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3月20日，法國戛納國際電影節宣佈無法如期舉辦，至於最終是推遲還是取消仍未可知。70多年來，戛納電影節曾3度停辦。其中，1948年和1950年因財政困難停辦，1968年則是受“五月風暴”影響，被迫中斷。
一般認為，中國電影最早與戛納電影節有交集是在50年代中期。1955年，第八屆戛納電影節組委會為中國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組織了特別放映。而1956年，應戛納電影節邀請，著名導演蔡楚生帶隊的電影代表團前往法國交流。
其實，中國電影與戛納電影節的故事還可以追溯到更早。最遲至1949年初，戛納電影節便邀請中國電影參展，而且當時的國民黨政府也接受了邀請，並選定了參展影片。有趣的是，1949年第三屆的戛納電影節正是夾在1948年和1950年兩個停辦年度之間。在這個電影節再度停辦的歷史巧合點，本文試對當年這段中國電影與戛納電影節的往事稍作鉤沉。
未完成的電影節之旅
初創階段的戛納電影節，並不像今日這般聲名顯赫。無論是參展的國家範圍，還是影片的品質都還有提升的空間。據曾參觀過前兩屆電影節的國民黨政府駐法使館工作人員表示，電影節的影片“其中佳構固屬不少，但大多均屬平凡普通之出品”。可見今日電影界的盛世，也曾有過篳路藍縷的往事。
1949年初，戛納電影節（舊譯為法國國際電影演賽會）籌備會發函國民黨政府駐法使館，邀請中國參加當年9月舉行的電影節。國民黨政府外交部從駐法使館得到消息後，隨即行文內政部，函請其在國產影片中選擇若干適當影片送展電影節。
外交部的公文是4月2日發出的。許是內政部公文流轉效率低下；又或是彼時戰事吃緊，內政部事務繁多，無暇顧此；抑或是在等待法國方面正式請柬寄到。總之，外交部的公文發出數月間，內政部並無動靜。直到7月8日，內政部部長李漢魂才簽發訓令，令內政部電影檢查處馬上開具詳盡意見，並要求電檢處廣州辦事人員速速聯絡警政司，落實影片遴選工作。而此時，距離外交部來文已有三月有餘。
部長訓令一出，底下人自然得加速完成任務。7月11日，警政司司長鄭澤光親自主持專題會議，會同廣東省教育廳、廣州市教育局、廣州市社會局等單位商議遴選參展影片事宜。會上，一則明確了以藝術價值、民族特質、攝影技術、國語片為選片的四條標準；二則指定《國魂》《一江春水向東流》《假鳳虛凰》三部影片參加預選；三則決定其餘預選影片由各家電影公司自由申請。
《國魂》海報
《假鳳虛凰》海報
隨後，內政部便公告發布《國產影片參加國際電影演賽申請選定辦法》，向各大電影公司徵集影片，稱“凡技術精良，富有藝術價值，足以表現中華民族特色之國語影片，均得申請預選。”徵集時間從7月13日-21日，為期9天。
《國產影片參加國際電影節演賽申請選定辦法》
這些社會徵集而來的影片，在經過內政部核准參與預選後，還需要在廣州進行一輪播映，供審查人員進行審評打分。審查人員則分為專門人員和機關代表兩種，由內政部警政司、廣東省教育局、廣州市教育局以及廣州市社會局等單位出具人員名單。
最終結果於8月3日塵埃落定。經過審評，香港永華影業公司攝製的《國魂》一片以總分811分的最高分被選定為戛納國際電影節的送展影片。8月6日，內政部行文外交部，述明選片經過及選定影片，並函請外交部辦理後續送展事宜。同日，內政部也批覆永華影業公司，令其速與內政部電影檢查處和外交部對接送展事宜。至此，為期一月的影片遴選便畫下句號。
《國魂》劇照
永華影業公司總經理、創始人李祖永
但我們查閱當年戛納電影節的參展影片，卻並未找到《國魂》的蹤影。到底送展的過程中出了什麼事情，目前暫無史料可查，只能成為一宗懸案。不過以後見之明觀之，彼時國民黨政府忙於戰事，自顧不暇。在這樣緊張的局勢下，影片最終未能成功送展，倒也是不難理解。
在這裡，稍微插幾句閒話。1955年在戛納電影節特別放映的電影《梁山伯與祝英臺》，其導演桑弧正是《假鳳虛凰》的編劇。而1956年帶隊訪問戛納的蔡楚生則是《一江春水向東流》的導演。當年兩部落選影片的主創，以不同的方式成為中國電影與戛納電影節往來的先驅。反觀《國魂》一片，則徹底無緣戛納舞臺。歷史車輪的兜兜轉轉，也是有趣之極。
《一江春水向東流》
選片背後的意識形態
儘管最終參展並不成功，但從持續月餘的影片徵集、審評來看，彼時國民黨政府也算重視。而作為官方選定的代表，《國魂》一片到底有何過人之處，這背後又蘊含了何種意義？頗值得爬梳一番。
電影《國魂》改編自吳祖光在抗戰時創作的話劇《正氣歌》，講述了南宋末年文天祥抗擊北方元軍的歷史故事。影片由民國時期著名導演卜萬蒼執導，匯聚了當時紅極一時的劉瓊、袁美雲等近40位明星出演，於1948年9月、10月分別在香港、上海上映。
作為香港永華影業公司創立後拍攝的首部影片，《國魂》在醞釀之時便被定位為“場面宏偉的豪華巨片”。據編劇吳祖光回憶，當時永華影業之所以選中他的《正氣歌》為底本，正是由於這個劇本場景多、人物多，可以讓他們選用盡可能多的明星演員。除了“明星大會串”，《國魂》在製作上也不吝投入。據朱劍、汪朝光等學者研究，該片在攝製時使用了當時國內並不多見的高光度水銀燈、自動印片機，還有花17萬港元購買了可以進行內外景合成的背景放映機。據說當時國內僅此一臺，日本也僅有兩臺。
場面恢弘、製作精良，又是民族主義題材，看似這一切都與國民黨政府在遴選影片時所提出來的標準頗為吻合。但箇中玄機不僅於此。
《國魂》在上映後，市場表現不俗。在香港的首映禮，明星匯聚、中外名流雲集，場面十分熱鬧。在上海上映時，也是連場客滿。但在報章輿論中，卻是另一番光景。人物扁平，流於表面；佈局鬆散，詳略失當；導演手法呆板，鏡頭運用少變化；對話拘泥書面，動作有如“做戲”……時論的批評不一而足。除此之外，彼時知識青年更是對影片中所宣揚的封建主義忠君思想多有指摘。有趣的是，當原作《正氣歌》以相似主題在抗戰時期演出時，輿論多讚許其民族主義精神。然而此一時彼一時。正如時人在《哀》一文中指出的：“在抗戰已告結束，時代已向前跨上一步的社會所要求的主題已轉了方向的今日，仍抱著過時貨搬上銀幕並妄稱之為‘國魂’。這是意識上莫大的錯誤。”
《國魂》在香港首映
更值得玩味的是國民黨政府的態度。對於抗戰時期的《正氣歌》，國民黨政府是屢作刪檢。而《國魂》上映後，國民黨電影檢察機關則譽為三十年來未有之佳片。究其原因，同樣是時局變化。影片中宋元格局成為當時國共戰場的隱喻，而文天祥抗北的場景以及忠君精神恰好適應了國民黨政府維護統治的需求。據上海《益世報》記載，蔣介石在看完影片後，極為讚許，“飭屬加印拷貝30份，運至前線各地，以發揮先賢衛國精神，而振士氣。”於是乎，儘管電影《國魂》並無影射政治之心，但還是淪為了國民黨政府政治宣教的工具。
《益世報》報道
看到國民黨政府的態度之後，《國魂》被最終選定為戛納電影節的送展影片便不難理解了。對於當時國民黨政府而言，選片送展國際電影節大多抱有政治宣教之心。以同時期新西蘭坎特伯利省各國電影展覽的邀約為例，當時國民黨政府內政部的回覆稱：國內符合16釐米制式的影片“其內容亦皆劣低，不足用以宣揚我國文化”，故而建議外交部與教育部會商，教育部所辦的中國教育製片廠的影片中選片，既符合制式，又有教育意義。
其實，選片送展國際電影節，素來是國家輸出形象的問題，所考量的不僅是藝術層面，更是政治層面。彼時國民黨政府之所以選中《國魂》，也正是看重該片被賦予政治意涵的可能，哪怕當時對影片的藝術價值多有批評，仍舊將其作為對外文化的國家代表。而我們今日審視國際電影節的選片，也可在藝術之外再多上一重視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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