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標題：咋回事，合著我們怎麼做都不對？
作者：郭松民 崑崙策研究院高級研究員
01
有時候真覺得在中國當個老百姓挺可憐的。
前些年，中國老受人欺負。一會兒駐南聯盟大使館被炸，一會兒日本搞釣魚島“國有化”，再過一會兒美國又在韓國部署薩德。老百姓氣不過，到這些國家使館門前抗議一下，唱唱國歌，並表示要抵制什麼貨，其實只不過咽不下這口氣而已，結果精英就一大堆帽子扣過來了，“民粹”呀、“極端民族主義”呀、“義和團”呀，等等，好像別人欺負我們有理，我們生氣反而沒理，應該帶著謙恭的笑容把這一切都接受下來才對。
今年以來，形勢不同了。
儘管春節前疫情的洪水來勢兇猛，
但在中央指揮若定，全國人民萬眾一心的努力下，中國迅速從漩渦的中心遊到了岸上，而原來站在岸上看笑話的歐美國家，卻下餃子一樣紛紛落水，中國反而成了從岸上向水裡拋救生圈救人的人。
舉個例子，以前我們的醫療專家組都是派往亞非拉，現在則派到歐洲的原“八國聯軍”國家了，估計過段時間，北美也會需要我們的醫療專家組。
這種狀況，令中國老百姓心情大好！說話的聲音也響亮了，有替他們著急“連抄作業都不會”的，還有人想起以前受過的氣，表示要“根據心情決定援助誰不援助誰”。
結果精英們又受不了，嚇得面如土色，一個鯉魚打挺跳將起來，用顫抖的聲音說：
可不能這樣講啊， “這種趾高氣昂，猛踩他人的話從外部聽上去要多刺耳有多刺耳”、“如果有外國輿論把這些話當真，對中國形象無疑是傷害”、“ 這麼幹都是丟分的，秀的是人性的低限”，云云。
所以我說中國老百姓可憐，合著我們怎麼做都不對？生氣不行，自豪也不行，在外國人面前，必須永遠溫良恭儉讓，永遠低眉順眼，永遠大氣不敢喘，對嗎？ 這種狀況，無以名之，只能稱之為新“友邦驚詫”論。
02
魯迅先生寫《“友邦驚詫”論》的時間是1931年。
那一年，九一八事變發生，東三省淪陷，國民黨政府不是組織力量收復失地，反而擔心愛國學生的請願活動引起“友邦驚詫”。
今天距離魯迅先生寫文章時已經快100年了，對“友邦驚詫”的擔心，還令一些精英寢食難安，動輒一驚一乍，這倒是一個非常值得分析的歷史、文化和心理現象。
這種狀態，說來話長，但說清楚也簡單。
第一次鴉片戰爭之前，中國處於東亞朝貢體系的中心位置，是這一體系規則的制定者、解釋者、裁決者，掌握著話語權，一般來說，不太擔心“友邦驚詫”的問題。
鴉片戰爭之後，尤其是甲午戰爭之後，東亞朝貢體系解體，中國失去了自己的體系，並被強行納入到了西方主導的世界體系之中。
在這一體系裡，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國，體制、文化、甚至人種都失去了正當性，成了不折不扣“國際賤民”，完全失去了話語權，一切只能看列強的臉色，所以“友邦”是否“驚詫”就變得十分重要。
全面抗戰爆發後，蔣介石仍堅持向日本支付庚子賠款，就是做給“友邦”看的，以免他們“莫名驚詫”。
新中國成立後，這一狀況有了根本性改觀。
毛主席非常重視國際話語權和國際規則的制定權、解釋權的爭奪。從五十年代的“兩個陣營”、“東風壓倒西風”，到六、七十年代的“三個世界劃分理論”，中國以“反霸”為核心構建了自己的話語體系。
有了自己的話語體系，就有了自己的是非標準，就不怕“友邦驚詫”了。
1970年，毛主席發表“五二0聲明”，號召全世界人民團結起來反對美國霸權主義，首都百萬群眾集會，全國各大城市也都舉行了集會遊行，中國並不怕什麼“友邦驚詫”；
1972年，美國總統尼克松訪華時，首都機場矗立的大字標語是“全世界被壓迫人民、被壓迫民族聯合起來！”我們也不擔心“友邦驚詫”。
當然，八十年代之後，情況發生了一些變化，這裡不展開了。
03
以上談的是客觀歷史背景。
從心理的角度來說，最近三、四十年，一些文化和輿論精英繼承了晚清和民國時代買辦知識分子“自我奴化”、“自甘賤民”的心理，他們不敢想象和西方爭奪話語權，更不敢想象同西方爭奪規則的制定權與解釋權，對他們而言，唯一的行為標準，就是西方的臉色，能夠不讓“友邦驚詫”就是最高成就。
毛主席當年在《論十大關係》中為這種人畫像：
“有些人做奴隸做久了，感覺事事不如人，在外國人面前伸不直腰，像《法門寺》裡的賈桂一樣，人家讓他坐，他說站慣了，不想坐。”
正是在這樣的心理基礎上，才會出現我們老百姓動輒得咎，怎麼做、怎麼說都會受到他們指責的荒誕狀況。
他們沒有意識到，老百姓的激烈話語，本質上是對精英多年來小心翼翼地伺候“友邦”，生怕他們“驚詫”的一種抗議和反彈，是對中國理應獲得平等地位和應有尊重的一種民間表述，是典型的話糙理不糙，儘管個別的用詞未必準確文雅，但正當性是絕對毋庸置疑的！
這是不是有點矯枉過正呢？算是吧。但正如毛主席所言：“矯枉必須過正，不過正不能矯枉。”
老百姓已經站起來了，精英還跪著——這才是這一現象的本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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