗅“腦洞2019”系列文章。
如果至今你還沒看過《手術兩百年》，那你真的缺課了。
豆瓣評分9.4，觀眾口中的“寶藏紀錄片”、“絕對的良心之作”、“這質感以為是BBC拍的”……這些都是央視紀錄片《手術兩百年》在這個夏天爆紅的證據。《手術兩百年》必然稱得上是2019年一部現象級的國產紀錄片，因為它是中國第一部全景展現人類與疾病抗爭的科學紀錄片，以宏大視角生動闡述了200年醫學外科史的厚重內容，更因為，其主創團隊此次在製作和傳播手段上的諸多創新，將很有可能在未來影響、甚至改變官方科普類紀錄片的生產和傳播模式。
作者|曾歡
2016年的夏天，9歲的男孩錫安·哈維站在了他最喜歡的棒球賽場上，這一天，他要作為特別嘉賓為球賽開球。棒球在空中劃過一道看似尋常卻意味深長的拋物線——對於男孩錫安·哈維來說，這是夢想成真的軌跡，對於醫學界而言，這是外科手術獲得又一重大突破的標誌性弧線。
因為，錫安·哈維是世界上第一例接受雙手移植的兒童，這雙小小的、開球的手，是經過了8次排斥現象和近3000小時的訓練後，才終於能做到熟練接、拋球的雙手。
一年前，在費城兒童醫院，兩歲就因生病而引發的嚴重感染失去四肢的哈維，經過10個小時手術，從高度匹配的供體處移植了雙手。當哈維的血液通過血管緩緩流入供體的雙手，蒼白的手逐漸有了血色和溫度，哈維成為了世界首位實現雙手移植的兒童。
——“（擁有了雙手）你最想要做什麼？”醫生問哈維。
——“寫一封信感謝捐贈者的父母，因為他們本來不必這麼做。”
一次計劃外的“破壁”
這個夏天，哈維和他的故事感動了萬里重洋外的中國網民。伴著哈維用稚嫩聲音說出的回答，人們眼含熱淚將這段講述他故事的視頻分享出去，也將#第一個實現雙手移植的兒童#的話題推上了微博熱搜第二位，數據顯示，這條5分鐘的短視頻在微博上的播放量超過了1400萬。
由此，這段截選視頻的出處、呈現了幾十臺像哈維雙手移植這樣在醫學發展過程中至關重要手術的央視紀錄片——《手術兩百年》，以在社交媒體爆紅的方式，從醫務工作者、醫學生的小眾圈層成功“破壁”，進入了大眾視野。
哈維的故事是《手術兩百年》第六集《生死“器”約》中的一個片段，這一集裡，不僅有哈維這樣接受移植手術患者的故事，還呈現了世界另一頭山東濟南一位器官捐獻者生命的最後一刻、江蘇無錫一場肺移植手術成功的決定性瞬間……
醫護人員向器官捐獻者默哀致敬
沿著醫學發展史的脈絡，逆流而上，追溯技術源頭，採擷關鍵人物和現實故事的浪花，亦穿插最頂尖的國際專家的娓娓道來，放眼國際，最終落腳中國，作為中國第一部全景展現人類與疾病抗爭的科學紀錄片，《手術兩百年》就這樣將跨度200年的外科手術偉大的發展歷程，以一種極其真實的、具體的、生動的方式描繪出來。
隨後“一條”、“毒舌電影”等數十個微信大號的跟進報道和推薦將《手術兩百年》的輻射範圍進一步擴大。人們湧向B站，“報到”和“致敬”的彈幕填滿了整個屏幕。人們湧向豆瓣，留下了諸如“誰能想到我是在學習強國無意中看到然後愛上了”、“還以為是外國人拍的”、“片頭、攝影、旁白、配樂、文案都很精緻，良心了”等充滿驚喜的短評，他們用打分投票，讓這部紀錄片的評分定格在9.4。
此時，《手術兩百年》在央視的首播其實已結束一月有餘。這一個月中所發生的一切，是《手術兩百年》主創團隊意料之外的。
畢竟，在《手術兩百年》策劃、籌備到製作的5年間，面對這部紀錄片內容的高度專業性、拍攝的難度和體量等現實問題，“嘗試”、“熬”、“崩潰”、“打磨”才是整個主創團隊漫長苦旅中的主旋律，期待和幻想都是奢侈的；畢竟，外科手術史這樣的醫學科普題材不似吃穿住行、藝術文化，直接進入大眾視線，難度不小；也畢竟，《手術兩百年》實際上並無提前的宣發計劃和費用。
然而，一切都自然發生了。
一瞥“手術兩百年”
在後期機房熬的時候，總導演陳子雋每天望著窗外樹杈上的鳥巢，想象過很多次片子播出後的場景，“就像當年高考一般，如果要播出了（如果考完試），我在做什麼。應該在給自己放大假吧？”陳子雋後來在編輯手記裡這樣寫。
紀錄片在央視播出的前夜，《手術兩百年》製片人，同時也是該項目發起者、推動者、負責人的池建新，內心浮現更多的情緒，是擔憂。“一開始想的都是負面的，我第一個擔心很多畫面血腥度觀眾能不能承受得住。第二個，畢竟拍了那麼多患者，擔心有人會質疑你是不是在消費患者。我們光最後的知情同意書，專家採訪書，（就有）這麼厚一摞，全是確保法律上沒有任何問題，但播出的時候大家還是像驚弓之鳥一樣，擔心輿情出現。我就期待能順利播出就行了，做了三年（編者注：此處指從開拍起）挺辛苦的了，別最後出岔子。”
他的擔心一方面來自在央視製作紀錄片的多年經驗，另一方面，也來自他自己對於“手術兩百年”這個選題本身的情結——到播出前，《手術兩百年》其實已經在這位紀錄片“老兵”的腦海裡，以各種方式，預演了整整7年。
2012年5月底，池建新和他的團隊在《三聯生活週刊》網站上讀到了一篇名為《手術二百年》的文章，文章不長，但內容相當震撼。
這篇文章介紹道，2012年是《新英格蘭醫學雜誌》（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創刊200週年。作為壽禮，哈佛大學的阿圖·葛文德（Atul Gawande）在最新出版的雜誌上回顧了過去兩個世紀中發表在這本全世界歷史最悠久的醫學期刊上的外科手術案例及相關研究。
葛文德精心挑選的手術案例，和其引用的論文原句，拼湊出了過去的200年，現代醫學從矇昧和血腥殘酷的暗夜中走來的路。有的手術，簡直生動到讓人魂飛魄散，其中最極端的例子，就是19世紀初著名的英國外科醫生羅伯特·李斯頓一臺“死亡率300%”的手術。
在吸入式麻醉技術被發現和普遍應用之前，許多外科醫生都奉行屠夫式的閃電快手原則，這位羅伯特·李斯頓醫生最快能用25秒完成一例截肢手術，被稱作“李斯頓飛刀”。但也是這把飛刀，在另外一次截肢手術中不小心把助手的手指和患者的一部分生殖器切掉了，由於場面過於血腥，一名圍觀者當場心臟病發作死亡，患者和助手隨後也死於敗血症。也就是，一臺手術，死了三個人。
200年來，外科手術的成功率、專業性和安全性就是在這樣一次次血腥的嘗試和一個個生命的代價中提高到今天的水平的。
那麼，這場人類與疾病的漫長戰役，是否能以紀錄片的方式展現出來？
讀罷這篇文章，這個池建新腦海中長久以來存在的想法再次浮現，他立刻得出判斷——這個選題值得做，在國內大眾對醫學史、醫學人文感知較為薄弱的背景之下，這個選題更值得下苦功夫去做。
不能再等了，池建新隨後馬上擬出一版《手術兩百年》策劃案，交到頻道去立項。
一場9.4分神作背後的苦戰
可是，一刀百年。
兩百年醫學史，群星閃耀，線索盤錯，知識點浩瀚，這個項目的破題、推進的難度可想而知。後來，包括池建新、總導演陳子雋、各分集導演在內的主創團隊成員回溯這個項目時，不約而同說了同一個詞——“無知無畏”。
團隊成員沒有專業的醫學背景，這本就是一場向著未知領域和質疑眼光突進的苦戰。池建新提出的“放棄再現手法”，全本紀實拍攝的拍攝要求，又讓這個項目難上加難。
所謂“再現”，即“真實再現”，是紀錄片製作，特別是歷史題材紀錄片製作中的一種常用手法，是對某一特定人物過去的有意義經歷由本人或演員重新演示進行拍攝。簡單來說，就是讓演員拿著劇本，把歷史場景重新演一遍，去填充史實。
“歷史題材的片子不再現，很多人聽了會覺得，這不可能。因為從2000年左右到現在，國內歷史題材的紀錄片都是以再現為主。但這個項目我一開始就提出要求，絕對不允許再現，必須現實拍攝，我們（要拍的案例）有沒有博物館，有沒有講解員，（關鍵場景）有沒有遺蹟，（關鍵人物）有沒有後代？這就意味著我們必須跨國拍攝，必須找到國外相關的醫學史現存遺蹟。”
“從策劃到現在，六年，從開拍到播出，三年，那前三年我們在幹什麼？就是前期調研，挖掘史料，找醫學史的專家。”池建新回憶說。
為歷史題材尋找現實素材本就不易，更難的是，並非所有案例在此紀錄片中都適用，“我們選案例的一個核心原則，是這個案例能不能承載那個技術點。比如《打開心臟》，一開始的技術是什麼樣子，現在頂級技術能做到什麼程度，案例必須要典型，表現出這種對比。
即便現在在搜索引擎上搜索《手術兩百年》，多翻幾頁，你還能看到團隊在拍攝前調研階段四處拜訪醫學專家、觀摩手術、開研討會的新聞。後來，《手術兩百年》團隊總共走遍了12個國家、80餘家大學、醫院、博物館，採訪了50多位國際頂尖醫學專家，尋找鮮活並有足夠科學說服力的素材。
事實證明，正是“放棄再現”，成就觀眾所說的、該紀錄片的“國際感”。
另一個棘手的問題同時擺在團隊眼前，兩百年的龐雜史實和素材要如何破題、如何排列才能讓不從事醫學的人看得明白？《手術兩百年》開拍前的2015年，陳子雋找到了科普著作《心外傳奇》的作者李清晨。
用了一個春節，李清晨迅速梳理出了現在觀眾們看到的《手術兩百年》分集脈絡——第一集《理性之光》（解剖學）、第二集《手術基石》（止血、麻醉、消毒）、第三集《長驅直入》（腹腔）、第四集《攻入顱腔》（大腦）、第五集《打開心臟》、第六集《生死“器”約》（移植）、第七集《眾病之王》（癌症）和第八集《手術未來》，並交給攝製組近8萬字的文稿。
“這樣的破題方式，在縱向上，先建立了一個完整的手術兩百年的邏輯。有了解剖學，才有了現代醫學的基礎。解決了止血、麻醉、消毒問題，我們才能打開腹部，攻入人體的第一個禁區。然後是大腦、是心臟，是充滿異想天開的移植挑戰。但手術刀不是萬能的，接下來，我們用癌症來探討手術的邊界，每個人都要面對的生死。最後是總結、致敬、展望。”陳子雋在編輯手記中詳細闡述了分集的邏輯和用意。
不過製片人池建新告訴我們，一開始，他們野心更大，“最早報上去的是12集，無知者無畏，最後眼科、兒科都砍了。”
2016年，《手術兩百年》進入拍攝階段，苦戰繼續。相比拍攝國內外博物館、專家，進入手術室拍攝手術的部分需要團隊付出更多，除了精力、技術，更多的還有誠意和真心，因為，深入一場手術，就是參與一場生死。
“手術室沒有擺拍。全是真實的，真實意味著什麼？第一，你跟的手術醫生要同意你拍。第二，你不能干擾人家做手術，你不能說重來一下。人家幹8個小時，你就得盯8個小時。如何做到這些，這就是難度。”池建新說，團隊在拍攝過程中體現出的專業和誠意，讓很多醫生都成了他們的外聯。
對於團隊成員自己來說，這樣在生死之間的拍攝也是心靈上的巨大挑戰。分集導演褚金萍哭過無數次，在參加完其中一個拍攝嘉賓的遺體告別會後，她“哭了一整個下午”，2018年春節她舉起酒杯說的祝福是：“希望我拍攝過的嘉賓明年都好好的。”第七集《眾病之王》分集導演陳東，在結束拍攝後的半年，一直在做自己罹患癌症的噩夢……
2017年上半年，這番幾乎囊括了人類所有情緒和感受的拍攝結束了。池建新本以為後期工作會在此後的一年順利完成。“現在看，整整多了一年。為什麼？因為文本建設上面推倒的次數太多了，總導演要求也比較高一些，文本推倒了不知道多少次。最後大家都崩潰了。”不過，池建新馬上又補充說，“做紀錄片，做到最後都崩潰。”
不止是一部紀錄片
9.4分、“寶藏紀錄片”、“國際水準”、“以為是BBC拍的”……當《手術兩百年》搭配上這些關鍵詞成為10W+俱樂部的種子選手時，池建新在此片開播前的諸多擔憂終於可以放下，但是眼前的成績又讓他陷入了新一輪的沉思。
一是關於醫學科普本身。
“中國目前的醫學人文素養還是太薄弱了，比如，在西方，醫學的地位和物理學的地位是並列的，哥白尼跟維薩里（近代人體解剖學的創始人）是齊名的，但是傳入中國的時候，維薩里就被忽略了，這體現出我們從根上對醫學地位的弱化。中國進入醫學教育的時候，把醫學降低到術的層面，尤其談到手術，大家似乎只強調醫學的工具性，比較容易忽略科學性，更把它的哲學和人文屬性降低了。最後導致的惡果是現在我們的醫患關係出問題，這在制度層面上有原因，但是還有別的原因——人們對醫生的理解，醫生對病人的理解等等的基礎醫學人文修養不夠。不夠在於哪？在於教育，我們醫學人文科普教育是缺失的。”
池建新說，拍《手術兩百年》的時候，他就希望這個片子在這個方面的表達能做到理性與剋制，科學是結構、人文是皮囊，要嘗試以全人類的視角呈現醫生和患者的關係——我們是與疾病抗爭的隊友，而非對立面。
拍完《手術兩百年》，池建新認為這個目標完成了80%，真正要完成提升大家醫學人文素養的目標，路還太長。現在他最希望的是做一個專業的醫學博物館，讓國人能延續這種感受，身臨其境瞭解醫學。
另一個思考，是關於國產紀錄片的未來。
《手術兩百年》“計劃外”走紅之後，池建新和他的團隊開始覆盤，有哪些事他們做對了。
首先，就是當初“放棄再現”的判斷，“國際上的紀錄片，基本上都已經現實拍攝了，我們預計到現實拍攝也會是國內的新風潮，歷史紀錄片純再現，那已經是過去式了，不能用。現在的觀眾都是國際視野的，眼光很毒，所以你想要拍他們叫好的片子，就必須達到國際化。要不然沒戲。“
該片的“國際感”也來源於由中國愛樂樂團錄製的主題音樂、“舞臺表演式情景”、三維動畫、科學實驗等元素和技術的使用，這些也是這部紀錄片“踩準的點”。
其次，就是《手術兩百年》的傳播嘗試。《手術兩百年》從電視屏幕、雜誌、到微博短視頻，到“一條”等微信公眾號，再到豆瓣、B站傳播路徑，實現了受眾從醫療專業人士醫學生、到中產階級知識分子、再到更廣闊人群的層層“破壁”，其中一個關鍵轉折就在於團隊在該片播出同時，製作了將近30多個3-5分鐘的獨立短視頻在社交平臺投放。
幾個單條視頻逐個引爆，激起話題漩渦，而漩渦一旦轉起來，平臺和人群之間的孤島狀態很容易就被打破了。池建新認為，一個個孤島被打開的時候，就是一個IP形成的過程，因為這說明你已經具備相當高質量的核心用戶，他們在推進話題，加速破壁。“破壁越遠越好，你要能破到三層以上，那你可能是大IP了。“
這樣的製作經驗和“獨立產品”傳播嘗試，讓這個紀錄片老兵看到了未來國產紀錄片IP化、工業化、甚至看到盈利的方向。他希望所有這個片子中的“後知後覺”，能成為未來的前置驅動。
“紀錄片想IP化，那必須要工業化。所謂工業化就是利益要工業化，你要調研市場，操作流程上面也要工業化，你要卡點，《手術兩百年》其實在這個方面還沒有達到工業化的標準。它時間太長，沒有把修改的時間預留出來，包括素材的整理，有時候後期時間長是因為素材崩了，這些問題在大型的電影、娛樂節目的工業流程裡都是可以解決掉的問題，在紀錄片裡我們現在也要逐步地提上日程，尤其是進入4K拍攝以後，一定要逐步地工業化。“
有分集導演在編輯手記裡寫：“紀錄片這個行業除了窮點以外，沒啥缺點。”其實，這也是池建新眼中，國內紀錄片行業中存在的、可能會影響紀錄片質量和工業化的一個問題，“紀錄片這個東西，你要找到你穩定的贏利模式。如果說這事做成了以後，大家知道最後的盈利點在哪以後，做前端的事也就踏實了。現在我們做紀錄片前後沒有連接，那整個組就不是個產品邏輯了。”
用幾年時間艱苦打磨一部片子，再將它的命運交給電視熒幕，轉身投入下一場苦旅，對於池建新和他的團隊來說，這可能是過去數十年紀錄片工作的常態。
由此，我們可以說，《手術兩百年》是幸運的，這是在這個年輕人更愛看紀錄片的時機下，在健康和醫療話題時刻牽動的時代情緒中，適時出現的一款精品。
但通過《手術兩百年》和其團隊，我們也可以看到，這樣高品質紀錄片的走紅並非只憑運氣，中國的紀錄片創作人有這樣的策劃、拍攝和製作能力。同時，《手術兩百年》沉澱下的經驗和思考在未來也將有可能改變池建新、陳子雋們的工作常態，也改變我們看到國內紀錄片神作的頻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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