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1月13日，在天津發生了一起轟動一時的刺殺案件，民女施劍翹在天津南馬路清修院居士林的佛堂裡，射殺了前直係軍閥首領孫傳芳。
在射殺孫之後，佛堂之上一片混亂，而施劍翹卻依然保持著鎮定，並且還向現場的人群散發印有個人犯罪動機的油印材料，及時向趕來的警方自首。
故事發生到這裡，我們或許會猜到施劍翹這是犯了故意殺人罪，雖然有自首情節，但是憑藉受害方孫傳芳一家的勢力，她也很難在司法審判的過程中有什麼好果子吃，至少也得被判個幾十年。然而，事情的結局卻往往出乎人們意料。
1936年10月12日，經過國民政府委員會投票決定，施劍翹被國民政府特赦。這樣出人意料的結果是由什麼造成的呢，施劍翹在這整個事件發展過程中到底做了哪些事呢，國民政府為什麼會特赦施劍翹呢？我想在林鬱沁的這本《施劍翹復仇案：民國時期公眾同情的興起與影響》中，我們能夠找到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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善於自我包裝的施劍翹
施劍翹之所以能夠在入獄不到一年的時間內被特赦，其實與她本人善於利用媒體自我包裝是分不開的。從將孫傳芳射殺的那一刻起，她就無時無刻地使用大眾媒介進行自我包裝。
首先，她在案發現場散發印有個人犯罪動機的油印材料，控訴孫傳芳在10年前殘忍殺害了她的父親施從濱。在向警方自首時，她還發表了公開聲明，並向當局提交了一份預備遺囑，交待了她死後該如何安排她的母親和孩子。
兩天後，施劍翹在警察局召開了一次新聞發佈會，詳細描述了復仇的前因後果。在日後漫長的審判過程中，她先後召開數次新聞發佈會，並在接受記者採訪的過程中發表充滿感情的講話，與此同時，她發表一些在獄中創作的感情真摯的詩歌。
這些訪談和詩歌在情感上渲染了她追求正義的行為，也極其深刻地影響著媒體對她個人形象的刻畫。
如果施劍翹生活在今天這樣媒介高度發達的時代，那麼她絕對會成為一位出色的媒介包裝大師。儘管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媒介並不發達，但施劍翹卻設法利用和調度了一系列媒介資源，來幫助她編織一個有力的道德復仇神話。
她通過大眾媒介極力詆譭她的仇家孫傳芳，說他是一位殘酷的軍閥，殘忍地殺害了自己的父親施從濱，並且她還不遺餘力地將自己刻畫成一位敢於獻身的孝女。
在林鬱沁的著作中是這樣評價施劍翹的這一行為的：
“她這一形象符合人們對巾幗英雄的性別化想像，她所作出的每一個公開聲明都浸透著強烈的感情，有著大量扣人心絃的細節，這樣做所造成的結局是，許多城市讀者開始相信在復仇行動背後的孝心是真摯的，從而公眾對她復仇行為予以的同情也廣泛地傳播開來。”
此時在媒介的幫助之下，施劍翹的“孝女”形象已經被她包裝完成，公眾對她的同情之心也開始氾濫開來。但如何讓這樣的同情影響審判結果，使施劍翹最終特赦出獄，還得看大眾媒介們如何對此進行的炒作了。
對於該事件的新聞報道
大眾傳媒的瘋狂炒作
在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出現了好幾起政治人物被暗殺的事件，施劍翹復仇案就是其中一件，但卻十分凸顯這與媒體們的瘋狂炒作有十分密切的關係。
作為一名媒介包裝大師，施劍翹儘管在與媒介打交道時極為機敏，但卻依然不能預見媒介會把她的傳奇故事如此挪用，添枝加葉，演變成一場轟動性事件。
在林鬱沁的著作中，我們瞭解到，當時的各大報紙不光大肆報道這件案子的相關審訊情況，還別出心裁地刊登出關於施劍翹復仇的相關連載小說、紀實小說甚至是連環畫。
通過這一些列的小說描述，使施劍翹這一“孝女”、“女俠”以及“為父報仇”形象深入人心，越來越激發公眾對其遭遇的同情，也為後來她所獲得的特赦取得了一定的公眾基礎。
除了連載小說在報紙上不斷激發公眾對施劍翹的同情外，各大劇團也開始不斷加緊排練以施劍翹為題材的話劇、舞臺劇，並且還通過報紙刊登廣告，擴大其影響力，吸引更多的公眾來觀看。無論是連載小說，還是話劇，都在宣傳和塑造施劍翹這一女俠形象方面起著十分突出的作用。
這時候的大眾媒介無不善於炒作，過度的炒作雖然傳播了一些不實的信息，塑造了誇張的形象，但是也構造了公共討論的空間和領域，刺激了公眾同情的興起。
總之，經過大眾媒介的炒作，施劍翹獲得了公眾廣泛的同情，並且這種同情也影響了社會精英的態度和法律審判的進程，最終導致了施劍翹被特赦。
具有渲染力的報道
對媒介影響大眾的思考
通過對林鬱沁這本著作的閱讀，我們可以瞭解到施劍翹的特赦與後來馮玉祥等軍閥的幕後營救以及國民黨內部矛盾鬥爭有很大關係，但是縱觀整個施劍翹復仇案的發生和審判過程，當時的大眾媒介卻為最終的結果發揮著不可替代的推進作用。
林鬱沁在這部著作中無時不刻地向讀者們展示大眾媒介的強大影響力。大眾媒介給予身陷囹圄的施劍翹表達自己，塑造自身形象的機會。大眾媒介也充分利用施劍翹這一難得的新聞素材，通過刊登新聞報道，連載小說以及相關話劇廣告來吸引受眾的眼球。
這一方面給了媒介帶來了大量的受眾，另一方面也加深了對施劍翹這一“俠女”、“孝女”形象的塑造，為她的審判贏得了公眾同情。
在大眾媒體推波助瀾的報道之下，國民政府為了安撫政局、拉攏知識分子，只能通過對施劍翹的特赦以及表面上對失去政權而且已經死亡了的孫傳芳的捨棄來換來民眾的支持。
即便是在媒介尚不發達的上個世紀三十年代，媒介尚且能夠發揮如此突出的作用，那麼在今天這樣媒介高度發達的時代，我們沒理由不重視媒介對公眾同情乃至整個社會的影響。
媒介的推動刺激了公眾同情的興起甚至引發了政府對施劍翹的特赦。自古以來，情不能勝法，但是在大眾媒介的刺激下公眾同情往往能夠影響甚至左右法律的判決。
近些年來，不少案件引發了我們的思考，激發了深藏在公眾內心的同情。像“藥家鑫殺人案”、“李某某輪姦案”在審判的過程中，大眾媒介都參與了報道，並且相當數量的公眾也參與了討論。我不敢說公眾對案件所產生的“情”能夠左右案件最終的判決，但是我敢肯定，公眾的輿論或多或少地影響到了案件的走向。
從林鬱沁的這部著作我們可以感受到，大眾媒體的作用是不容小覷的，他們力量的聚集完全有可能影響到政府的決策，施劍翹復仇案就是最好的例子。我想對當今大眾媒體的重視以及學會如何運用大眾媒介引導輿論和公眾同情，是我們最應該從林鬱沁那裡學習的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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