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離開武漢的日子又近了一天”，但如今，這還只是一種抽象意義上的接近。因為沒有人知道究竟是在哪一天，他們能夠從安置點、酒店或者和親友擠了很久的房間裡走出來，“頭也不回地”離開武漢。
等待不再是遙遙無期的。但由於太長時間內看不到明確的希望，而經歷一種心理上“暗無天日”的煎熬，所以即使現在，他們對於時間的感知並不指向未來，仍是專注於過去。
這群滯留在武漢的外地人，不會太過注意當天的日期，也不知道當下的日子什麼時候是個頭。他們只會告訴別人，“57天”或者“61天”這樣的數字——這代表他們困在武漢的日子長短。
“我想回家。”面對別人的關心或質疑，無論是還有四十多天就要生產的孕婦、治療耽擱兩個月的腫瘤病父親、即將面臨父親離世的女兒還是剛滿五歲的小女孩，他們最先回應對方的往往都是這四個字。
網絡上有一句接一句的質疑，“你們在武漢也有吃有喝，其他武漢人也是一樣在家隔離，有什麼好折騰的？”
“這麼大的困難面前，和家人在一起才會有安全感。”而陷在武漢城內，他們中的大多數連一句面對面的親友問候都得不到。
即便因探親滯留武漢，日子久了，七八個人擠在狹小的屋子裡，也早已摩擦不斷，“寄人籬下，醒了，連上廁所都得先顧著人家，輪到自己敢去的時候，都快中午了”。
3月18日下午，在一個滿500人“滯留武漢的外地人員”微信群中，有人喪氣地說，“有命離武漢，大家以後不要來這個黑暗的城市了。”
“這完全不是溫飽層面的問題。”對於不少事業有成，或者借貸累累的人而言，武漢外面的世界，寄託著他們生計甚至生存的全部希望。
再往後拖，離開武漢的那一天，可能就是“生活的路都斷掉的那一天”。
01/生存
外面逐步復工了，山西呂梁人張建路卻快要到破產的地步。年前，他剛剛投資建成一家有70多個工人的建材廠。
“一年之計在於春”，但他怎麼也沒想到，1月22日探親到達武漢後，等待著他和家人的卻是一個最為艱難的春天。
計劃中，這本是他事業騰飛的第一個年頭。去年秋天，在建材行當摸爬滾打七八年，張建路才和朋友們投資建成這家股份制企業。運營三四月，廠子拿到足可以維持生產一年的訂單。未曾想，剛剛投產的第一個春天，當頭一棒就是客戶一個接一個地取消訂單。
張建路回不去。作為法人，所有重要的材料都離不開他的親筆簽字，另一半新招的工人全等著他去指揮和安排。生產型企業，“領頭人必須在場”。
3月10日呂梁復工，早在這之前，張建路就已通知70多個工人按時返崗。他曾以為，到那個時候，自己也能“被放出去”。
但眼前，訂單和生產斷掉，工廠面臨的威脅就是倒閉。
王翮/攝
工人現在只能拿到2000元月工資，而年前，這個數字是1萬。14日，是銀行還貸日，過期了，但工廠拿不出錢來。沒有張建路的簽字，也不可能拿到別的貸款。投資近六千萬元的建材廠，正在以“一個月損失七八十萬元”的速度吞噬著他。
工人鬧著發工資，再不行就要換廠。張建路也明白，工人都沒什麼存款，靠著每個月的工資現拿現用。沒有錢，他們只能走。
到月底，再還不上貸款，這家企業就要被銀行列入失信名單。到年底，都不可能再有什麼新訂單。客戶的建設項目都是從頭至尾的，沒在項目開始前按約交付建材，中間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重籤的機會。
“一夜回到十年前。”張建路和《南風窗》記者說，他無論如何沒有想到，奮鬥這麼多年，剛要有些氣色，就要推倒重來，從零開始。
電話一個接一個，要他處理大大小小的事務，但這些都需要面對面處理，或者需要資金的支持，他接起電話的時候越來越少，“根本沒有辦法去回覆”。
“看似是耽誤了兩三個月，但實際上，一輩子的事業都被毀了。”對於張建路而言，這幾乎已經是他和家庭的“絕境”。
疫情開始前，張建路妻子在武漢早產，生下家中二胎。一家四口租住在武漢的屋子，房租繳納難以為繼。
1月份，他們請求房東減免1000元租金，得到慷慨的答覆。這個月，租金已交不出，24小時裡，房東間隔發了四條催租微信，張建路和妻子遲遲沒法回覆。
擺在生存問題面前，所有的困難，都只有一個解法，那就是“回去”。回去，幾乎所有問題都迎刃而解，但目前這絕無可能。
32歲的湖南衡陽人謝豔紅的要求更低，她只需要“離開”。離開湖北，回家，或者去其他城市繼續打工，都行。再這樣下去，她連每天的一頓飯都成了問題。
1月15日，她平生第一次來武漢。此前，她一直在廣州一家電子廠打工，辭職後，想著離家近一點，能時不時回去看看放在家裡的孩子。
“真的說不清為什麼，就是就近選了個大城市。”年關在即，謝豔紅坐火車來到武漢，想避開年後求職熱，先找到能接著打工的地方。
沿著武漢街頭，她一家一家店面看過去，門口有招聘啟示，就留意一番。20日，她“聽說有流感，新聞裡講過可防可控，就沒在意”，23日上午10點，武漢正式封城，她躲到朋友空著的屋子裡去，一個人再沒敢出社區一步。
沒來前，謝豔紅已有五六千元負債，這一次，她又找姐妹們東借西借。三四天就要從社區團購一次食物，花費一百元出頭，日子久了她買不起，一天只吃一頓午飯，五十多天來蔬菜只吃過白蘿蔔、紅蘿蔔和土豆，從沒吃過肉，“饞了就吃雞蛋”。
武漢市民政局2月22日出臺政策，要對生活困難的滯留在漢外地旅客一次性補助3000元。這得申請，她不敢“冒著生命危險去社區裡問”。這些日子裡，除了偶爾下樓提菜，謝豔紅再也沒見過什麼人，“就像是坐監獄一樣”。
作息也亂掉了，凌晨三四點她才會迷迷糊糊睡去。醒來，就只能刷手機，“焦慮”。
她想出去，繼續打工。這是她“人生中最慘的一次”，想到自己一個人困在第一次到達的這座城市，謝豔紅就為當初那個“頭腦發熱的決定”後悔不已。
02/就 醫
在3月22日之前，荊州人何瑞芳一家同樣離漢無望。直到這一天，武漢市新冠肺炎疫情防控指揮部發布通知，明確省內人員離漢由所在轄區和行業主管部門受理申請，相關部門做好核酸檢測並出具健康證明，由責任單位按要求放行。
先前，在她看來，她們一家的訴求更“不過分”，似乎也更容易實現。她們不需要離開湖北，只要從武漢前往荊州，“都是在疫區”。
在武漢酒店的日子裡，父親右臂術後一個月，癢到受不了，要拆線，她在房間裡一點一點親手做完，“剛開始很怕，不敢見到出血，做完就輕鬆了”。本來，術後兩三週，父親就可在荊州當地三甲醫院做完拆線和複查。但在武漢，沒有床位，即便有，他們也不敢輕易去。
1月23日武漢封城當天，是父親右肱骨腫瘤切除手術後出院的日子。從荊州開車到武漢時，下高速，遠遠望去，入口處排滿長長的車輛。起初以為，所謂武漢“戒嚴”，只是取消市內公共交通而已。她並不知道，那時候，自己雖然可以毫無阻礙進入武漢，但已不可能再離開。
當天，從武漢協和醫院，何瑞芳接父親出院，加上陪護的丈夫，從中午耗到晚上8點，“在高速管制處費盡口舌也沒用”。三人擠到一家快捷酒店裡去，原價119元的房費，老闆減免成110元。兩天後，大年初一，酒店停止納客，整個樓層，只有兩個房間住著人。
出城無望，3月6日，她只得帶著父親到唯一可能有床位的省腫瘤醫院去。先排除新冠肺炎感染可能，再加入住院排隊，三天後，父親總算住上了醫院。
“誰不想回家呢？明明在家門口就可以治療。”事後回想起來，何瑞芳覺得自己不是最“無奈”的那一個。在微信群裡，她看到，有人僅僅是開車路過，在高速口放下搭便車的朋友而已，“明明入口檢查處的人都看到他是剛下來”，但即便如此，那個人都再也上不了高速。
黃孝光/攝
同在武漢協和醫院的鄂州人李同海甚至沒來得及出院，就遇到醫院的封閉式管理。陪護的女兒，來院探視的三個家屬，一家五口在醫院滯留至今。
“錢嘩啦啦流。”病早就好了，可是他們走不出病房。想吃水果，沒法拿到，女兒前些天連發兩條微博，請求好心人能送來水果。只能“給什麼，吃什麼”，李同海的糖尿病和痛風又犯了起來。
“醫療費、生活費壓得人難以喘氣。”李同海和家人打遍相關部門的電話，問到最後，都只能再等進一步消息。女兒在微博上寫道，只想回家。
黃岡人王永銘面臨著妻兒離世的生死威脅。他只需要出去，奔向黃岡，以丈夫的名義，在妻子的手術單上親筆簽字。
妻子本是4月份的預產期，但突發先兆性流產。手術遠比預想中複雜，到了可能保不住性命的地步。醫院需要丈夫的簽字。電話、視頻或者其他方法，在醫院看來，都不具備法律效力。沒有簽字，手術就不能做。
王永銘找武漢當地的社區，開證明，要麼協助離漢，要麼去和醫院溝通，社區都不敢做，“而且表示不對此負責”。
陷入僵局。生命危在旦夕。截至記者發稿時，事情沒有任何實質性進展。
03/想 家
不僅是飯碗和性命危機，一種更普遍而隱蔽的心理危機在他們中間蔓延。
在微信群裡，有人帶著表情包半調侃地說，來武漢後，作息很規律，凌晨4點睡，12點醒。
“關鍵是睡不著，死活睡不著，你要安眠藥，人家也不敢給。”有人更加痛苦。
抑鬱也會傳染嗎？這個話題，微信群裡又討論了好一陣子。
沒有人想到，疫情會這麼嚴重。更沒有人想到，他們會滯留這麼久，日子疊加了一個又一個的14天。
陳卓/攝
大四學生伍儀對今年的春節沒有任何特別記憶，“印象中不知道過了個年”。因為寒假實習，她沒來得及離開武漢。封城後，她一個人躲在出租屋裡，“已經不知道人和人面對面說話的感覺”。
運動少，心情低沉，沒有胃口，這些日子來，她一天只做一頓飯，主要目的不是吃，而是拍照發給媽媽，讓她放心。
“還好家裡沒急事吧？”記者問。
“有急事，爸媽也不會和我說的。”伍儀告訴記者，“不過，現在這情況，我有什麼事也不會和他們說。”
“我相信我和爸媽都是這樣的。”話題末了，伍儀說。
她用來安慰自己的方法是，讓自己意識到，並沒遇到什麼太大的難題，是“比上不足，比下有餘”的滯留狀態。
伍儀在武漢讀書，家在宜昌。疫情過後，她唯一的規劃是，一定要回家找工作，離家近一點，再也不來武漢了。
武漢遠郊或者鄉下的滯留群體生活往往更加困難。1月14日後，辦完父親的葬禮，在石家莊生活的陳昌一家沒能離開武漢。沒有網絡，沒有書本，孩子沒辦法上網課。白米飯，白麵條，中間是一碟辣椒油，或者一碗醬油，是一家三口五十多天來的三餐常態。“你不明白那種求助無門的感覺。”在社區和村鎮救助力量沒有抵達的角落裡，這些人只能依靠“自救”。
“就像孫悟空畫圈一樣”，武漢也被畫了這樣一個“圈”。但在他們眼裡，這個“圈”更加“一刀切”，更加讓人漫無目的。
他們給武漢市市長熱線、省防控指揮部、市防控指揮部打過無數電話，最後“全都回到社區這裡”，而社區所能做的，也只是言語安撫或者送些簡單物資。
有人在微信群裡動員，各自拍出求助視頻，由剪輯師合成後，發佈出去，引起更多人關注。片子做好後，因為畫面問題，有人看了不滿意，群裡吵了起來。這個主意因此一度擱淺。
“我們這個群體，人數太龐大，但是又太分散了。”一個寫過求助文章的在讀研究生和記者說。
而目前，他們最擔心的是，即便離開武漢，等待著他們的，又將是14天的隔離。
閱讀更多 松果兒圍觀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