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贏家》是一部罕見的“壞人取勝”的國產電影。在故事的結尾，伴著鄧麗君歌曲《漫步人生路》的BGM，扮演銀行劫匪的大鵬聰明地轉移了重重警力的追捕重點，成功逃出生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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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義戰勝邪惡是國產電影的慣常收尾，壞人受到懲罰，好人大獲全勝，這不僅是審查的潛性要求，也更貼合多數電影受眾的道德準繩和心理訴求。《大贏家》卻反著來，“反派”不僅旗開得勝，而且成了被大加讚頌的對象。
你別看所謂“搶銀行”只是一次演習，大鵬塑造的所謂“壞人”實則是被浮躁時代嘲弄的“老實人”，但它對一般電影中偉光正的執法者形象可沒少黑。全片反寫正邪，以“認真”的劫匪形象來反襯公檢法形式主義、得過且過、幹不成實事的風氣。這是高級的諷刺喜劇寫法。
表面上，電影只是講了一個認真的人從“不被理解”到“征服眾人”從而告訴大家認真很重要的簡單故事。內核上，它講了公器的失效，講了形式主義的靡然成風，講了一個認真做事的人居然在如今成了被群嘲的異類......它提醒我們，在當下這個時代撿回“認真”這個寶貴品格的當務之急。
某種意義上，《大贏家》為所有的國產喜劇片都提供了一個新思路。簡單來說，就是用喜劇的方式來處理尺度過火的嚴肅題材。它巧妙避開了國內犯罪題材創作上的諸多限制，“壞人”可以明目張膽地計劃一切，連續殺人壞事做盡也不用揹負過多道德壓力，“法網恢恢，疏而不漏”的金科鐵律亦可被打破。
不能正面拍強暴戲，就拍俯臥撐；不能太暴力血腥，就拍呲水槍；不能拍搶銀行，就把它拍成演習。形式上荒誕搞笑，內裡反諷的思考卻在暗中被悄悄表達出來。這樣的拍法，不失為一種可廣泛借鑑的曲線創作之道。
《大贏家》最有意思的地方也在這裡。如果說電影藝術的本質就是“逼真地作假”，此片就是把“作假”前前後後的過程拍成了電影，所有的笑料也源於這種真與假之間錯位生髮的荒誕感。"搶銀行"演習對於片中人物是逢場作戲，於是，除了大鵬在“認真演戲”之外，我們觀眾與片中配角其實都成了“看戲者”。
起初，只有大鵬這個“劫匪”在認真演習，其他人物都在嘲笑他的時候，我們站在上帝視角的觀眾也代入這些人的心態，因嘲諷他而肆意發笑；配角們甚至還自帶觀眾吐槽音軌：“你這戲過了啊？這還要再演下去嗎？”而當片中配角被大鵬的執著征服之時，我們觀眾也同步生髮出對這個人物的態度轉變之複雜情感。
大鵬，這個以演網絡短劇出名的前主持人，近來拍攝的喜劇電影裡塑造的其實都是純悲劇人物。《大贏家》裡的嚴謹，如果忽略掉那個強行上價值的結尾，他就是一個被時代拋棄的邊緣小人物，被家人冷落、被領導誤會、被同事排擠，與我們大多數人沒有什麼不同。
當下是一個
“認真你就輸了”的時代。當上司教化嚴謹為了業績要懂得變通，放出貸款後再補全法人信息也未嘗不可；當孟非在採訪車裡對攝像師吐槽：“這種演習都是裝裝樣子，一年能播八百回”；當參與演習的警察都敷衍地說著：“半個小時解決戰鬥”，我們突然發現，這一切好似都在現實中屢屢上演。這個一味追求高效率、目的性的社會，好像變得不太可靠。我們代入其中，不自覺就與“反派”站在一邊，其最終指向是對“正派”不作為、不專業、職能失靈的鋒利批判。這是《大贏家》在爆笑之餘留給我們靜下心來嚴肅思考的部分，也是它的真正價值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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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贏家》是繼《囧媽》之後第二部賣給字節跳動（抖音、西瓜、頭條、歡喜傳媒的母公司）在網絡首播的院線電影。
相較於《囧媽》臨時變卦不惜“背叛”行業的強上線行為，《大贏家》此番的院線轉網播操作更像是水到渠成。“中國第一個雲首映禮”，依託直播、連麥、明星互動等網絡媒介進行的“雲路演”、“雲觀影團”、“雲合影”等，都創造了國產電影在宣發方式上的多個史無前例。
疫情，這個洪水猛獸摧毀了電影院的生存空間，反過來，卻詭異地間接促成了電影與中國流媒體行業融合的加速變革。不過，從這兩部喜劇片的成片質量和口碑反饋來看，字節跳動想成為中國的Netflix似乎還任重道遠。
自上線以來，對《大贏家》的吐槽火力集中在對於它是一個翻拍片的指摘。其初始文本來自日本作家都井邦彥的小說《遊戲永無結束時》，日版電影拍於1991年。更廣為被大家熟知的是韓版電影，2007年的《率性而活》，豆瓣高達8.3分。
而截至目前，《大贏家》只取得6.8分。如若你把《大贏家》與《率性而活》連著看，會顯著感受到兩者的差距所在。
《大贏家》的結尾畫風突轉，揭示了嚴謹對家人、同事、上司的看法都只是誤會，用強行大團圓削弱了整片的批判力度。而《率性而活》看到最後，雖然也是演習，我們分明真實感受到鄭度滿的走投無路、不甘與鬱結。他在一段動情地自白後，以“自殺”收場，一個不被社會接納的邊緣小人物形象在觀者心中“活”了過來。
兩部電影都在處理喜劇與悲劇中間的平衡點，《大贏家》達致的效果是給很多人帶來莫名的尷尬感，《率性而活》則讓人該笑的時候笑，該哭的時候哭。歸根到底，前者並沒有構建真實的人物困境，最終拍成了一出鬧劇；而後者，只把笑料當佐料，基底是人文關懷濃烈的小人物悲歌。
韓版鄭度滿的設定是因得罪上級而被下調到交通部的前刑警，拳擊冠軍，這解釋了他為何反偵察能力優秀；中版的嚴謹被設定成銀行職員，雖說後期有提到他退休軍人的身份，但也是草率地一筆帶過，沒有充分的前史身份交代，觀眾很難相信這樣一個人就可以把一支警隊耍得團團轉。
兩版另一個差異是槍的真假。韓版在演習中段才被發現男主拿的其實是真槍，這成為人質們前後態度轉變的轉折點，人性的善變在此被展露得淋漓盡致，被做俯臥撐的女銀行職員甚至患上了斯德哥爾摩綜合症，幾乎愛上“劫匪”；中版的嚴謹則自始自終使用假槍，人質們為何要一直陪著一個“他們眼中的傻子”演戲就成了一個謎，他們演習態度的前後轉變實在太過生硬，缺乏合理動機。
韓版在展現警隊無能的一面層次也更為豐富，警察局長、交警隊、特警隊間合作中有競爭，明爭暗鬥，詳盡解釋了為何運轉體系會出錯，還增添了很多笑料。中版則設置了一個自始自終臉上掛著蜜汁微笑的警察局長，一切隊伍行動聽他指揮，我們看不出這個運轉體系有什麼問題，可為什麼就拿嚴謹沒辦法呢？
歸根到底，《大贏家》在“正派”與“反派”兩方的刻寫上都缺乏深入的打磨，過度簡化、臉譜化了人物，孟鶴堂的相聲段子、代樂樂的消費男色等非電影的“相聲小品包袱”反而喧賓奪主，人物的失真最終影響到電影悲劇內核的價值觀輸出，實在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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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然，鑑於韓國與中國的國情差異，中版電影加重喜劇成分的處理或許是更貼近中國表達更接地氣的本土化改編。雖然我們都期待看到更多原創的“中國故事”，但翻拍本身並不是原罪。
再者，《大贏家》選取這個文本和“認真”主題帶入中國大陸社會語境，構建它的反諷體系，不得不說，是一次有膽量又精準把握住當下中國時代氣氛的敏銳之選。
不知從何時開始，“認真”這個詞在中文語境中已經成為貶義詞，投機取巧、八面玲瓏地做事反倒廣為被人褒獎，越來越多精緻利己主義者湧現。曾幾何時，在過去的時代，認真、踏實、講究、當真，甚至笨拙，這些都是標誌著美好品格的詞彙，而在當下這個社會，似乎都成了稀有物。
被疫情陰影籠罩的2020年，我們在繁雜的信息漩渦中越來越感受到現實的戲劇化與無力。形式主義、場面話、職業能力的失效、輕信謠言，讓我們一次次錯失將災難遏制於初始階段的機會。
《大贏家》在這個時間點上映，它有意無意在提醒我們，我們是不是寧願較真一些，也不要自作聰明地高估自己。如果我們更嚴謹科學地對待災難、工作和探究真相，多一些片中嚴謹這樣的人，那麼，我們是不是可以避免太多無畏的損失。
認真你就輸了嗎？《大贏家》用電影有力地回應了這個時代：認真不僅不一定會輸，而且，一直認真的話，搞不好，
你就是最後的“大贏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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