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紀之初，前往日本留學是一種社會潮流和風尚，如同今天的“留學潮”一樣，而在此前1000多年來，都是日本派留學生到中國學習，而這完全是因為中國在甲午戰爭中失敗，當時無論是公費還是自費，日本都是首選留學之地，而之所以選擇去日本，就是因為日本是中國的近鄰，留學費用較之歐美等國低廉很多，因為“遣西洋一人之費，可供派東洋十人之用”，因此與其派遣學生到西洋留學，不如派遣學生赴東洋留學。
張之洞《勸學篇》
時任湖廣總督張之洞在其所著《勸學篇》中，也明確闡述了這一根本原因：“至遊學之國，西洋不如東洋。1.路近省費可多遣；2.去華近易考察；3.東文近於中文，易通曉；4.西書甚繁；凡西學不切要者，東人已刪節而酌改之。中東情勢風俗相近，易仿行，事半功倍，無過於此。”因此“取徑東洋，力省效速。”
當年赴日本留學的人，幾乎都要先過語言關，只有日語達到一定水準之後，才能進入日本各類高等專門學校進行專業學習，因此弘文學院就成為許多中國留學生的打卡之地，那麼弘文學院究竟是怎樣一所學校呢？
弘文學院校門
弘文學院位於日本東京牛込西五軒町，是日本最早專門接受中國公派留學生的語言學校，也是規模最大的一所接收中國留學生的學校，號稱是“中國留學生教育的大本營”，這所學校初名為亦樂書院，創建於1896年，當時正值中日《馬關條約》簽訂不久，清政府總理各國事務衙門遴選並派出了第一批公費留學生赴日本留學，這批留學生共有13人，其中年齡最小者唐寶鍔都已經年滿18週歲，時任日本伊藤博文內閣外務大臣兼文部大臣西園寺公望把來自中國留學生的教育委託給了一個名為嘉納治五郎的人，而這個嘉納治五郎又是怎樣一個人呢？
嘉納治五郎
嘉納治五郎是日本著名教育家，當時正擔任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校長，而東京高師是培養全日本中學教員教育的學校，也是日本中等師範教育的骨幹學校，在西園寺公望的關照和安排下，嘉納治五郎又承擔起了中國留學生在上日本高等專門學校之前的日語等科目的補習教育了，為此，嘉納治五郎在神田三崎町租借一所房子作為校舍兼宿舍，安排本田增次郎任監督，並聘專門教師數名教授這13名中國留學生，這所頗類似中國私塾式的學校，被命名為亦樂書院。
亦樂書院師生合影
由於初期中國留學生人數較少，亦樂書院尚可應對，但隨著中國留學生人數的不斷增多，亦樂書院已經遠遠滿足不了實際需求，因此嘉納治五郎於1902年1月遷址牛込西五軒町擴大辦學規模，並正式成立了弘文學院，因校名中的“弘”字與乾隆帝名字愛新覺羅·弘曆中的“弘”為同一個字，為避乾隆帝御諱，後來又更名為宏文學院，因此無論是弘文學院還是宏文學院，都是指同一所學校。
弘文學院設普通科和若干速成科，其中比較正規的是普通科，學制為三年，主要教授內容為日本語和普通學科知識，類似於現代中學課程，主要是補習數學、物理、化學、植物學、動物學、圖畫、體操、英語乃至修身等課程，同時另設速成師範科、速成警務科、速成理化科、速成音樂科等速成科，這些速成科學制只有6個月、8個月或一年不等，弘文學院在校生最高峰時曾達到7000多人。
《浙江留日學生同鄉錄》
為了更好地因材施教，嘉納治五郎在弘文學院正式成立後不久，前往中國進行了為期三個月的訪問和考察，特別是在武漢訪問和考察期間，他與湖廣總督張之洞進行了多次會見，張之洞在日本的名氣很大，這得益於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對張之洞的評價：“中國辦事大臣，惟張香帥一人耳。” 嘉納治五郎的武漢之行，不但加深了與張之洞的關係，也擴大了弘文學院的招生渠道，由此吸引了更多中國留學生進入弘文學院學習。
張之洞
日本自經過明治維新運動，一躍而成東亞最強盛之國家，必有許多可學之處， 因此在二十世紀初不僅有清中央政府派遣的留學生，也有地方政府派遣的留學生，還有教育機構派遣的留學生，浙江的“求是書院”就曾於1898年4月遴選並資助了何燏時、陳榥、陸世芬和錢承志等四名高材生赴日本留學。
如果你對東京弘文學院還有些許印象的話，幾乎都是從學習魯迅生平經歷時留下的印象，因為魯迅的許多文章都曾被收錄到初中和高中的語文教材中，尤其是在文革時期，只有魯迅等人的書籍可以閱讀，因此對來自浙江紹興的魯迅最熟悉了，由於入讀弘文學院的中國留學生數不勝數，因此這裡只列舉魯迅等人的情況，藉以管中窺豹吧。
1902年秋浙江籍留日生合影
魯迅是於1902年3月赴日本留學的，並以周樹人之名註冊併入讀東京弘文學院普通科江南班，與浙江老鄉錢家治（字均夫，錢學森之父）和厲家福（字綏之，浙江醫科大學創始人）同班同寢室，經過兩年多的朝夕相處，彼此結成了刎頸之交，魯迅還在這裡與同樣來自浙江的許壽裳相識併成為摯友，由此開啟了他們之間長達35年的友誼。
魯迅與許壽裳、蔣抑厄合影
1904年7月，魯迅與錢家治、厲家福、許壽裳等人從弘文學院畢業，魯迅曾與厲家福相約一起學醫，因此他們分別考入了仙台醫學專門學校和金澤醫學專門學校，而錢家治和許壽裳則考入了東京高等師範學校，從而結束了他們在弘文學院的學習，並由此開啟了另一段留學生活。
魯迅（周樹人）的畢業證書
當時留學日本的中國留學生有一個顯著特點，那就是有些不務正業而過於關注政治，極少有人能夠安心學業並順利取得學位，絕大多數人都被孫中山的“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創立民國、平均地權”的革命宗旨所影響，逐漸走上了從事反清革命的道路，這其中不乏一些公費生，他們拿著清政府支付的留學費用而從事反清的革命活動，這也是留日生中多出政治家的根本原因，而同時期乃至稍後一些留學歐美的學人，大都以追求學位為目的，因此多出學者、教授和科學家，形成了一個強烈的反差。
駐日公使楊樞為魯迅入仙台醫專寫的推薦信
清政府學部對此也是心知肚明，對無論是留東洋還是留西洋的留學生，還專門在北京設立考場，組織遊學畢業生考試，並以考試成績甄別優劣者，考試成績分為最優等、優等、中等三級，並授予舉人或進士待遇，有相當多的留日生都不能通過考試。
這裡以魯迅的好友厲家福為例進行說明，他於1909年回國時參加了考試，以“優等”成績考取了“醫學舉人”，1910年再次赴京參加了在紫禁城保和殿舉辦的複試，並以“殿試一等”的成績，被授予醫學部主事，按照清朝官員序列，各部主事為正六品銜，而科舉時期考中進士者才被授予正六品銜。
厲家福的考試成績單
中國赴日留學生走過了一條由少到多並最終衰落的過程，尤其是1905年11月中國留日生為反對日本文部省頒佈的《取締清國留日學生規則》，在東京的留日學生有8000多人參加了罷課抗議活動，大約有3000餘名留日生被退學遣送回國，及至1909年7月，弘文學院最終因中國留學生日趨減少而關閉。
中國留日生在弘文學院及其他各類高等專門學校完成學業後，主要流向有兩大領域，一是從事革命活動並最終走上中國的政治舞臺，諸如黃興、方鼎英、陳天華、李書誠、林伯渠、楊度、胡漢民等人；二是活躍於中國教育界，除了文中提到的魯迅、錢家治、許壽裳、厲家福之外，還有胡元倓、朱劍凡、侯鴻鑑、楊昌濟、陳師曾、鄧以蟄等人。
儘管弘文學院僅存在了八年，但它在中日留學生教育史上的貢獻卻是巨大的，尤其是對中國留學生的巨大影響，而從弘文學院走出的中國學人，更是對中國近代歷史產生了深遠的影響，甚至影響了中國的歷史走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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