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將楊得志從一字不識到能寫報告,得益於這位大將文化教育抓得好

眾所周知,我軍很多高級將領出身“草根”,文化程度都不高,有的甚至參加革命後都不認識幾個字。開國上將、著名的“三楊”之一的楊得志就是這樣的一位高級將領。

上將楊得志從一字不識到能寫報告,得益於這位大將文化教育抓得好

不過,也有很少數高級將領是“秀才”出身,有著良好的文化功底。開國大將、著名的政工戰線卓越領導人譚政就是這樣的一位高級將領。

1931年1月,譚政任紅一軍團第一師政治部主任,後任師政委。與他搭檔的師長李聚奎,文化程度當時都很低。楊得志團長的文化起點是“一字不識”,當團長了,“寫個戰鬥情況報告都非常困難”。

針對紅軍廣大指戰員、包括紅一師很多領導幹部文化較低的實際,譚政政委號召和動員全師幹部戰士學習文化。作為最初跟隨毛澤東上井岡山,擔任過毛澤東第一任秘書,古田會議決議起草者的譚政,做起政治工作來頭頭是道。紅一師的文化教育在他的親自組織領導下開展得有聲有色、卓有成效。

譚政要求,戰鬥間隙,不管是指揮員還是戰鬥員,都要參加識字班活動。部隊行軍時,“識字條”貼在前面戰士的揹包上,跟在後面行軍的戰士,邊走邊識字。途中休息,戰士們互相提問,有的用木棒在地上練習寫字。部隊短期休整,各團都舉行識字測驗,評比成績,表彰先進。

上將楊得志從一字不識到能寫報告,得益於這位大將文化教育抓得好

部隊的這些學文化的活動,譚政也都寫進了每個月的政治工作報告中。在一份月終政治工作報告中,有這樣的一段文字:

“一團團長楊得志,以前一個字不識,現在能寫簡單報告了。還有些幹部從前一個字不認識,現在認識20字以上了。戰鬥員中還有二十分之一不識字的,識50字以上的佔百分之四十五”。

紅一師經過譚政政委大抓特抓文化教育,紅軍指戰員們的文化水平普遍得到了提高。開國上將楊得志就是最好的例子,他也是譚政抓文化教育的最大受益者。儘管楊得志的文化起點非常低,一字不識,但是經過革命大熔爐的淬火鍛鍊,經過譚政這些“老師”們的幫助教導,他的文化水平不斷提高,甚至與他的軍事實踐水平不斷提高相輔相成,他的軍事理論水平提高得很快。

上世紀五十年代,楊得志成了我軍在軍事學院招收的首批戰役系的學員,併兼任戰役系主任。

之後,楊得志擔任軍區司令員二十多年,是我軍任職軍區司令員最長時間的高級將領之一。

上世紀八十年代,楊得志擔任了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長。

從一字不識,到擔任解放軍的總參謀長,譚政大將鋪墊得好,楊得志上將的刻苦與神奇創造得好。

上將楊得志從一字不識到能寫報告,得益於這位大將文化教育抓得好

主要參考文獻:《譚政傳》《楊得志回憶錄》《開國大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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