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即將迎來曙光，海外卻在急速惡化。到目前為止，海外新冠肺炎的累積確診病例、死亡病例均已超過中國境內，歐美國家似乎呈現“失控”之勢。讓很多中國人費解的不是海外疫情迅速擴散，而是歐美國家的防控方式：美國開始麻痺大意，瑞典早早繳械投降，英國居然讓”群體免疫“應對病毒。這種“佛系防控”不是視死如歸嗎？
今天，美聯儲將利率降到零，釋放7000億美元流動性。美聯儲和特朗普似乎對經濟衰退的擔心甚於疫情擴散。不過，對他國的批評已無法改變疫情快速全球化的趨勢。當下，真正需要考慮的是，國人付出瞭如此巨大的代價打這場疫情防控戰，接下來中國再也打不起“武漢保衛戰”，不能如此嚴防死守、長期消耗。若海外持續輸入病毒，中國怎麼辦？
歐美國家打的是消耗戰。預計，歐美國家控制疫情的時間，要遠比中國更長，感染人數會達到相當的規模。只要一個歐美國家持續擴散，全球就有感染風險，中國就有輸入性風險。如此，我們不得不考慮如何與新冠病毒“共存”（誰都不願意，但沒辦法）。
中國又不能採用美國模式，只能在現有防控基礎上進行調整：
第一，相互信任，減少指責，耐心等待。疫情最開始，歐美國家指責中國的防控措施。如今，疫情轉移到西方國家，中國反過來指責對方的防控措施。在經濟學裡，病毒傳染屬於外部性矛盾。歐美國家最終看到了中國控制了疫情，同時，中國也要相信，歐美國家可以控制疫情。如今，日本、韓國、新加坡度過了爆發期，他們的防控措施未必一定失控。另外，歐美國家發達的醫療技術，不僅有助於他們控制疫情，同時也在困難時期給予了我們巨大的幫助，比如瑞德西韋、3M公司。。如今，與其指責他國，不如提供適當的援助。助人等於助己，海外儘快控制疫情，中國也儘早解脫。
第二，完善公共衛生體系，鼓勵疫苗及特效藥研發。公共衛生及醫療技術，是與新冠病毒打持久戰、消耗戰的關鍵。如果我們有疫苗、特效藥，或者公共衛生體系健全，就不需要以舉國之力打殲滅戰，付出的代價也會更小一些。
第三，向市場讓利，放水養魚。受海外疫情衝擊，中國經濟恢復可能比預期更緩慢。為了應對經濟下行，政府推出一系列措施，包括定向降準降息、減稅收免社保、免高速費以及33萬億大基建項目。但是，大基建、強刺激並不是好的選項。強刺激可能刺破經濟泡沫，引發財富分配不公，破壞市場競爭機制。相反，政府及國企向市場及時、持續、大規模讓利是關鍵，具體措施包括延長免稅、免社保、免利息的時間；通過政府貼息及擔保的方式，向中小企業提供免息、低息貸款。同時，加大對教育、新基建（公共用品）等的投入。
第四，提升國家治理水平，學會與新冠“共存”。中國高層說，這次疫情防控，是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面臨的一次大考。如今，不管疫苗何時出來，我們都不得不面對一個現實問題：殲滅戰剛結束，消耗戰又將開啟。雖然新冠疫情在中國不僅僅是市場風險問題，更是國家安全問題。但是，如今主要的風險是輸入型病例，這其實就是全球化市場風險問題。在全球化時代，資本、人才、商品與病毒高速流通，機會與風險並存，我們不得不學會與風險長期共存，即與全球化市場中的病毒風險、金融風險、交通風險等共存。打個比方，你是一位老司機，沒有出過任何交通事故。但是，“馬路殺手”還是撞上了你。雖然你無責，但是你卻承擔了外部性風險。兜了一圈，最終還是回到了經濟賬本這個問題：如何探索一種適應於全球化市場的國家治理模式。與病毒長期作戰，與全球化市場風險共存，需要激發每個個人、企業、家庭、社區及政府的創造力。激發創造力的前提是明確和保護每個人的權責利，允許每個人根據自己的經濟賬本行事。
具體做法是，“減壓不減責”。中國需要採取持續的出入境管控措施，嚴控輸入型病例，同時合理降低國內防控級別。但是，由於地方官員壓力很大，不敢解除不必要的防禦政策。所以，這時要給地方政府“減壓”，但是不能“減責”。怎麼做到呢？
當然，這麼做只是有限的調整，暫時的應對之策。若從長遠角度來看，中國要應對全球化的金融風險、各種不確定的病毒風險，需要建立一個權責明晰、保護個體、激勵創造的制度，即一種包容無數小個體、大市場、大社會、高效政府的國家治理模式人類活動，終究是一場集體冒險的旅行。新冠病毒給人類出了一道如何集體行動的大考題。科學的國家治理，則是一種平衡藝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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