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疫思痛錄】著名學者唐翼明：方方是最出色的“戰地記者”
唐翼明 馬國川 川上人曰 5天前
川上人曰：
“中國的知識分子，怎麼能夠在這樣的事情上沒有自己的立場，沒有自己的看法，不敢說話呢？”唐翼明先生說，這次疫情不僅僅是一次公共衛生危機，其背後還有更深刻的社會原因
唐翼明，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院長，著名魏晉文化史專家、書法家
唐翼明：方方是最出色的“戰地記者”
“緊張恐懼，惶惶不安，是我的深切感受”，回顧武漢封城以來的四十多天，78歲的華中師範大學國學院院長唐翼明說，“沒有想到這個年紀，居然碰到這麼一場災難，所以感慨非常多。”
1949年江山鼎革，父母倉皇赴臺，年僅7歲的唐翼明和弟弟妹妹留在大陸，從此經歷了無數磨難。直到1978年，曾因出身而被排拒在大學校門外的唐翼明考上武漢大學，成為改革開放後第一批研究生。
八十年代，唐翼明赴美留學，追隨著名學者夏志清研究中國文學。而後赴臺灣服侍雙親（他的父親曾任蔣經國內閣的“考選部”部長），同時在中國文化大學任教，成為大陸去臺灣的第一個教授。2009年退休後，唐翼明回到熟悉的武漢定居。
在接受採訪時，這位著名學者講述了自己印象最深的事情。他高度評價作家方方的“武漢日記”，稱讚她是“最出色的戰地記者”。
唐翼明認為，這次大疫不僅僅是一次公共衛生危機，“其背後還有更深刻的社會原因，否則不會發展到如此嚴重、如此慘烈。”
唐翼明呼籲正確理解“多難興邦”，多從制度上反思和改進，“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人像方方那樣，敢於說真話，這樣國家才有希望。”
“沒有想到這個年紀，居然能碰到這麼一場災難”
馬國川：您是什麼時候注意到疫情的，有什麼切身感受？
唐翼明：早在去年12月下旬，社會上就開始有傳聞。到元旦華南海鮮市場封閉時，大家就覺得有問題了，不然不會把一個市場封掉的。不過，由於沒有明確的信息，當時絕大多數人沒有覺得問題有多嚴重。我照樣每天去游泳，游泳的人也挺多。
1月份10號以後，各種各樣的傳聞讓我警惕起來。1月20日鍾南山出來說，“肯定人傳人”，建議封城，我馬上認識到問題一定非常嚴重，美國一些關於傳染病的大片不就是把某個地方封起來嗎？我馬上打電話給我家阿姨，勸她和家人趕快開車趕回老家蘄春，不走就怕來不及了。他們當夜順利回到老家，第三天，也就是1月23日正式封城的消息傳來，我心裡真的害怕起來。什麼信息都沒有，不知道形勢究竟會發展到什麼程度。緊張恐懼，惶惶不安，是我的深切感受。
馬國川：您這一生中，這種惶惶然的心情是第一次嗎？
唐翼明：“文革”開始那年我才24歲，一夜之間突然成了“反革命”。我記得很清楚，那天中午我正在監督學生睡覺，突然有人叫我到校長那裡去。走出教室，走廊裡面全都是關於我的大字報。昨天的學生和同事，轉眼成了自己的敵人，開批鬥會。可能是當年比較年輕，只覺得事情太荒誕，沒有這次這麼恐懼。總而言之，聽到封城的消息，尤其是真正封城之後，人們都恐慌起來。
馬國川：在信息發達的現代社會，人們之所以恐慌不安，很大原因是因為沒有信息。
唐翼明：這是最大的問題。疫情在專家圈子裡已經傳了一個多月，我們卻被矇在鼓裡。突然變得如此嚴重，誰也沒有想到，心裡沒有底。從前流行病是有過的，但是一千萬人口的大城市被封城，這是有史以來第一次。現代城市交通這麼發達，人口這麼多，事務那麼繁忙，突然被凍結起來了，恐怖之情難以形容。
馬國川：最近40多天主要是在做什麼？是在做一些研究，還是主要關注疫情呢？
唐翼明：主要是關注疫情，很多時間看手機。本來有一個寫作計劃，但是靜不下來。我喜歡書法，差不多每天都寫字，既代替游泳，也藉此抒發自己的感情。同時不得不思考一些問題。
我是1942年出生的，今年78歲了，一生見到的中國波瀾起伏、波譎雲詭。內戰末期父母去臺灣，我被丟在伯父家裡，親眼看到土地改革是怎麼進行的。高中畢業，雖然是武漢市的高考狀元，因為出身不好，不能上大學，母校把我留下來當老師。不久“文革”來了，一個晚上變成反革命。改革開放後，我考上第一批研究生，然後到美國留學，在臺灣的大學任教。退休回到武漢，十幾年來武漢發展非常迅速，這也是我這一輩子當中心情舒暢、生活安定的十來年。沒有想到這個年紀，居然碰到這麼一場災難，所以感慨非常多。
難以磨滅的永遠記憶
馬國川：您是從事歷史文化研究的，其實在中國歷史上，瘟疫一直是史不絕書。
唐翼明：是的。我翻閱《後漢書》的“五行志”，發現漢末一百年間，大的流行病有10次。建安22年，也就是公元217年的一場大瘟疫，奪去了“建安七子”中5人的生命。王粲的《七哀詩》說“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曹操的詩裡也寫過“白骨露於野，千里無雞鳴”，可見慘烈之極。人民輾轉溝壑，沒有任何辦法。近代以來才有了各種各樣的應對之策，但是“圍城”沒有先例。
馬國川：身在大疫重災區，您40多天禁足家裡，有哪些事情印象深刻？
唐翼明：第一件事，就是李文亮醫生的死。這是第一個犧牲的醫生，也是最早發出警示的“吹哨人”。噩耗傳來，哀痛至深。
第二件事，疫情中底層老百姓的悲慘遭遇，給我情感上很大沖擊。我自己認識的人雖然沒有直接死於大疫的，但是有些人因為其它病得不到治療而死。至於在手機裡瞭解的人間慘劇，就太多了。印象最深的就是湖北電影製片廠導演常凱的“滅門之災”：他父母、姐姐先後感染，無法住院治療而死，他本人也染病去世。他的遺書說：“我這一生為子盡孝，為父盡責，為夫愛妻,為人盡誠！永別了，我愛的人和愛我的人！”一個有名氣的人尚且如此，那些底層老百姓真是“叫天天不應，叫地地不應”啊。在開始統計之前的若干天裡死了多少，多少人直接從家裡拖到火化場去。
馬國川：在疫情初期，整個武漢市慌了手腳，應對非常糟糕，資源極為缺乏，才釀成諸多人間慘劇。
唐翼明：第三件事，大量醫務人員的感染。像李文亮大夫所在的武漢中心醫院，是最早擠滿病人的地方，有兩百多個醫務人員被感染。這麼多醫務人員為了救治他人而成排倒下，真是慘烈。
這幾件事，將成為我難以磨滅的永遠記憶。
馬國川：這場公共衛生危機對政府也是一次嚴峻考驗。在政府舉措方面，有哪些事情印象深刻？
唐翼明：有這麼幾件事，第一件就是封城。我認為，對這一次大疫來講，封城是必要的，如果沒有這個舉動，還不知道疫情會發展到什麼地步。史無前例，希望以後別再發生。
第二件事，建立方艙醫院。武漢開始那麼忙亂糟糕，因為醫療設備供應不上。方艙醫院的建立極大改善了疫情，以後可以作為一種經驗。
第三件事，就是“全收全治”。早期做不到，後來方艙醫院建了十幾所，又換了領導班子，中央提出所有“四類人”全收全治，否則根本沒有辦法控制病情。
第四件事，就是“幹部下沉”，那麼多機關幹部下沉到社區，進行管理，提供服務，我自己也是受益者。
方方是最出色的“戰地記者”
馬國川：在這次大疫中，無數人閱讀作家方方的“武漢日記”，成為一個獨特的社會現象。您認識方方本人嗎？
唐翼明：我很早就認識方方，她的修養、文筆、審美趣味和思想深度都非常好。我在臺灣教過大陸當代文學，方方和池莉是重要流派“新寫實主義”的代表性作家。方方的小說寫得非常好，我印象最深的是她的成名作《風景》。在臺灣讀到後大吃一驚，這不就是我生活過的地方和熟悉的人嗎？
我每天早晨第一件事，就是看方方寫的“武漢日記”，然後轉發到朋友圈。“武漢日記”記錄了底層人的悲慘生活，武漢市人人爭讀，老百姓都是讚不絕口。甚至有朋友說，下次諾貝爾獎應該頒給方方。
馬國川：作為一個評論家，您認為方方日記為什麼如此受歡迎呢？
唐翼明：一句話，講真話。她並沒有在藝術性上多下功夫，就是很平實的記錄。有人指責說，方方道聽途說，自己又沒有去什麼危險地方。還有比武漢更危險的地方？我們這些人就在戰場上，方方就是最出色的戰地記者。我們聽到的都是活生生的人，活生生的事，活生生的悲劇呀。問題是你有沒有膽量正視，願不願意正視，願不願意如實的寫下來。方方做到了，我要向她致敬！
馬國川：更值得深思和追問的是，為什麼這樣一個講真話的日記被大家看得這麼珍貴？
唐翼明：就是因為真話太少，假話太多。這場疫情到底是怎麼發生的？為什麼去年12月份國外都已經知道的事情，直到1月中旬湖北省“兩會”結束，鍾南山院士來到武漢，才把蓋子揭開？中間整整損失了20多天的寶貴時間，如果早在12月份就採取積極措施，何至於封城呢？當初是星星之火，可以輕易撲滅，錯失時機，才造成燎原之勢。
馬國川：如果覆盤整個疫情的過程，本來有很多時間窗口。“封城”實在是不得已之舉，也是代價最大的。
唐翼明：國家衛健委先後派了三個專家組，為什麼調查不清楚？調查組也到武漢市中心醫院，難道不知道有醫生護士感染？是專家組官僚主義，不肯深入調查，還是有人故意隱瞞？如果及早處置，可能只封一兩個醫院、一兩個社區就夠了。可是最後發展到要封整個武漢市，而且實際上是整個湖北省六千多萬人被封起來。人們生命財產的損失不可估量，這是不可饒恕的呀。一定要調查清楚，一定要把賬算清楚。
凡是中國人，尤其是中國知識分子，怎麼能夠在這樣的事情上沒有自己的立場，沒有自己的看法，不敢說話呢？
危機背後的社會原因
唐翼明：這次疫情不僅僅是一次公共衛生危機，其背後還有更深刻的社會原因，否則不會發展到如此嚴重、如此慘烈。
馬國川：社會原因主要是什麼？
唐翼明：首先就是信任危機。古聖先賢就強調“信”。有一次學生問孔子怎麼搞政治，孔子說了六個字“足食，足兵，民信”，最重要的“民信”，“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意思是，餓死人是從古以來就有的，可是政府得不到老百姓信任就完蛋了。如果不管政府講什麼，老百姓都要打問號，這就是“塔西佗陷阱”，假話無人相信，真話也沒人相信。為什麼方方的日記那麼受歡迎？就是因為她講真話，因為不講真話、“上下相蒙”已經成為普遍的社會風氣。
馬國川：1962年毛澤東在中央工作會議上就說過，“讓人說真話，天塌不下來”。可是現實中，說真話太難了。
唐翼明：這導致人和人之間缺乏基本的信任。現在一些人連基本事實都不承認，上來就是大道理。像這次病毒來自美國等傳言，純粹是胡說八道，沒有任何根據。批評他們，反而被他們指責不愛國，是漢奸。可悲的是，很多人並不見得是沒有受過教育，也不見得是沒有讀過書，但就是沒有辦法和他們溝通。
馬國川：難怪易中天先生說，只要能堅守常識，就已經了不起了。
唐翼明：我同意老同學易中天的話，守住底線就夠了。講實話那麼困難，講真話那麼困難，這怎麼得了？這是真正的社會危機。
另外一個社會危機，是人們沒有敬畏之心。這也是人類的危機。最近兩百年來，科學發展太快，物質增加太快，人成為一種很傲慢的動物，不再敬畏上天，不再敬畏神。中國人以前也是有敬畏之心的。至少在夏商的時候，中國人相信“上帝”，周朝以後信神的風氣才慢慢削弱下來。雖然孔子說“敬鬼神而遠之”，其實他內心是有一個敬畏對象的，就是“天”。中國人對天地、對大自然是敬畏的。
馬國川：那麼，人類不再敬畏的思想根源來自哪裡？
唐翼明：這種思想發源於西方，可以歸納為兩支：一支是要改造自然。科學越來越發達，人類真的以為自己可以征服自然、改造自然。實際上是很可笑的，因為人只不過是自然當中一個微粒，怎麼可能改造整個大自然呢？另一支，要改造人性。認為人性是可以改造的，自私自利是可以改造的，要造就“一代新人”，等等。這兩股極端思潮如果不得到醫治，將來人類就會毀滅。物理學家霍金在生前特別警告不要跟外星人接觸，甚至說：“人類最多還有兩百年。”
馬國川：這些思潮在中國影響也非常大，改造自然、造就新人至今仍然是主流思想。
唐翼明：這股思潮席捲世界二百年，二十世紀以來又被激進革命主義推到了極端，到了我們這裡就更加不得了了。對祖宗，對鬼神，對天地，對聖賢，完全沒有尊重，沒有敬畏之心。心中失去敬畏之心，就沒有底線了。反正沒有報應，反正沒有來世，反正沒有神明，“我死之後，哪管洪水滔天”。這是一個很大的社會危機。
馬國川：但是也要特別警惕，現在一些人借批判西方思潮，推出中國傳統文化，通過傳統來束縛人心。
唐翼明：我始終認為，要尊重傳統，並不要全盤繼承。中國傳統文化有兩大支，一個是以孔孟為代表的，講仁義道德；一支是以商鞅韓非為代表的，公開提出愚民、弱民，明目張膽的維持君王權力，鼓勵君王搞陰謀詭計。這一套是中國文化最黑暗的一面，一定要警惕。
正確理解“多難興邦”
馬國川：疫情期間，一些醜陋的社會現象被指責為中國固有的“國民性”。在您看來，存在所謂的“國民性”嗎？
唐翼明：對於發生在社會上的各種醜惡現象，我不想指責什麼“國民性”。中國人形成這樣一種精神狀況，其實本來並非如此。上世紀40年代，著名評論家胡風先生在繼承了魯迅的傳統,對國民性進行了更加深入的探索，指出“人民隨時隨地都潛伏著或擴展著幾千年的精神奴役的創傷”。“精神奴役的創傷”對於理解一些醜陋的社會現象很有幫助，我們應該沿著這樣的思路去探索，國民的“精神奴役的創傷”到底是怎麼形成的？
馬國川：在應對疫情上，一些官員身上也反映出責任心差、行動能力不強等問題。
唐翼明：我們國家現在有很多奇怪現象。許多官員眼睛都盯著上級，上級發話才敢動。可是又不敢講真話，報喜不報憂。出了事，卻找不到責任人，好像誰都沒有做錯。我們不能停留在道德譴責上，而應該通過制度改進，讓官員勇於負責，不能不負責。
馬國川：每次災難之後，“多難興邦”都會被引用。作為一名傳統文化的研究者，您怎麼理解“多難興邦”呢？
唐翼明：“多難興邦”是古聖先賢留下來的一句極好的話，但要補充的是，多難興邦不是必然的。如果不能夠很好的反思“難”，不去追查“難”是怎麼造成的，不追問“難”是不是不可避免，也不思考為了克服“難”是不是一定要付出這麼大的代價，那就未見得能夠興邦，反而可能傷邦，乃至喪邦。
這樣的傳染性流行病肯定不是最後一次。從SRAS到這裡也只有17年。21世紀全世界最大的傳染病一共只有5場，我們就有2場。如果不進行必要的反思，不在制度上補救，下次來了可能更慘。所以要重新審視制度，包括預警系統、信息發佈、醫療設施、防控設備、社會力量等，都應該建立常規有效的制度。
馬國川：作為一個學者，您對於未來有什麼期待？
唐翼明：能夠把問題看清楚的人不多，敢於說出來的更少，這是難以令人樂觀的地方。希望有越來越多的人像方方那樣，敢於說真話，這樣國家才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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