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德不配位，必有災殃——《易經》
為了遏制明星們天價片酬之風，今年2月，廣電總局再度出擊，加大對明星片酬的管控，被稱為“限薪令”2.0版本。
其中有一條，是要求劇組限制演員片酬“全部演員總片酬不得超過總成本40％，主演不得超過總片酬70％。”
而這條條例，其實在2019年4月19日發佈的通知中就有過。
而這次多增加了一條“反對內容注水，電視劇網絡劇拍攝製作提倡不超過40集，鼓勵30集以內短劇創作。”
廣電總局這一做法的成效如何我們暫且不談，但它猶如一根繡花針，在不經意間觸痛了許多明星的神經，甚至有明星傳出了“罷演”的拍攝風波。
那麼，究竟是誰給了他們勇氣來反對廣電總局的這一紙敕令，換句話說，在臺前博弈的雙方，幕後都站著誰？
在討論這個問題之前，我們不妨先來看看2017年出爐的一份中國影視明星片酬收入排行榜TOP100。
圖源·香港《南華早報》2017年11月13日援引的一份數據
在排行榜中，榮登榜首的是我們熟悉的成龍大哥，相信大多數人對成龍的實力都沒有任何異議，Jackie Chan的名號放眼全球都是世界級的存在。
緊隨其後的第二、第三名是發哥和華仔，二位的演技是當之無愧的影帝級別，居高位顯得理所應當。
而後面，有我們公認的實力派演員，比如葛大爺葛優，“馬猴”姜文，也有演技忽高忽低的鄧超，也有吃瓜群眾很少有所耳聞的明星。
而真正激起民憤使得國家不得不大力整治的，其實是榜上的另一類人——演技差卻拿著天價報酬的流量小生。
之前，楊穎由於演技備受觀眾質疑，卻被爆出了8000萬天價片酬的收入。
一次，楊穎在接受採訪時，被問到關於片酬高這個問題時，她直言：“我值這個價。”
要說“流量明星”的自信，也不是憑空而來的，這背後的問題，得從一個叫喜多川的日本人說起。
01、流量小生，他們從何而來？
去年7月，有一個叫做喜多川的日本人去世了。
可能很多人都沒聽說過他的名字，但他開創的事業到現在還影響著大多數人的生活。因為“偶像藝人”這個職業就是他創造的。
早在1975年，從美國海歸回國的喜多川就在東京開創了一家娛樂公司，名為“傑尼斯事務所”。
不同於以往的娛樂公司，傑尼斯事務所的產品不是歌曲，影視等文化產品，而是一個新的概念——明星人設。
簡言之，就是通過一系列的訓練，生產包裝出目標受眾想要看到的明星形象，以達到“造星”的目的。
人，都是有窺私慾的。過去的娛樂明星往往只出作品，而不在公眾場合展現出自己生活上的一面，觀眾就會好奇他們私底下是什麼樣子的。
傑尼斯事務所正是利用人性的這一特點，獨創“偶像明星”，將他們如何學習，如何訓練，甚至如何生活，如何演出等方方面面展現給你看。
這就製造出了一種，“他們就在你身邊”的假象，讓你追星，讓你瘋狂，最後達到從你口袋裡掏錢的目的。
所以，對此時的“偶像明星”來說，音樂舞蹈等文化產品的提供成了次要，而人設的塑造成了主要。
因為圈內觀眾喜歡的是他這個人，他所演繹的任何文化娛樂都是附加品，只起到錦上添花的作用。
這就是為什麼現在的飯圈文化如此瘋狂，而我們吃瓜群眾卻大呼無腦的根本原因。
“偶像明星”是一個社會現象，但它的發展必須要有一定的經濟基礎，那就是一定程度的城市化進程。
在過去鄉村的熟人社會里，人與人之間知根知底，從事一些文娛活動時往往都是集體發動，過年擺“百家宴”就是最好的證據。
可後來在城市裡生活時，就變成了生人社會，人際關係變得複雜，人情事故也變得冷淡，與此同時劇增的是生活壓力，所以對“陪伴”的需求有所上升，對“成功”的渴望也比過去多了很多。
相對於男性群體，女性群體對這兩者的需求表現程度會更高，這也就解答了為什麼追星的大多以女性群體為主的原因。
“偶像明星”自傑尼斯事務所起，資本在嚐到了甜頭之後就開始瘋狂下水。根據社會發展進程從日本到韓國，再到中國臺灣，最後發展到中國內地，都遵循著上文敘述的這樣一個規律。
其中，不乏大家熟知的“小虎隊”。在那時，偶像明星的發展對社會而言還是正面影響居多。
然而時代在發展，上個世紀70年代的玩兒法顯然早已過時，資本需要新的模式以適應社會。
02、從“偶像明星”到“流量明星”
2002年，中國大陸開始實行新的《電影管理條例》，預示著國內影視行業開始對資本開放。
資本的天然使命是追求利潤，也就是錢生錢；那自然是看哪裡有錢賺就往哪裡投入。
面對當時13億人口的龐大市場，海外先進的影視賺錢模式不可避免的映入資本方眼簾，其中，“偶像明星”的資本運作方式也隨之進入中國大陸。
總的來說，資本進入影視行業是一件好事，因為他繁榮了市場也帶來了經濟文化的增長，但這個話題不在本文的討論範圍之內，因為我們著重探討資本對“偶像明星”的影響。
2004年，湖南衛視上演了一檔全新種類的綜藝節目《超級女聲》，開闢了國內選秀節目的先河。
而《星光大道》以及2003年的《非常6+1》的成功播出也為日後的飯圈文化的發展打下了群眾基礎。
尤其是《非常6+1》，它用六天的時間記錄一個普通人走上熒幕的全部過程，這正是日後資本打造“流量明星”中，“偶像出道”的關鍵一環——讓大眾知道成功的人就在你身邊。
在有了初步的觀眾基礎後，資本對“偶像明星”打入國內市場的信心越來越大，而此時的他們要做的就是等待，等待一個足以蛇吞象的契機。
這個契機，在2007年悄然到來。
2007年1月9日，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智能手機Iphone 由蘋果公司前首席執行官喬布斯發佈。這是一個改變世界的創造，因為它將真正的“信息時代”帶入到了全球的每個角落。
智能手機的出現使得互聯網資源的獲取成本大大降低，大量買不起PC電腦的普通人可以通過廉價的方式進入互聯網。與此同時帶來的是一個全新的產業崛起——信息產業。
經歷了早期APP市場無序的野蠻生長後，國內長視頻領域角逐出了三巨頭：騰訊，優酷，愛奇藝。
三家為了賺取更多的流量，不約而同地將目光轉到了“偶像明星”上，開始為爭取更多的流量瘋狂下注：
投資經紀人公司，挖掘具有潛力的素人，傾斜給他們最多的平臺資源，從綜藝到網絡劇，甚至院線大片，不遺餘力的捧紅他們，最終使他們“蛻變”成現代意義上的“流量明星”。
在這個時期，由於各大平臺間的競爭，就必然導致了“流量明星”們身價的水漲船高，其自帶的流量經濟屬性勢必會影響著整個影視行業。
因此，我們在2011年起，看到了一場演員片場費用及製作發行售價的大上漲。
而這，就是為什麼近年來越來越多的“流量明星”被開出“天價片酬”的真正原因，因為在這背後，存在的是資本博弈。
我們普通人能看到的是劇組製片人開出“天價片酬”，看不到的是資本哄抬市場價格，導致注水嚴重的娛樂產業。
可難道廣電總局看不出這些問題嗎？顯然不是。
03、正確引導，警惕價值觀的變色
自2001年中國加入WTO以來，一直履行著市場化的承諾。
在影視行業市場化之後，從臺前退居幕後的廣電總局不再下水直接參與影視行業的發展，而是試圖通過行政管理的法律手段，通過市場規律這兩隻手來進行宏觀調控。
正如上文所說，從“偶像明星”到“流量明星”的產業發展是社會的大勢所趨，無法禁絕，否則就是逆時代而行，必定會遭受時代的反噬。
所以廣電總局要做的就是積極引導，從而管控行業發展。可凡事都要有個頭，做任何事也要講究名正言順。
今年2月8日，一線抗疫的李蘭娟院士發表“給年輕一代樹立正確人生導向”的一席號召迅速成為輿論的焦點，矛頭直指娛樂圈“天價片酬”現象。
正是在這樣一個民輿大背景下，廣電總局便才順水推舟加大了“限薪令”的範圍。
是到了下猛藥的時候了，現在的娛樂資本吸引了太多的視線，翻翻微博上的熱搜，清一色的當紅明星各種花邊新聞，我們的社會真的沒必要弄得“戲子家事天下知”。
除了其本身因逐利性導致的行業不良風氣外，某些居心叵測的資本集團對青少年思想價值觀的扭曲也值得警醒。
今年1月，有媒體曝出“中國飯圈女孩給韓國偶像所在的服役部隊送慰問品”的新聞。
值得一提的是，這支被飯圈女孩贈送慰問品的韓國部隊番號為“猛虎團”，而它前身曾在朝鮮戰爭中被我中國人民志願軍全殲，著名的京劇《奇襲白虎團》就是以這支部隊為原型。
這要是被還健在的老兵聽到，會有多傷心啊。“薩德”事件還沒過多久吧？放在古代，這就叫做“資敵”。
我們不能全怪這些年紀尚小，還沒形成完整價值觀的女孩子。相反，站在她們背後，操縱她們的無良娛樂資本才是最其心可誅的存在。
資本猶如一把雙刃劍，用得好，它能推動社會經濟的健康發展；用得不好，它將顛覆現有的是非價值觀念。
必須動用國家行政及法律的力量，將其約束在一個無形的牢籠之中，為我所用卻不傷及自身。此次“限薪令”的本質，就是一場資本和國家力量的激烈碰撞。
我們作為吃瓜群眾，在看熱鬧的同時，一定得保持清醒，明白誰才是真正的為人民著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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