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6月23日，《財新週刊》總編輯胡舒立，發表觀察文章
《馬雲為什麼錯了》。針對支付寶轉移事件，胡舒立態度明確，直指馬雲踐踏契約原則。
財經媒體影響力NO 1的《財經週刊》，給火上房的馬雲又澆了一碗熱油。
馬雲在第一時間發短信給胡舒立，雙方聊個兩個小時。
隨後經馬雲同意，短信對話被財新發布出來。
開頭兩句是這樣的：
馬雲：大姐，你在基本事實不瞭解的情況下就開始評論了，很是遺憾。呵呵。假如沒有契約精神我們能走到今天？？可悲的是我們已經不相信自己國人企業會比人家更懂法和契約精神了。
胡舒立：當然是很珍惜你，所以抱憾呀。我們願意聽更多的基本事實。
三年之後，這個被馬雲稱為大姐的胡舒立，又把支付寶請到《財新週刊》，登上了封面文章《怎樣監管支付寶》。
大姐好像不怎麼給弟弟面子，大姐又何曾給過別人面子。
不然，怎麼會被美國《商業週刊》稱之為“中國最危險的女人”。
01 新聞理想之路
胡舒立1953年生於北京，祖籍浙江上虞豐惠。
其外公胡仲持是位知名的翻譯家，也是《申報》的編輯。
大外公胡愈之曾任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是中國新聞出版界的開拓者。
胡舒立的母親曾是《工人日報》的高級編輯。
可以說，胡舒立出生於一個新聞世家。
胡愈之（1896—1986），曾任《光明日報》總編輯
1978年，高考恢復，報考北大中文系的胡舒立，陰差陽錯地進入了人大新聞系。
作為改革開放的初始之年，新聞事業是一個滯後冷清的行業，很難激起胡舒立的青年理想。
胡舒立大學四年把更多的重心放到了英語學習上，在改革開放初期，這是學識青年對人生追求的普遍嚮往——出國深造、回國報效。
畢業後，胡舒立進入《工人日報》，擔任國際新聞編輯和記者。
後來，胡舒立回憶說：
“當時的我們都以當記者為恥，拼命想往文學家那邊靠。可是這個已成名的大作家卻根本不在意個人的名利，他非常坦然地在報紙上寫報道文章，署名就是記者×××。
他說有什麼陣地能比與8億人交流更好呢？只要能對公眾對中國社會的改革進程發生有益的影響何必在意形式呢？
這件事對我觸動非常大。
經過思想啟發之後，胡舒立找到了作為記者的使命和追求，開始了記者生涯的精進之路。
學習經歷：
1978年考入中國人民大學新聞系，1982年畢業獲得新聞學學士學位。
1987年，獲世界新聞研究所（WPI）獎學金，在美國進行為期5個月的訪問，回國後寫成《美國報業見聞》一書並在1991年出版。
1994年，獲得美國斯坦福大學新聞學院奈特獎學金，攻讀發展經濟學。
2000年，進入美國福坦莫大學與北京大學中國經濟研究中心合作的項目，畢業後獲得EMBA學位。
工作經歷：
1982年，胡舒立進入《工人日報》工作，擔任國際新聞編輯和記者。
1992年，胡舒立離開《工人日報》，進入《中華工商時報》任國際新聞部主任和首席記者。正式進入財經領域。
1998年，胡舒立創辦《財經》雜誌，並擔任主編一職11年，其間曾於2001年任香港鳳凰衛視財經新聞節目總監。
2009年11月，胡舒立從《財經》雜誌辭職，出任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2009年12月，胡舒立創立財新傳媒，並擔任總編輯。
2018年1月，胡舒立不再擔任《財新週刊》總編輯一職，改任社長。
帶著自己的新聞理想和個人能量，胡舒立的名字就此走入了經濟圈。
其中，在《中華工商時報》擔任國際部主任期間，這個能對經濟發言的小舞臺也讓其成為了“中國財經記者第一人”。
並且，她認識了諸如高西慶、王波明等人，這構成了胡舒立事業的核心朋友圈。
胡舒立與李嘉誠
1998年，胡舒立創辦《財經》雜誌，並擔任主編一職11年。
因為經濟、民生和政治的大量報道，胡舒立成為中國新聞界的女教父，並且名揚海外。
2011年，胡舒立獲評美國《時代週刊》“年度全球最具影響力人物100強。
2017年，獲選《財富》年度50位“全球傑出領袖”。
有媒體給胡舒立這樣一個剪影:
“她出生在新聞世家,在‘文革’中度過少女時代，隨著改革幵放起步,她幵始記者生涯，在中國股市啟動時走進了財經新聞。
而當中國進入國內生產總值(GDP)高速增長10年時，她又創立了一本要了解中國就不得不關注的刊物。胡舒立這3個字，成為中國新聞良心的一塊招牌。
美國《商業週刊》將這個身高一米五八、語速極快的女人冠以“中國最危險女人”的頭銜。
胡舒立對話香港首位女特首林鄭月娥
02 從財經到財新，渡船換了，舵手還在。
1998年，時任聯辦負責人（北京證券交易所研究設計聯合辦公室）的王波明邀請胡舒立創辦一份財經雜誌。
彼時，胡舒立在《中華工商時報》任國際新聞部主任和首席記者。
胡舒立提出兩個要求：
一、200萬元的經費，保證支持深入調查的差旅費用和防止記者受賄的優厚工資待遇；
二、聯辦不能干涉採編工作，所有雜誌選題和調查深度由編輯部把控
得到肯定答覆後，《財經》雜誌問世，胡舒立擔任主編。
作為雜誌創刊期封面文章，《財經》一上來就報道了“瓊民源案”。
美國雜誌《紐約客》在胡舒立特寫中這樣寫道：
1998年4月《財經》的創刊號做了一則爆炸性的封面特稿，報道對象是瓊民源案，一家地產公司虛報利潤後股價漲了四倍。
《財經》報道說，散戶投資者損失了幾百萬元，而事先得到消息的內部人員則早已賣掉股份。如此“出格”的報道，監管者憤怒了，他們指責《財經》無視新聞紀律。《財經》管理層做了自我檢討。
儘管如此，《財經》很快就確立了自己的風格，《誰控制了馮明昌？》、《成敗陳久霖》、《基金黑幕》、《銀廣夏陷阱》、《莊家呂梁》等多篇揭露行業內幕的深度報道，相繼問世。
《莊家呂梁》等文章的發佈促使高層對證券市場的違規整肅
不過，真正奠定江湖地位的時刻，還是等到SARS的爆發。
在外界採取低調處理、樂觀表態之下，《財經》像是一個叛逆的倔小孩，在一個月的時間裡，《財經》出版了每週一期的SARS增刊。
《財經》2003年第9期 (封面:SARS西侵)
早在2001年，美國的《商業週刊》將胡舒立譽為“中國最危險的女人”。
原因是創辦不過三年的《財經》雜誌，“攪動”中國的證券市場，以揭黑式的調查性報道敦促中國證券監管部門對市場的肅清和整頓。
《財經》在胡舒立的帶領下，動靜越來越大，名聲也越來越高，上層壓力隨之越積越厚。
2009年7月，聯辦發給《財經》一份正式文件，要求：退回財經領域，正面報道為主。
具體辦法就是收回審批權。其實就是約束採編權。
當時，《財經》接連4篇稿子被“槍斃”，均是涉及敏感題材的文章。
除了新聞採編業務不斷被幹預的主要原因，還有內容創始團隊和股東控制團隊的管理權和利益之爭。內容創始人不再擁有獨立的內容採編權，也無法擁有經營決策權力，甚至無法分享財經媒體事業發展紅利。
在談判最終破裂後，胡舒立出走《財經》。
緊跟著就是團隊成員塌陷式離職，《財經》最核心的資產——採編團隊，174人中有147人離開。諷刺的是，在創辦《財經》之初胡舒立提出的兩點要求，其一就是“不得干預採編內容”。
離開《財經》後，56歲的胡舒立出任中山大學傳播與設計學院院長，被評為教授、博士生導師。
2009年12月，胡舒立創辦財新傳媒。
就像經過港口換船，新聞理想重新揚帆起航，舵手還是那個舵手，風向卻比先前更順了。
財新傳媒以財新網和財新週刊為翅膀，或是配合風口，或是扇出風口，颳起了一陣陣內幕旋風。
最近，因為疫情報道，感動萬千民眾的《財新》，被稱為漢子，點贊稱頌，奉為英雄。
《財新週刊》2020年第4期 (封面:新冠病毒何以至此)
如果瞭解《財新週刊》和胡舒立之前的新聞表現，這次疫情繫列報道，只是再平常不過的常規操作。
因為疫情關係著每一個自己的安全和生命，才凸顯財新的英雄底色和悲憫情懷。
而英雄底色和悲憫情懷，從1998年的《財經》就開始了。
03 中國最危險的女人
2019年，拍得巴菲特慈善午宴的青年才俊孫宇晨，開始了“你咋不上天”表演。
從天價拍得巴菲特午餐之後近兩個月時間，通過一系列炒作式操作，屢屢將自己送上熱搜：
報仇諷刺王小川，與王思聰互懟，要邀請美國總統特朗普共同赴宴….
種種花式招黑，幾乎可以上榜“2019全民最討厭的人”名單。
孫宇晨確實拓展了不少知名度，他貌似很喜歡“你看不慣我卻又幹不掉我的樣子”。
而在巴菲特午餐會即將召開之際，孫宇晨突然通過微博表示，因突發腎結石正於醫院治療，取消與巴菲特先生的午餐會面。
也許實在看不下去孫宇晨的滿嘴跑火車，財經網隨即報道了一則消息：“自 2018 年 6 月起，監管部門就對孫宇晨等人下達了邊控指令，手續齊全。”
隨後，孫宇晨回應財新網報道不實，聲稱自己在舊金山進行了直播，試圖證實自己沒有被邊控。
緊接著，胡舒立微博轉發財新網報道，像是給報道加上了公章，作為回應。
孫宇晨貌似幡然醒悟，直接向《財新》與胡舒立低頭認錯，發表了一篇言辭懇切的道歉信：
財新是我自大學時期就訂閱，反覆學習的聲名卓著的期刊，對於改革開放與經濟發展的大局貢獻極為重大。
胡舒立女士也是我極為尊敬敬仰的前輩老師，財新一如既往的堅持社會責任公眾利益優先，讓我看清了我的侷限與渺小。
能與財新交流我感到誠惶誠恐，我願意就我們開展的業務，行業發展，透明的毫無保留的與財新交流，以期得到最優秀媒體老師的最真實公正的指導。
看了這封道歉信，有一種“孫悟空跑到如來佛手上，撒尿嬉戲，被大手一翻壓在五行山下的感覺！”
媒體界曾經有人總結過一個“胡舒立定律”：
凡是被財新爆出負面新聞的公司，半年內全部出事了，此前只有一個例外，那就是國美財團的黃光裕，半年沒有出事，不過一年之後還是“進去了”。
作為“中國最危險的女人”，胡舒立先後創辦了《財經》和《財新》。《財經》的十年和《財新》的十年，推出了很多大專題，涉及政治、經濟、民生，有很多至今還是比較敏感的話題。
對於新聞媒體從業者，才華和理想固然重要，但沒有堅實的後盾支撐，大多隻能變成一句話：
我也曾經年輕過、夢想過….
04 面對現實，忠於理想
古巴革命家切•格瓦拉有一句名言：讓我們面對現實，讓我們忠於理想。
切•格瓦拉，古巴革命家，1967年在玻利維亞被捕殺害
每個媒體從業者都或多或少有自己的新聞理想，但是，理想都需要現實給劃出追逐的邊界。
邊界的大小，更勝於才華和抱負，決定著理想能有多大的舞臺。
能夠爭取多大的自由邊界，才是決定新聞理想到達高度的最終條件。
正如《傳媒評論》在胡舒立離職《財經》時，對她的一段評價：
胡舒立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老三屆，富於理想主義而不乏務實精神，如此堅定單純地追求理想目標。
幸運的是，她成功了，這不僅源於她的勇氣，更在於她出眾的判斷力。
在一個風雲突變的轉折時代，在商業媒體在中國贏得廣泛的生存空間的今天，《財經》的成功如此必然，又如此偶然，既是個案，又是典型。
胡舒立的意義不僅在於把西方新聞理念引入業界，更在於她在風口浪尖的實驗意義——始終以不斷的實踐探索一個傳媒人在今天應有的立場和可能的方向。
財新每每挑戰幕後的深度，緣於胡舒立所站位置周邊的高度和所選方向的可能性。
胡舒立曾在接受外媒採訪時這樣描述自己的心得：“我知道如何把握報道的界限，我接近界限，甚至推動它，但我絕不會跨越它。”
《紐約客》曾經稱讚胡舒立“尖銳地挑戰了中國媒體夢遊般的形象”。
挑戰肯定是有的，但是不能說明其他媒體的平庸，因為，不是所有媒體人都能成為胡舒立，擁有他那不可名狀的能量。
這讓我想起了美國作家菲茲傑拉德在小說《了不起的蓋茨比》中的一句話：
在我年紀尚輕、閱歷尚淺的那些年裡，父親曾給過我一句忠告：每當你想要批評別人的時候，要記住，這個世界上並非所有人，都具備你擁有的那些優勢。
畢竟，這位被外媒稱為“中國最危險女人”、馬雲口中的大姐，不僅僅是依靠她的才華、理想和堅守，就能走出“開外掛、不會掛”的新聞理想之路。
05 卸任總編，退居幕後
2018年1月，在《財新週刊》總第784至787期版權頁上，總編輯的名字已經由原來的胡舒立變成王爍。
財新傳媒公告顯示，卸任總編輯後，胡舒立將繼續擔任CEO及社長之職。
這也意味著，“中國最危險的女人”正式告別了採編一線，將事業重心放到了財新未來的戰略發展上。
即便辭去了總編輯之職，胡舒立仍是財新的標籤，仍是中國傳媒界的強勢符號。回首再看當年創辦《財經》時，胡舒立說過的一句話：
“我一生的追求，就是在一家好媒體裡當記者。因為沒有好編輯，所以我才做部主任;因為沒有好主編，所以我才自己做主編;因為沒有一個滿意的平臺，所以我才出來辦《財經》。”
致敬胡舒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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