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堅持拍攝了38年北京城的女攝影師。她1988年加入中國攝影家協會，1989年調入北京東城區新聞中心從事攝影工作，並擔任北京日報報業集團東城記者站攝影記者，曾先後出版《學攝影》《吳強攝影集》等。作為一個地地道道的北京人，吳強在衚衕生活、成長和工作，對衚衕環境十分熟悉與親切。2019年，她的“昔日朝陽門南小街”攝影展在史家衚衕博物館開展，從數以萬張老照片中精選而出的這些衚衕條街影像，再現了北京東城區30年來的發展變遷。同年，她的《女攝影師鏡頭中的背糞工》入選第27屆全國攝影藝術展覽紀錄類長期關注單元，那些看似平淡的照片，張張映刻著時代的印記。
女攝影師鏡頭中的背糞工
春節前，在來本報編輯部的那天早上，吳強剛剛從北京火車站拍攝春運途中偶遇的一位尋子的婦人，古道熱腸的她來不及坐定，便匆匆將新聞圖片發表到頭條號上以期通過照片的傳播幫助他人。當聽記者提到微博流量大時，她又立刻學著註冊了微博@女攝影師吳強，希望能盡綿薄之力。在與本報記者唐瑜的對話中，認真且低調的吳強回顧過往，談起她對攝影始終保持著的熱情。
唐瑜：您從事攝影工作已有30餘年，回顧當初，您是如何入行的？
吳強：我是上世紀50年代出生的，母親是醫生，舅舅是中醫。我17歲時學過一段時間中醫，做些抄寫藥方的簡單工作。1971年，我被分配到了北京雙葉毛衣襯衫廠，此後做過燙工、車工，還做了13年的製衣工人。一次偶然的機會，我在北戴河遇到了當時在工人日報做記者的小學同學。他說，“你不能這一輩子當工人吧？不如學攝影。”正好我父親特別喜歡攝影，家裡有相機，我便開始學了起來。那時候用的是海鷗4A雙鏡頭相機，120底片。我第一張照片拍攝於1982年的秋天，去香山賞紅葉的途中隨手拍了部隊官兵維持秩序的場景。當天向北京晚報攝影部投了稿，沒想到第二天就發表了，這極大地鼓舞了我。在接下來的六七年間，我除了拍攝北京胡同外，基本上都在拍風光，黃山、長城、壩上草原都是我鏡頭裡的常客。
1986年，我參加了全國統一成人教育考試，考上了中國記協職工新聞學院。畢業後，北京市東城區成立了新聞中心，由於我平時經常提供圖片素材給東城區有關部門，於是我就正式調入了東城區新聞中心工作。直到2007年退休，我都堅守在基層一線的攝影崗位上。同時，我也是北京日報特約攝影師、新華社簽約攝影師。
唐瑜：將攝影作為職業之後，您主要的拍攝點是什麼？
吳強：在新聞中心工作時，我主要的任務是拍攝資料片，緊跟著區委區政府的各項活動和工作，其次是拍攝留存本區的實景影像資料，還有就是向各家媒體提供本區宣傳素材。當時，負責攝影工作的只有我一個人，每次拍攝完衝膠捲、洗照片、放照片的工作全靠自己。之所以自己沖洗是因為到照相館是有時間限制的，不能保證立等可取，但是新聞稿需要時效性。所以，我索性自己去買沖洗膠捲的藥，用蒸餾水配藥，像D76顯影液、定影液等，拿顯影罐把膠捲導進去。時間緊的話，膠捲經常是用吹風機吹乾的，吹乾後趕緊放到放大機底下，挑出幾張來放。那邊定影液定著影，這邊就開始寫文字，寫完等圖片吹乾了，就把寫好的信紙夾著照片擱在信封裡，騎著自行車去北京日報、北京青年報等挨家送稿。這一系列的工作流程既緊張又需要心細，每個環節都不能出錯。
唐瑜：您攝影起步比較早，1988年就加入了中國攝影家協會，您之前參與過全國影展的投稿嗎？
吳強：加入中國攝影家協會後，我也是北京攝影函授學院前身中國攝影函授學院的第一期學員，在那裡進行過為期一年的學習，值得驕傲的是，我當時曾作為學員代表在開學、畢業典禮上發言。後來，《大眾攝影》雜誌還在北京勞動人民文化宮給我們這期學員辦過一個展覽。而我的攝影“專題”概念啟蒙則來自《中國攝影》雜誌，當時的雜誌編輯偶然在《大眾攝影》雜誌舉辦的展覽上看到我的作品，約稿發了兩三頁。也是從那時起，我開始積累照片，心裡紮下了拍專題並編輯圖片的意識。
去年，一個朋友給我打電話說，第27屆全國影展新增了“長期關注單元”。這一下子吊起了我的“胃口”，也是我第一次參與全國影展的投稿，投稿作品就是“背糞工”這個專題。
唐瑜：“背糞工”這樣一個極易被忽視的群體，您拍攝了很長時間。作為一個女攝影師，怎麼會想到要去關注這樣一個選題呢？
吳強：北京東城區衚衕比較多，又細又長，曲裡拐彎。過去還存在著死坑，也叫旱坑，不能拿水衝，需要靠人力挖糞。於是，也就有了背糞班。我從東城區政府得到消息，將劃撥資金進行公共廁所改造，要把背糞工這一群體解脫出來。我當時就想，如果能把這個即將消失的工種用影像留住，該是多麼珍貴啊！我忘記了女同志的嬌弱，背起相機，開始常年跟著他們坐在一輛背糞車上，一處一處地跟拍。想要拍出好照片，就要跟被攝者融為一體，不怕髒、不怕臭，記得我有一張照片的標題是《不把破舊的公共廁所帶入21世紀》。1999年底，北京結束了人工背糞的歷史。
另外，我之所以關注到這一群體，也是因為工作時認識了樊寶發。他是我們東城區的背糞工，也是繼時傳祥之後第二個全國勞動模範。我清楚地知道背糞工背後的故事，他們是時代的勞模，當年選擇“背糞工”這一職業，雖然工作時髒點、累點，但是他們用勤勞的雙手照顧了全家人。時代更迭，那些消失不見的每一段記憶、每一幅面孔都值得珍藏。
唐瑜：第27屆全國影展新增“長期關注單元”，一組照片就是一個故事，這就要求攝影人深入基層、耐住寂寞、長年堅守。您手裡的影像資料非常豐富、涉及廣泛，圖片編輯過程應該很繁瑣吧？
吳強：我拿起相機做專職攝影工作是在1983年，我長期拍攝並直到現在還在堅持的還有“社區居委會”這個專題。從上世紀80年代居委會大媽們“站崗”，到如今工作人員逐漸年輕化、知識化，這一發展過程的時代特徵非常明顯。尤其在今年春節這場抗擊新冠肺炎疫情的防控工作中，北京市戰鬥在防控一線的許多人是社區工作者。從情感上說，我喜歡走訪街道，喜歡關注社區居委會，整個“居委會”的概念歷史轉化，也是我多年跟蹤拍攝的重點。
去年9月20日，由朝陽門街道工委辦事處主辦的“昔日朝陽門南小街”攝影展在北京東城史家衚衕博物館展出。該展覽展出的照片是我拍攝於2001到2002年之間的作品，當時正值朝陽門南小街即將被改造。展覽中，我用300多幅彩色負片連接成20公分高、30米的兩個長卷，再現了這條小街東西兩側商賈店鋪的原貌。可以說，這些照片都是我一步步走出來的，拍攝時我就有過精準測算，這也為後期接片奠定了基礎。
我確實連續拍攝過很多題材，經過整理編輯或可形成專題。從膠片時期過來的專業攝影人，在打理底片方面大概是需要費些工夫的。我養成了一個習慣，那就是一有時間就去整理過去的膠片，一份編號存入信封，一份編號翻拍存入電腦。信封和電腦的編號是一樣的，這樣便於分類整理。
唐瑜：您認為一個職業攝影人需要哪些素養？
吳強：我覺得自己談不上是個職業攝影人，只是一個“通訊員”。如果攝影是事業，而非普通愛好，就一定要沉得下心。我喜歡人文紀實類的作品，欣賞的攝影家有王文瀾、鄧維、賀延光、解海龍、黃一鳴、康泰森、張兆增等。在我看來，好的紀實攝影作品一定要能表現出時代精神、時代烙印。在我拍攝北京東城的這幾十年間，我特別喜歡關注東城區的社區居委會、衚衕裡的人和事，包括東城區大面積的拆遷、整治，都是我的拍攝對象。多年的拍攝經歷讓我明白，作品的故事性尚在其次，首當其衝是作品要有深度，這也就需要攝影人平常多留心身邊人和事、多學習知識、多關注生活，提高文化修養，讓攝影作品留得住我們今天正發生著的這些真實故事。
文章刊發於《中國攝影報》·2020年·第14期·2版
攝影：吳強
採寫：唐瑜
閱讀更多 中國攝影地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