葛亞琪，獨立攝影師、攝影書愛好者
2018年，葛亞琪買下市區一套使用面積33平米的房子，裝修成1908閱覽室，這裡收藏了他十年來陸續購入的1200冊攝影書。每月一次的攝影書讀書會以及一到兩次的開放閱讀，吸引了來自全國各地的愛好者。
距離這裡1.8公里的龍翔橋十字路口，是葛亞琪的長期“攝影基地”。從2015年開始到2019年的5月，他在來來往往的人流中，一手拿著相機，一手舉著閃光燈，累計拍攝了2萬多張照片。2019年底，該項目入圍第七屆侯登科紀實攝影獎。
“我發現自己很愛無聊的照片，這個時代太有趣了，反而特別缺少無聊和莫名其妙。”
33平米的閱覽室
葛亞琪第一次走進位於東京惠比壽的“寫真集食堂”時，驚呆了，“竟然有這樣一種形式的存在。”
這是日本著名攝影評論家飯澤耕太郎和太太運營的餐廳。一面牆的書架，擺放了5000多冊攝影書，可以隨意翻閱。最貴的一批書，平均定價在20萬日元，收在有櫃門的一格里，但是你只要跟店員說一下，照樣可以取出來翻閱。
2018年，葛亞琪買下市中心一套使用面積33平米的小房子。他把“寫真集食堂”的照片給設計師參考，“其實它也很普通，就是木色的書櫃，反正我就喜歡那種感覺。”
那種感覺的書架佔據了工作室的兩面牆，甚至還有一個“寫真集食堂”同款的帶玻璃的櫃門。用心的設計師還把書架底部設計為凸出的櫃體，可坐，可收納，還可以踩上去取書。
書架上分門別類收納了1200冊世界各地的攝影書。從2009年葛亞琪入手第一本攝影書開始，十多年陸續入手的私房貨，每本都價格不菲，平均售價在500元左右，算下來這些書至少花去了他50萬元積蓄。
▲ 1908閱覽室
這些攝影書並非“攝影技能書”。在葛亞琪看來，攝影書可以是日記、散文、小說、詩甚至可以是議論文和研究報告。它通過同一主題的多張視覺圖片傳遞了豐富的信息，很多時候即使不看文字也會被它打動。
葛亞琪給這間工作室取名：1908閱覽室，1908取自房間號，“閱覽室”的叫法參考了圈內一位攝影前輩任悅在北京創辦的“奇遇閱覽室”，代表了這裡不僅是私人的空間，還將兼具公共交流的功能。
2018年8月11日，1908閱覽室迎來第一場讀書會。葛亞琪特意選擇“戰爭攝影”作為主題。多年前，他因為崇拜羅伯特·卡帕和尤金·史密斯，夢想自己也能成為一名戰地攝影師。也因此進報社當上攝影記者。
為了準備這一期的讀書會，葛亞琪提前挑選出了與主題相關的11本攝影書，為每一本附上簡介在公眾號裡提前發佈，便於讓報名者瞭解。還設置了放映環節，現場觀看美國著名戰地攝影師Chris Hondros的紀錄片，讓大家瞭解圖片背後的故事。
葛亞琪沒想到，
第一期參加活動的8名讀者，不少人從上海、合肥、溫州、江山等地專程趕來，杭州本地小夥伴倒是少數。有位警察讀者分享了他以前在刑場看到的那些見聞，也有人因為戰爭的慘烈，看著看著哭了。來1908閱覽室參加活動的小夥伴各行各業，並非全是攝影圈裡的從業者。雖然葛亞琪自己是職業攝影師，但他希望來的人只要喜歡攝影書，專業不專業沒有關係。“我拍個照片只給同行看，有什麼意思？你得給所有人看，對不對？那才有意思，才能得到比較客觀的反饋。或者說一些你意想不到的反饋。“
1908閱覽室不是每天都開放，更多時候它只是攝影師葛亞琪的私人工作室。每個月一次的讀書會，一到兩次的開放日，是攝影書愛好者葛亞琪的主動“出圈”。
在讀書會上，葛亞琪並不會以老師的身份進行點評分享。他曾經和任悅老師交流過這個問題，在任悅的讀書會上，她也是讓大家自己看書，“一方面沒什麼可講的，因為這個東西怎麼講，就變成你在讀給大家聽，聽別人讀跟自己讀其實不一樣的，你把你的見解強迫加在他們身上，沒什麼意思。”葛亞琪甚至也不強迫大家必須發表一些看法，而是“你想聊就聊，你不想聊我也不強迫”的佛系讀書活動。
不是所有人都能適應自主閱讀。攝影書以圖為主，甚至沒有文字。一些讀者發現自己看不懂，覺得這樣的東西就應該有人來講，沒有權威導讀就會失望。
葛亞琪發現哪怕是從事這個行業的攝影師，也並不會解讀圖片，看到一張圖就很自然的去看下面的文字說明，這拍的是什麼？“他缺少這方面的訓練，或者沒有這種習慣，他需要從文字上得到答案，而不是自己先看，不是從這個照片上得到答案。”
1908閱覽室還舉辦過攝影展——在不足2平米的廁所間裡。取名為“頭髮長了”的mini展覽，展出了90後翻譯邵潔瑩連續拍攝了365天自己短髮變長的照片。
她和葛亞琪在廁所牆壁每個十釐米見方的白色瓷磚上貼上一張照片，一共貼了365張“雞窩頭”。2平米的展廳裡，還以不同的燈光分成兩個區域，參觀者可以感受不同顏色組合的效果，體會一天一個新發型的快樂。
這個展覽有意義嗎？也許沒有，就是覺得“好玩”。用葛亞琪愛說的一句話就是：無聊有趣。
簡單的四個字也許正是葛亞琪職業道路上隱形的指路牌。
你拍這些有什麼意義嗎？
攝影對於葛亞琪而言，用工作或者生活來簡單定義都不太合適。他總是隨身帶著相機，送兒子去幼兒園拍攝，坐地鐵去工作室的路上也拍攝，中午下樓吃飯也拍攝，甚至在1908閱覽室裡，他還有一項進行了一年多的拍攝項目，拍攝樓對面的一所學校。
葛亞琪的工作夥伴是一部135膠捲卡片機， 不存在美顏，也不用調色，是生活的紀實攝影。一個星期“咔嚓”下來，要用去5-10卷膠捲。有兒子被放到樹杈上鍛鍊膽量的大哭照，有坐地鐵的黑衣姑娘，路邊兩個排排坐的橙色塑料凳子，商場裡赤橙黃綠青藍紫的扶梯，一根掉在地上正在融化的紅豆棒冰.......
▲ 兒子被放在樹杈上鍛鍊膽量
▲ 街邊的兩張椅子
▲ 慈溪圍墾地的四位青年
“我發現自己很愛無聊的照片，這個時代太有趣了，反而特別缺少無聊和莫名其妙。”葛亞琪在整理2019年整年的拍攝底片時，發現作為自由攝影師的這一年，攝影於他而言變得更純粹也更輕鬆了。
這是葛亞琪辭職的第一年，從攝影記者變成了自由攝影師。拍攝題材的變化也讓個別朋友質疑他，你拍這些有什麼意義嗎？
小學三年級時，喜歡拍照的輔導員老師組織了一個攝影興趣小組。老師帶葛亞琪他們去城裡的公園，同學們互相拍對方。葛亞琪喜歡讓同學跳到空中，抓拍下他們凌空的瞬間。
2008年，葛亞琪考進了浙傳攝影專業，新生體檢完畢，老師找到他說，你有色弱，按說不能進這個專業，不過既然來了就上吧。
高抬貴手的老師萬沒想到，色弱生最後成了班裡唯一從事攝影職業的人。
“但是大學時候，我不知道我學這個專業未來要幹什麼。沒有被開化沒有頓悟，還是一個每天那邊玩網絡遊戲的人。“畢業後葛亞琪糊里糊塗進了電視臺，扛起了攝像機。
這份工作唯一的意義是讓他發現了自己不喜歡什麼，“我不喜歡拍電視，我喜歡做靜態。”他開始重新拾起攝影，拼命自學，很快跳到了一家日報媒體。
葛亞琪開始像偶像那樣，用圖片進行新聞報道，拍攝的題材通常都具有社會意義，或是反映社會問題。但有趣的是，他的幾次高光時刻都是無意間或者因為好奇心驅使。
他在2013年拍攝過一組關於棚戶區改造的照片，拍攝的動機純粹是好玩。當時葛亞琪新買了一個膠片相機，就跑去路上轉悠。
他注意到在蕭山市中心3萬元一平米的現代小區旁，有一幢紅磚房，裡面的居民像是活在70年代，整個小區只有一個公共廁所，每天早上會有很多人拎著馬桶排隊，葛亞琪拍下了這些他感覺很奇幻的景象。
這組照片被騰訊旗下的專業紀實影像報道平臺選登，當天一發布就火了，緊接著被總理批示。
如果說這僅僅是一個偶然，那麼從2014年到2016年，持續三年拍攝了60多位抗戰老兵，並且在臺北阮義忠影像空間舉辦攝影展，這又是一個從偶然到興趣驅動的堅持。原本報社只是給葛亞琪分配一個拍攝志願軍老戰士的簡單任務，他多想了一點：我們那些抗日戰爭老兵在幹嗎？
“我想到這件事情的時候，正在上廁所，我站那邊就在想這個事情，我說我明天要去拍，去找找看。”很快，葛亞琪通過朋友圈聯繫上“我們愛老兵”的一名志願者。
和通常採訪不一樣的是，葛亞琪習慣先拍照再採訪——先把第一印象拍下來。
▲ 舉起雙手歡迎記者的抗戰老兵
他會在第一次見面的瞬間就把舉起雙手歡迎他們的一位老兵拍攝下來，再坐下來聽他的故事，“你會發現有很多東西能夠跟這個照片對得上，就很有意思。”原來老人年輕的時候曾經被拉出去陪綁，槍聲一響，直接驚嚇到尿失禁，從此整個人變得有些神經兮兮。
所以，再回頭來看那張抓拍的照片，老人的動作特別像投降，“我拍之前並不知道他的故事，坐下來聊然後才會知道，他的動作跟他的身世有聯繫。”
十字路口攝影師
2015年進入都市快報攝影部後，葛亞琪看中了單位附近的一個十字路口——龍翔橋。作為許多外地遊客抵達杭州的第一個目的地，龍翔橋的這個路口往往是他們除了車站和機場外，對於杭州的第一印象。
這裡也是葛亞琪小時候和同學週末從蕭山到杭州乘坐公交的終點站，從這裡去西湖邊划船，去快餐店吃炸雞，最後去新華書店翻翻書，買根鉛筆。
“那裡人特別多，所以我就會跑去拍照，這都是跟自己有關係的事情。”葛亞琪說自己從來不會為了一個題材，特意跑到很遠的地方去創作。他只拍跟自己有關的東西。
站在在杭州最繁忙的路口——龍翔橋，葛亞琪的拍攝方式不是拿長焦躲在遠處，他在來來往往的人群中，一手拿相機，一手舉著閃光燈，站在被拍攝者的面前。
▲ 葛亞琪在街頭拍攝
迎面走來的人，只要覺得她穿的衣服跟別人不一樣，或者他的氣質跟別人不一樣，就拍下來。葛亞琪用快拍的形式去拍行人，因為他覺得人的眼睛沒有照相機速度快。
拍下的瞬間他並不知道具體拍下了什麼。“你靜靜地回過頭去翻那些照片的時候，會發現很多沒看到的東西。我是以那種形式，就是一種從照片上重新再去觀察這些人的方式去做這個項目的。”
▲ 打電話的外賣快遞員
十字路口的拍攝，從2015年開始一直拍到2019年的5月，累計拍攝了2萬多張照片。葛亞琪把它們進行了有趣的分類，比如Double系列（兩個穿著相似的人）、狗系列、衣服有Logo系列等等。
▲ Double系列
▲ 葛亞琪將龍翔橋街拍作品集結成冊（圖片來源：銳圖）
2019年12月，龍翔橋拍攝項目入圍第七屆侯登科紀實攝影獎。該獎項的其中的一項要求是候選項目必須正在進行1年或1年以上，是鼓勵那些長期堅持一個主題的攝影者。
給我三年的時間試一試
拍攝自己喜歡的項目，同時也跑新聞做報道，這是葛亞琪在《都市快報》期間的日常。但是他在32歲已為人父那年，想明白了人活著還是要去做自己想做的事。
“想通了這一點，我就一秒也待不下去了，立馬辭掉了工作。”這個決定快到葛亞琪還沒有想好以後具體要做什麼。
他讓家人給自己三年的時間試一試，“如果不成功，就重新開始找工作，選擇按部就班的工作與生活。”
離開報社後，葛亞琪從報道者徹底變成了觀察者，“我還是很佩服依然在做這些事情的人（指新聞報道），但是對我來說太難了，我做不到，或者說我現在不想做。
我現在做的就是默默的那邊看著，然後自己總結出一些事情。“葛亞琪的想法並不奇異，2019年因為《你好小朋友》攝影書在中國廣受歡迎的日本攝影師秋山亮二也有過類似的放棄和選擇。
秋山亮二年輕時曾經被派往北印度拍攝飢餓中的人，他很快發現自己沒法面對這樣的人類，他說作為一個人，我應該賣掉相機去換米，但是作為攝影師我又得在自己的崗位上。
1981年，秋山亮二來到中國，從北京到海南，從成都到新疆，去了中國的很多城市。他婉拒了官方安排的擺拍，像孩子一樣與當地的小朋友遊戲，拍下他們最自然的瞬間，最終用8000多張彩色照片，承載了中國70、80後的童年回憶。
▲ 《你好小朋友》攝影書中一張照片（圖片來源：網絡）
拍攝孩子也是葛亞琪的興趣之一。他經常趁著送兒子上幼兒園時進行拍攝，有一天還因為特別想拍孩子們午睡，一直呆到了中午。
“我很懷念小時候，我變不小了，但是我可以趁著送兒子的時候，重新回到幼兒園。“也許是帶著這種心情拍攝，葛亞琪拍攝孩子的膠片作品，像是為20年後長大的兒子翻看的，照片散發著回憶的味道。
▲ 午休時的幼兒園
當葛亞琪得知《你好小朋友》將發行復刻版時，這位攝影書骨灰級粉絲協助出版社的朋友策劃了預售方案。
在此之前，葛亞琪為了補貼自己日常敗書的費用，開設了網店銷售攝影書。平常幾本幾本上架，但是對於《你好小朋友》，他自信地上了1000冊。要知道由於攝影書動輒數百元的定價，出版社首印量通常也就是1000冊上下。
直覺勝了，定價390元的《你好小朋友》，首印5000冊一個月內就宣告售罄。
大部分時候，葛亞琪並不享受“賣書”的角色，查資料、翻拍、和客戶來回的溝通，瑣碎費時。他甚至羞於在朋友圈裡吆喝。
“你明明有一本很好的書，然後你要去推銷它。有的時候我覺得像這樣的藝術的東西，你就應該端在那邊，對不對？”葛亞琪覺得做“微商”太折磨人了，不僅賣書被折磨，自己買書時也是被折磨。
進書就要四處選書，守著“只賣自己喜歡的書”的原則，葛亞琪不斷給自己挖坑。
很多出版界的朋友跟他熟悉後，會把清庫存的樣書推薦給他，但這樣的好書有時國內只有一本，“我是自己留著，我還是賣？”最後1908閱覽室又多了一批收藏。
賣書這件事，葛亞琪覺得不能把它變成一個生意。“我的第一定位是攝影師。“臨近年末，葛亞琪一邊接受採訪，一邊忙著檢查一本攝影書的小樣，書裡都是他自己的作品，能出版一本自己的攝影書，是他2019年立下的flag。
距離葛亞琪跟家人承諾的3年試驗期剛剛過半，是否真的會回到原路？葛亞琪覺得不太可能再回到原來的狀態了。“自由慣了，就不會想著要回去。今天早上還跟老婆來在聊這個問題，雖然我現在沒怎麼賺錢，但是我覺得可能性還是挺大的。”
內文頭圖：銳圖
其他除註明來源外均為葛亞琪拍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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