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9歲遭遇15歲男孩性侵後,她把經歷寫成小說

越來越多性侵受害者敢於跳出外界的成見,直面經歷,反抗性暴力行為。華裔作家李懷瑜也是其中一位,但她的經歷顯得有點特殊,對方是個未成年人。

29歲遭遇15歲男孩性侵後,她把經歷寫成小說

12月18日,伊藤詩織訴山口敬之性侵案在東京判決,伊藤詩織勝訴。

實際上,越來越多性侵受害者敢於跳出外界的成見,直面經歷,反抗性暴力行為。華裔作家李懷瑜也是其中一位,但她的經歷顯得有點特殊,對方是個未成年人。

她在29歲的一次獨自遠足中,被一名看上去並無攻擊性的15歲男孩尾隨、毆打併強姦。

事後她強迫自己冷靜下來,報警、去醫院尋求緊急措施,進行司法程序。以及,動筆寫小說。和同類型題材不同的是,她不僅寫了受害者,還詳細描述來了性侵者的童年、家庭和犯罪前後的心理活動。

她走訪了加害者生活的社區,旁聽了大量強姦案庭審。拋開憤怒和創傷,李懷瑜想要探究到底是什麼讓一位15歲少年走上了性犯罪的道路——然後理解他,逾越他,預防他。

29歲遭遇15歲男孩性侵後,她把經歷寫成小說

自哈佛大學畢業後,李懷瑜成為了小有名氣的社會活動家,同時也是一名戶外運動老手。對於獨自遠足可能出現的意外,她做過很多假設和防護措施。但被一名未成年人強姦,顯然超出了她的防身自衛準備。


4年前,日本記者伊藤詩織與資深媒體人山口敬之吃飯時失去意識,隨後被強姦。伊藤詩織向法院提起訴訟後,山口敬之以對方侵害名譽權為由,反訴並要求賠償。經過漫長的等待,她終於等來了司法的正義。

那天,不知什麼時候,一位男孩出現在她身後。青少年總是有時間到處遊蕩,她沒有戒備。然而,兩人的距離越來越近,“砰”地一下,男孩像獵豹似的撲上來,一陣毆打。

“她剛被強姦了。她從沒想過她用得到這個詞,從沒想過這適用於她身上一輩子。”在她根據自身經歷寫就的《生命暗章》中,這是主人公薇安腦中揮之不去的念頭。

現實中也是一樣,懷著強烈的孤獨感,李懷瑜開始艱難的訴訟之路。她一邊忍受著PTSD(創傷後應激障礙)帶來的焦慮和抑鬱情緒,一邊抱著必勝的信念準備庭審。

這期間,辯方律師多次以她年齡過大,渡溪水時脫下鞋襪為理由,試圖合理化少年犯的性侵行為,對方甚至指出是她勾引了加害者。

作為一名美籍華人,她在尋求正義的過程中,遭受了由於種族差異和性別成見帶來的各種衝突。最難受的時候,她害怕看到陌生男性的面孔,連出門買瓶牛奶都成了不可能完成的任務。在此前,良好的教育和勤懇的工作讓她擁有了體面的中產生活。一場性侵,一切清零。

開庭前最後一刻,那位少年犯認罪了。據說這是性侵犯的慣常選擇,他們心懷僥倖期待受害者在開庭前迫於輿論壓力放棄法庭程序。

事情發生後的第四年,李懷瑜才重新開始遠足。第五年,經歷了無數次的崩潰大哭和破碎時刻,李懷瑜完成了小說《生命暗章》。

29歲遭遇15歲男孩性侵後,她把經歷寫成小說

後來,李懷瑜認識了一位男士,沒有隱瞞經歷的情況下兩人成為情侶。但這位男士分手時丟下了一句話,“大部分男人跟一個強姦被害人交往,都不會真的覺得自在。”多麼悲哀,儘管她已經從經歷中重新站起來了,但世界上對於受害者的偏見沒有停止。

中國慈善家和李懷瑜女士聊了聊她的創傷修復之路,以及她對少年性犯罪的看法,希望將固有的偏見減少哪怕一點。

他在最後一刻認罪

中國慈善家:傷害您的少年性侵犯在什麼時候選擇認罪?

李懷瑜:開庭前最後一刻,他認罪了。不少人告訴我,強姦犯通常會等到刑事司法程序的最後一刻才認罪,他們期待受害者迫於巨大的心理壓力而決定不參加法庭程序。

中國慈善家:得知這個消息時,您是什麼感受?

李懷瑜:我感到如釋重負,我不用出庭了。但也感到被剝奪了以我的視角還原事件的機會,這激發了我去寫小說。真希望當時我瘋狂地慶祝了,但實際上我心力交瘁。

上法庭對性侵受害者來說是一個二次傷害的過程。雖然在這個案件中我不用出庭,但後來我旁觀了倫敦和貝爾法斯特兩地一些強姦案的庭審過程,我發現她們需要面對加害者,一遍遍回憶受侵害的細節,這對於創傷康復非常不利。另外,受害人的言行舉止和衣著與是否被侵犯沒有關係,但是公眾對此卻有著很深的誤解,陪審團甚至會把這些因素納入評判範圍。

中國慈善家:您覺得這個案子獲得勝利的關鍵是什麼?

29歲遭遇15歲男孩性侵後,她把經歷寫成小說

李懷瑜:對比這個少年強姦犯的生活狀況(15歲,未受過教育,來自有犯罪記錄的家庭以及經常受到偏見的人群)與我的生活狀況(29歲,受過哈佛教育,說話有教養,華裔美國人,中產階級),大家會覺得我是可信的,他是品行惡劣的。

但如果我來自他的社區,更年輕且未受過教育,那麼警察很有可能不認真對待我的案件,我也不會得到正義的結果。這是可悲的事實,但現實中人們對於犯罪案件的評判的確會受到社會性因素影響。

中國慈善家:事情發生後,你選擇直面陰影照常獨自遠足,你是怎麼做到的?

李懷瑜:我從小就對旅行和戶外運動很著迷,沒有什麼比沉浸在戶外風景中的遠足更讓我興奮了。

但是性侵發生後多年,我不再去遠足,這帶來了極大的失落感。但是我也始終堅持一個信念:我不會讓強姦犯從我身邊奪走我的生活以及探索世界的能力。我花了很多年才恢復並過上我想過的生活,但我一直很固執地相信我可以。

在《生命暗章》尾聲,讀者會看到薇安試圖獨自在峽谷中遠足。那是她被強姦四年後的第一次徒步旅行,和我經歷的一樣。

中國慈善家:您是怎麼從被性侵的經歷中恢復過來的?對於有相似經歷的女性有什麼建議?

李懷瑜:強姦帶來的創傷會徹底破壞你的生活。我得了創傷後應激障礙,受到焦慮和抑鬱情緒影響,不管是出門買東西或者社交場合都變得非常困難。我只能奮力寫小說,但依然經常無來由地哭。

給其他受害者的建議:首先,你並不孤單。被性侵後最難受的事情之一就是孤獨感,我覺得沒有人知道我正在經歷什麼。實際上,有許多性侵受害者和倖存者可以感同身受。

第二,事情的發生不是你的錯。只有肇事者的錯,以及我們所生活的社會的錯。

最後,會好起來的。它不會瞬間發生,但在將來的某個時刻,生活會變得更好。通過治療,時間的流逝以及家人好友的支持,我終於得以康復。我已經做到了,還有其他很多人也做到了。

色情內容的泛濫引發少年性犯罪

中國慈善家:您在《生命暗章》中分別以性侵被害人和少年性侵犯為第一人稱,講述了他們各自的生活以及性侵案發前後的故事。作為曾經的性侵受害者,您為什麼用這樣對立的視角來寫作?

李懷瑜:是的,我試圖突破打通作家和倖存者的身份侷限,用同理心的方式寫書中的少年性侵犯錢寧。我們要把性侵者當成人看,他們不是天生的“怪物”,是他們的經歷、成長過程、性格導致了性犯罪。如果我們不去理解他們性犯罪的成因,也將無法防範這種行為發生。

從薇安的視角寫作時,我經常哭。當我描述薇安受到的傷害和創傷後應激障礙時,其實也在重溫我一生中最糟糕的遭遇。

但是,這樣的寫作使我能回顧自己的創傷,也獲得了一點力量——我在被性侵的時候非常無力,但是將這個經歷寫成小說,讓我對創傷有種控制感。我可以告訴自己:“看,那件事發生了,但現在已經過去了。”

中國慈善家:您在書中花了一半筆墨描寫性侵少年錢寧的性格、家庭和生活,為了寫作這個人物您做了哪些準備?

李懷瑜:我對性侵我的那個男生了解很有限:他15歲,他來自愛爾蘭的一個漂旅人社區。全家住在房車上,父母是文盲且離異了,他的家人有犯罪記錄。我將這幾個事實用作人物基礎,寫出了小說中性侵少年犯的故事。

我在漂旅人社區調查,參加他們的聚會,和那裡的社工交談,對漂旅人的生活方和他們日常受到的偏見進行了大量研究。

另一個研究領域是少年犯和少年性罪犯行為。我會向經常與少年犯打交道的法醫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和緩刑犯監督官請教,研究少年犯性犯罪行為。

29歲遭遇15歲男孩性侵後,她把經歷寫成小說

中國慈善家:通過這樣的調研和第一視角的寫作,您找到少年性侵犯犯罪的緣由了嗎?

李懷瑜:很難說我找到了他們犯罪的原因,但我想用自己經歷探討為什麼那位青少年走上犯罪之路。

我希望讀者理解約翰尼為什麼要以自己的方式行事。拿書中的少年犯錢寧來說,他出生在社會邊緣群體,家境貧窮,居住在那樣的社區讓他遭受了很多歧視。他從小遭受家庭虐待,也從中學會了使用暴力,還厭惡女性。

漸漸地,他覺得這個世界並不在乎他,那他為什麼要在乎其他人?他在各方面得到的資源非常少,所以他學會了能拿什麼就趕緊拿,並不考慮自己行為對別人造成的後果。

中國慈善家:從近年的媒體報道來看,少年性犯罪的案子在增加,您覺得性犯罪為什麼出現低齡化趨勢?

李懷瑜:我認為其中一個因素可能是隨著新媒體的發展,青少年接觸色情內容變得容易很多,而色情內容往往貶低了女性的形象,帶有暴力色彩。如果年輕男孩在網絡上看了這種視頻,現實中又沒有正確的性教育來引導,可能導致對女性有非分之想,以及隨之而來的傷害行為。

中國慈善家:男性讀者對這本書的反饋如何?

李懷瑜:有男讀者告訴我,看完《生命暗章》他們哭了。他們意識到除了強姦帶來的傷害,女性在日常生活中也遭受著各種各樣的性侵犯和性騷擾——這與男性每天經歷的世界截然不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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