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然亭是我兒時常去的公園，雖不如北海、景山摸得熟悉，但到底也是親近的。建國以來它經歷過許多次重建，但或是基因使然，那股子落落寡合的士大夫氣質倒還留著些。
如今的陶然亭坐擁天下名亭的復刻，自家面目反而日漸泯沒了——尤其是對於近二三十年的今雨而言，它除了一座高高的雪山滑梯可作個尷尬的記認，餘景早已模糊在了過往歲月中。於是及至我在《飛狐外傳》中見金庸說陶然亭“四下裡白茫茫的一片，都是蘆葦，西風一吹，蘆絮飛舞，有如下雪”時，便很有些空落落的茫然——這片葦子如今已盡數換種了新荷，當年“水近萬蘆吹絮亂，天空一雁比人輕”的景色，早就不在了。
金庸是南人，對北京許多景色實則並不太熟，其風物描寫大多來自於對前人筆記的化用，故倘當地實地去尋，便不免偶有似是而非之感——譬如胡斐攜程靈素去赴紅花會群雄之約時，便顯然弄混了陶然亭和其西首的慈悲庵，遂言陶然亭乃一尼庵，內供觀音大士。但好在錯有錯著，二者相去不遠，都在湖心島的錦秋墩上，故而陳家洛一吟起墓銘，胡斐也便聽到了。
金庸或者很喜歡這段銘文，曾先後讓陳家洛在《書劍恩仇錄》和《飛狐外傳》中兩次吟寫，且每誦時必引人淚下，結果帶動著剛剛失戀的胡斐聽了也“不禁悲從中來，便想大哭一場”。
香冢本是文人很偏愛的一段公案，不獨金庸，瓊瑤在《還珠格格》的小說中也曾不客氣地取用——為其“香”字，自《滿清外史》以來屢經文人加工，到民國便漸教演化成了香妃墓。
為了這演化的順理成章，人們將碑上的“煙痕”改為了看似更加貼合的“香魂”（金庸所取也是改本），舊碑雖在，也便全當看不見了。更後來建國後趕上一場真的浩劫，連碑也被砸掉，便真成了死無對證之事。
隨著香妃墓的考古發掘，香妃之說早成無稽，然而縱使排除《滿清外史》的小說家言，大多筆記中的香冢依然是情冢。
民國刊印的《骨董瑣記》說它“無姓名題署，或雲悼曲妓茜雲。予讀《越縵堂日記》，乃知丹陽張春陔御史盛藻所作。張光緒初官溫州知府”，揭開香冢主人身份的同時也貼心地標記了來處——晚清李慈銘確曾在《越縵堂日記》中先後二次說起此冢，其中又以咸豐十一年辛酉九月初九的一條將情景交代得較為清楚：“詣陶然亭，寺寂亭孤，寺後數武有邱隆起，上有亭屋，亭前有小墳，墳有碑曰香冢，碑陰有銘及絕句一首，詞致悽婉，不具名氏。亭額曰襲光亭。亭後屋祀花神，詢之守亭老嫗，雲此冢為楚中一侍御曰張囗囗者，有寵姬歿，火之而宅其骨於此，併為築亭蓋祠焉”。從文字中我們能看出，香冢是立於一座名叫襲光的亭子之前的，其後又有花神祠。冢上有碑，碑陰面刻有銘文和一首絕句。而更重要的還是，立香冢的人姓張，是一名御史。
從數年後日記中的“張御史盛藻，風流自命，嘗作香冢於陶然亭後，近以養親將歸”可知，在這幾年間，李慈銘已和香冢的主人有了來往——那“張囗囗”便是翰林張盛藻，此香冢原是他為一位名叫茜雲的女子所立，只這女子是曲妓，或寵妾，尚未知其實。
香冢和其側畔的鸚鵡冢都曾在1952年擴湖時被掘開，時人稱掘地三米餘，地下全無一物。代入想來，寵姬既死，不擇棺土葬已是奇怪——縱有原因定要火葬，也總該有個火葬罐來收殮骨灰，而不是將骨灰直接撒入土中，任它在蛇蟲齧咬中化去罷。
我為此偶生好奇，便特地去查了查這位張御史，想找出幾分端倪。
張盛藻是湖北人，與曾國藩或是進士同科，二人一直保持著不錯的交情。在近代史上，張盛藻雖然不算大多讀者的熟人，但也是留下過名字的，只是——說不上很正面。
同治六年（1867），也就是李慈銘筆記中說他要養親將歸那一年，張盛藻上折反對科考正途人員學天文、算學以及輪船、洋論製造等西方科學技術，斥以為“機巧之事”。他認為“臣民之強，則惟氣節一端”，希望分科並舉，不願科考“正途”之人被以天文、算學相繩，又教“升途、銀錢”所誘。
話雖亦無大錯，但正趕在朝廷力排眾議準備興辦同文館的當口，實則加重了許多士子報名的猶豫。年輕的同治帝為此大為惱火，當日便予駁回：“朝廷設立同文館，取用正選學習，原以天文、算學為儒者當知，不得國為機巧”。然而，事態並未在這場懸殊的角力中迅速勒馬，這封摺子被駁不久，論戰升級，倭仁、徐桐、李鴻藻等人紛紛上折，推起了洋務運動推行後的第一場大辯論，也最終導致同文館的興辦沒能順利地延續下去——在後來者書寫的近代史中，因這率先發難，張盛藻被牢牢打上了保守派的烙印。
據我在一些文字縫裡找到的散憶來看，張盛藻其實並不是個腐儒。他對術算有過很濃厚的興趣，還曾手製黃楊計籌，能算立方、平方，以一籌作二籌之用。觀其奏摺，其態度也不過是留供討論，立場雖偏謹慎，卻也比倭仁等人要客觀得多。
但沒有人記得這些。
塵埃落定後，將這樣一個小人物置於史冊中，顯然臉譜化是最經濟的做法——歷史洪流奔卷之下，史筆只能穩住舵頭，隨浪前趨，他們哪裡來得及辨認每一塊礁石的真實形態。
這次上書被斥給了張盛藻很大的打擊，催得這位已年近半百的言官起了回鄉的念頭——這即是李慈銘所謂的“以養親將歸”了，而跟著李慈銘把目光投回陶然亭時，我卻注意到了另一件事。
晚清孫橒《餘墨偶談》在光緒辛巳年（1881）也曾寫起香冢，在他的說法中：“京師城南陶然亭……旁有香冢一，嬰武冢一，為張春陔給諫所遺。聞寺僧雲：香冢系張公詩文、諫草，雜以所收桃李落英，痛哭瘞此”。
不過十餘年後，茜雲的故事已被隱去，香冢中所埋者也成了詩文和諫草，但此番吸引了我關注的是，李慈銘第一次去時已將周遭景物描述甚詳，卻對旁邊尚有個鸚鵡冢隻字未提，而及至孫橒去時，亭畔則已成了雙冢並在之勢——這是否說明二冢並非立於同時，而是在李慈銘和孫橒的兩次來訪間自有其先後呢？考慮到同治六年張盛藻上書風波後便離京乞養，而李慈銘在日記中雖再次提到張盛藻，但仍未言及旁冢，故而我猜測這鸚鵡冢或許立於他決意返鄉後，與徹底離京前的這段時間裡。
張盛藻這次離京後再也不曾返還，為此，他頗有儀式感地寫了八首詩，橐筆、載書、攜琴、囊石、典衣、賣車、別竹、待柳……取的取，舍的舍，對其京中愛物多有交代，但唯沒有提過他十年來最珍視的心血：詩文和諫草。帶著好奇和不甘，在這一段盛大的告別儀式後，我重新把目光投向了陶然亭。
據記載，鸚鵡冢的背面也有一小段銘文：“文兮禍所伏，慧兮禍所生。嗚呼作賦傷正平”，此前更有一段拉拉雜雜的文字，略說“鸚鵡皎然如白雪，甚明慧，為狸奴所劫”云云。然而這一銘一文間，實是互有矛盾的——既說皎如白雪，可見毛羽並無紋彩，又何來所謂“文兮禍所伏”一說呢？我以為或者並非張盛藻沒有注意，而是因“素衣化為緇”和“文兮禍所伏”兩個表達都不想放棄，所以故意留下破綻，以待我這樣心血來潮的來者。
結合禰衡《鸚鵡賦》中“期守死以報德，甘盡辭以效愚”和“心懷歸而弗果，德怨毒於一隅”的忠與怨兩廂交揉，我們似乎可以推想：這個來自湖北的官員手中拿著自己在京近三十年的文稿南湖畔，悽然看著香冢之外的滿汀蘆葦，驟然想起了家鄉武昌的鸚鵡洲，遂起了立一鸚鵡冢的念頭。
鸚鵡與禰衡是一對幾乎被用熟了的搭配，幾乎所有的懷才不遇的思歸，都可以託身於是。為此我疑心，其實鸚鵡冢才是張盛藻痛哭而瘞“詩文、諫草”的所在（有位自號為劍舞山中人的詩人曾在贈張盛藻詩中有“一朝諫草盡焚棄”的句子，亦可為一旁證。倘諫草是焚後而埋，死灰入土，也就難怪百年後開掘時不見一物了）。而二十年後，人地皆非，下一代的寺僧混淆了兩碑的來歷，便將鸚鵡冢的故事安到了早年間的香冢頭上。
就此，我們似乎也可以解釋為何鸚鵡冢的銘文前要強加一段自相矛盾的鸚鵡的生平：在已經觸怒了恭親王一脈的尷尬時間裡，不知有多少人盯著他的舉動。倘把怨意寫得太明，當是更要招罪的——於是為了這一腔不吐不快的不平，張御史只好編出了一段鸚鵡被貓吃了的故事，委婉卻堅決地留下自己崇高的憤悶，以造冢之名勒石銘文，並期它不朽。
乍見拓片時我便覺情緒沉重——細看下來，或是因為隸題“鸚鵡冢”三字間“嬰”字中兩個“貝”之下的一撇一捺，均是直墜墜下，不稍見曲轉，如兩個目字底端拖出的紅淚。
這樣構字，或也能看出題碑者當時的情緒。
此節辨明後，我們便可迴歸到香冢來。
張盛藻特地把埋葬了自己全部仕途寄託的鸚鵡冢立在香冢側畔，隱成並峙，我想該不全為了地方熟悉，探訪方便（畢竟他很快就要離京，也不打算再回來了）。原因更多或在於，香冢本也是張盛藻出於對家國憂患、忠臣不遇的一點寄託而立——只是斯時他還沒有太多地親身經歷官場的傾軋，故而尚有餘力風雅罷了。
說到這裡，我們且要先回到文本去——其實這段銘文的下字並不艱澀，表意也未加掩映。拋舍掉男女情怨這點無聊的願心後，在大多對文言語系相對熟悉的人看來，其真實的指向本是呼之欲出的。
“浩浩愁，茫茫劫。短歌終，明月缺。鬱郁佳城，中有碧血。碧亦有時盡，血亦有時滅。一縷煙痕無斷絕。是耶非耶，化為蝴蝶。”
曰愁曰劫者，實就音韻用互文，是謂浩劫之下，來日之愁茫茫不盡——這是咸豐一代士人共有的傷感。參看下句短歌明月不難知曉，此愁影的是《短歌行》中“明明如月，何時可掇。憂從中來，不可斷絕”，更明確了是憂國事之言。
佳城即是墓穴，而碧血者，則自指的是“萇弘死於蜀，藏其血三年而化為碧”了。忠臣蒙冤，血能化碧，這是周代以來常見的玉石崇拜：聲伯的眼淚可以變成瓊瑰，萇弘的骨血自然也可以變為玉石——金庸雖在小說裡模糊掉了碧血的真實含義，卻還是保留下了一塊碧玉、一泓鮮血的搭配。忠成碧，凡為血，如花如葉。碧血同穴，色彩固是光豔，更緣此碧，我們方能從後句的“煙痕”中，找到“藍田日暖玉生煙”式的瀰漫和勾連。
戴叔倫說，“藍田日暖，良玉生煙，可望而不可置於眉睫前”。玉以煙化，雖盡不朽，“一縷煙痕無斷絕”，則已是生死以外的望氣之說了（“是耶非耶”取自漢武帝為李夫人招魂歌，亦是駕凌死生意），及此有化蝴蝶語，乃知此化蝶絕非後世所謂的“香妃娘娘變成蝴蝶飛走了”，而是莊生夢蝶，蝶夢莊生的二元世界迴環——這也是張盛藻給不遇忠臣的一點慰藉。
如李慈銘日記所言，隸書所撰銘文後尚有行書絕句一首：“飄零風雨可憐生，香夢迷離綠滿汀，落盡夭桃與穠李，不堪重讀瘞花銘。"搖曳恍惚，刻意傷春，倒與銘文的忠血化碧，解蛻迴環又有不同——“香夢迷離綠滿汀”令人想起姜白石的“滿汀芳草不成歸，日暮；更移舟，向甚處”來，推至前句“金陵路、鶯吟燕舞。算潮水、知人最苦”，便也有了幾分家國之意。“瘞花銘”句倒是有些傷春情味，但既言“夭桃與穠李”，則詩人所哀者顯然並非一人，倒是恍有幾分萬豔同悲的冥茫。
倘我們說銘文取法義山，這首小詩則彷彿有幾分致敬屈子的意思，幾可與譚嗣同《畫蘭》相參閱讀，只是乍看之下覺得尾句小氣了些，將前三句的浩蕩重愁驅趕到了一場傷春悲秋的眼淚裡，包袱抖空，就不免稍覺無味了。
連戰的祖父連橫二次革命後曾自臺來陸，經過錦秋墩時寫下了這樣一首詩：“憔悴城南白日昏，踏青又上錦秋墩。三年碧化萇弘血，一夜紅啼杜宇魂。從古文人多狡獪，只今士女慟溫存。蘼蕪欲採還誰贈，手擷寒香拭淚痕。”
半吞半吐，但也已點明瞭香冢銘文的碧血之指。自“一夜紅啼杜宇魂”不難看出，他如我般也找到了銘文裡李商隱《錦瑟》的影子，並假“望帝春心託杜鵑”一句的意象更分明地點出了亡國之音，和不如歸去之意——究竟民初的家國壓力較之清末只有更甚。從“只今士女慟溫存"不難看出，連橫亦已聽過香冢的愛情傳說附會，故而看罷碑文後下以“文人多狡獪”之考語，隱有異代解人之自得——在他看來，這碑之所以被後人誤認為是愛情見證，原作者也並非沒有責任，而甚至可能更有一些主動引導，以為避禍的意思。
香草美人，臣子的忠忱與委屈，終古本便是出於此脈。
咸豐朝時，張盛藻還只是初入官場、久久不能升遷的青年小吏。他在戶部農曹任上兢兢業業等待機會的十年間，清朝政府卻經歷了近世以來最慘痛的折辱。太平天國、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皇帝西狩而終崩於行宮……對一個心懷家國的士人來說，每一樁都足以令他感受到極強烈的窒息感。
這段時日裡，如大多不得志的漢族文人一樣，張盛藻鎮日在宣南文酒遊歷，而陶然亭作為郊野公園，便成了他最熟慣的去處。
離京後他有《懷陶然亭》詩：“咫尺城南路，高臺俯綠汀。簾粘芳草碧，杯落遠山青。選勝招裙屐，懷香認篆銘。孤舟風雨夜，飛夢到江亭。”其中“綠汀”之說，與香冢碑後詩中“香夢迷離綠滿汀”可為參看不提，而更值得玩味的倒是“懷香認篆銘”一句。李易安有“篆香燒盡，日影下簾鉤”句，篆香本是古時香道常用之法（唐宋人將香料做成篆文形狀，點其一端，依香上的篆形印記，燒盡計時為用）。香與篆本有繚繞通相自不必言，而張盛藻在懷念陶然亭的詩中特取“香篆”一說，則頗有暗指碑上篆文所書的“香冢”二字，為其立碑之事“處處志之”，以求後世可“尋向所志”了。
與鐵面御史的形象不符，張盛藻其實是個多愁善感的人，對才子佳人類的小說、戲劇都頗有興趣。他常去琉璃廠書肆淘書，一見所愛便欣然忘食。魯迅先生就曾收得一本他收藏的《梅花夢》（“同治三年冬十二月廿一日從琉璃廠肆破書攤上購得”），見識了一回這位御史的綺念柔腸。
就因這點對愛慾情愁的痴心，張盛藻無意間在舊書保傳一道立一大功——這樁故事則與《紅樓夢》相關。
咸豐年間某日，他在琉璃廠見到了養餘精舍刊行、王希廉批註的《石頭記評贊》，愛不釋手。斯時生計窘迫，他實無錢購買，便只好百般求懇，手抄自留（“索從燕市，詫為未見之書；購乏齊金，願下阿難之拜”）——《石頭記》前八十回單文字便有近七十萬，況復有王氏那許多夾註，縱使有抄書人幫忙，這也是一件極大的工程。後來，這版《石頭記》悉數毀於兵隳，再難找到原刊，而幸得他抄錄，三大紅批中的王希廉本方才得以繼續流傳——這實是紅樓版本史上的一段大功德。
有人傳言他在手抄過程中參與了對《紅樓夢》的一部分再創作，但無論是否有添刪，張御史是紅樓粉則已是毋庸置疑的事。這版由張盛藻手抄而復刊的《石頭記評贊》序言中，朋友沈鍠對他曾有“春陔（張盛藻字）侍御嗜古如朐，愛香成癖”的考語，而從“愛香成癖”的斷語切入《紅樓夢》，再參想香冢和銘文後七絕中的“不堪重讀瘞花銘”，我們便不難想起“埋香冢飛燕泣殘紅”的段落了。
《瘞花銘》傳為庾信所作，宋時仍有存篇（吳文英有“聽風聽雨過清明。愁草瘞花銘”句），但及至清時已散失不傳。人常謂黛玉葬花，即取意於此說，蔡義江便早曾點出：“《瘞花銘》換一個詞就是《葬花吟》”。於是帶著《葬花吟》回到香冢我們便不難看到，張盛藻碑上七絕中的“落盡夭桃與穠李”原是取自“不管桃飄與李飛”，而多年後在香冢之側又加鸚鵡冢，隱隱然也可見“昨宵庭外悲歌發，知是花魂與鳥魂。花魂鳥魂總難留，鳥自無言花自羞”的映帶牽連——倘讀者能更想到後句“願奴脅下生雙翼，隨花飛落天盡頭”，我們便可推揣，立好鸚鵡冢後，他心中便已堅定去意了。
紅樓素有晴為黛影的說法，香冢名取自黛玉葬花，但細看來，建構排布中也隱隱有《芙蓉女兒誄》的影子。
依李慈銘的說法，香冢後有屋專祀花神，而“上帝垂旌，花宮待詔，生儕蘭蕙，死轄芙蓉”，紅樓中唯一一個死封花神的女兒，也正是那個“壽夭多因毀謗生”的忠僕晴雯。而寶玉誄文中更有“仙雲既散，芳趾難尋。洲迷聚窟，何來卻死之香”句——香冢與汀州，就中原是早有結合。
由此我突然想到了那個情冢傳說裡被多方引用的“茜雲”姑娘。
倘張盛藻確然是為忠臣不遇、家國大劫而起了悼紅葬春的心思，方才仿《紅樓夢》黛玉葬花、寶玉悼晴般立了香冢，那他又是出於什麼想法方要向看守亭屋的老太太編出一位寵姬“茜雲”呢？
帶著這種好奇，我順手比對了紅樓夢的幾種版本，倒發現了一樁有意思的抄誤——在楊藏本中，寶玉身邊的大丫鬟“茜雪”便是被寫作了“茜雲”的。
這是紅樓裡一位著墨甚少，卻後有大用的人物。在如今通傳的紅樓夢裡，我們只能看到她被李嬤嬤一盞楓露茶牽連，給攆了出去，便再無後話——只茜雪人品口碑都好，及至數十回不見，鴛鴦平兒說體己話還偶爾提起她來。
脂批風行後，讀者們倒大半已知道了茜雪後面的故事：賈家樹倒，寶玉流落獄神廟中，只茜雪和已嫁的襲人、小紅三人前去探慰（“茜雪至獄神廟方呈正文，襲正文標目曰‘花襲人有始有終’，餘隻見有一次謄清時，與獄神廟慰寶玉等五六稿，被借閱者迷失，嘆嘆！”），或還尚有一大段獨角正戲，只是散失不見了。
但無論在獄神廟後又發生了什麼，有此批註，我們倒足知茜雪是個不計前嫌，以忠報怨的人物了。
我遂猜測，張盛藻因家國之憂立此香冢，或就在他抄錄完紅樓夢不久。而冢中所瘞，也不外是桃李花瓣（因此掘開後亦無物），只是不喪而冢，本非當例，他又不願為此對世人明言，便託以《紅樓》中一名冷僻卻忠心而有後福的丫鬟名目編造了個寵妾的名目，也算是替寶玉給茜雪留了一個交代。
離開北京，張盛藻寄情山水，攜子行遊，不再理會政事，只“摭拾稗史”，整理舊書，看似十分優容。教育子侄時，他也不再以忠君為首任，只命後輩“讀書識字循規矩，培養心田自發生”，鼓勵自主思考，不做剪裁約束，倒頗有些現代教育的影子。
又數十年後，張盛藻家的後人張承槱參與了武昌起義，推翻了清政府，而上海光復後，更被推舉為北伐軍總司令兼敢死隊總司令，雖立場已與祖輩不同，卻長出了更硬的骨頭。
那些風花雪月的感傷，懷才不遇的憤懣，來日大難的憂懼，已被盡數隨著二冢留在了陶然亭畔。
一代代文人賴其以吟賞，生髮，獵奇，也有意無意地參與著對其的扭曲和異化，而最初的那個人，便在這樣的多維折射裡漸漸淡去，終於不辨行跡。
是耶非耶，化為蝴蝶，這，或也是香冢最好的歸宿。
附：香冢相關記錄：
《骨董瑣記》卷七“陶然亭香冢”條雲：“無姓名題署，或雲悼曲妓茜雲。予讀《越縵堂日記》，乃知丹陽張春陔御史盛藻所作。張光緒初，官溫州知府。”
張次溪《宣南香冢考》雲：“晚清詩人多詠之，時流更立異說，謂某生屢應京兆試不第，憤而絕意仕進，瘞其試稿於此。或雲明季俠妓葬此，又謂曲妓蒨雲埋骨處。而吾鄉馬小進，更作《香妃記》，謂是回妃之冢，莫衷一是。近讀《越縵堂日記》，乃知實張御史盛藻所築也。越縵老人親接其人，所言當可徵信。”
李慈銘《越縵堂日記》咸豐十一年辛酉九月初九日雲：“詣陶然亭，寺寂亭孤，寺後數武，有邱隆起，上有亭屋，亭前有小墳，墳有碑曰香冢，碑陰有銘及絕句一首，詞致悽婉，不具名氏。亭額曰襲光亭。亭後屋祀花神，詢之守亭老嫗，雲此冢為楚中一侍御曰張囗囗者，有寵姬歿，火之而宅其骨於此，併為築亭蓋祠焉。”
又同治三年甲子十一月十六日雲：“張御史盛藻，風流自命，嘗作香冢於陶然亭後，近以養親將歸，賦古詩八首，求餘贈言。”
孫橒《餘墨偶談》初集卷一“香冢、嬰武冢”條：“京師城南陶然亭，……旁有香冢一，嬰武冢一，為張春陔給諫所遺。聞寺僧雲：香冢系張公詩文、諫草，雜以所收桃李落英，痛哭瘞此。”
龐檗子《抱香簃隨筆》雲：“京師陶然亭西北，叢蘆亂葦中，有土一堆，土人名曰香冢。冢側立一碑，碑銘凡四十五字，不紀年月日，不署撰者姓名，並不志冢中人也。銘云云。又詩云：‘飄零風雨可憐生，芳草迷離綠滿汀。開盡夭桃又穠李，不堪重讀瘞花銘。’相傳一士人暱歌妓名蒨雲者，欲納之未果，有大腹賈以千金強聘，妓不從，自刎死，士人為瘞之於此。又有謂某生屢試京兆不第，憤而埋其平生所作文，銘詞蓋自悼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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