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突發，給中國經濟帶來了意外的下行壓力。“新基建”的概念橫空出世，被寄予厚望。
基建，是經濟領域最為熟知的概念之一，它曾為國人穿山架橋，使天塹變通途；也曾給國家留下過沉重的債務負擔。在討論結構化改革時，我們常將它作為反面例證，但每每危機來襲，它又總是最容易被想到的那個救星。
當我們談論新基建的時候，我們究竟在談論什麼？
新基建“新”在哪裡？
2018年末，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就提到要“加強人工智能、工業互聯網、物聯網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這是新基建第一次出現在官方文件中。
所以，新基建的概念，其實並不“新”。只不過，在新冠疫情這隻“黑天鵝”的催化下，這個半冷不熱的概念又被再度拾起。
新老基建最直觀的不同，體現在行業差異上。老基建是傻大粗的“鐵公基”，新基建則透著一股子”高精尖“的味道，指向創新升級和補短板。
而新基建與以往逆週期政策的一大差異，還在於發生的時機。
2008年，中國的人均國民收入還只有3100美元，在全世界排在第138名，是妥妥的“下中等收入國家“；到了2019年，初步統計的人均國民收入已經接近1萬美元，中國已經站在了高收入國家Party的大門口。
所以，10年前，傳統基建還處於“完全不夠”的狀態，其擴張能起到逆週期調節的作用，但到今天，投資邊際報酬率正在逐步下降，傳統基建已經不能提供持續的增長動力。
時代與行業覆蓋的差異，反映了新老基建承載任務的不同：老基建穩增長，新基建則通過調結構為中國經濟注入更長久的動力。
新基建會走4萬億的“老路”嗎?
4萬億投資計劃的負面影響，直接表現為地方政府債務風險，以及鋼鐵、煤炭等行業的產能過剩。
在2009年，發改委曾經解釋過4萬億新增投資的資金來源。其中，新增中央投資共11800億元，佔29.5%；而剩的 70.5%，則需要地方政府進行配套。
彼時，地方政府尚無自主發行債券的權限，相當一部分的配套投資則通過政府融資平臺通過銀行貸款、非標準化債務來覆蓋，由於缺乏監管，地方政府負擔持續攀升且難以計量，審計署不得不在2013年就地方債務情況進行“摸底”。
此外，緊接著在大規模刺激政策下，鋼鐵、化工等基建上游上游產業再度掀起投資高潮。到2014年，粗鋼產量達到8.23億噸，約佔全球一半。
目前來看，新基建有著更溫和的規模，更謹慎的刺激，更顯性的槓桿（地方債務擴張受到約束），資金來源多元，且參加的主體從政府更大程度地擴散到了市場。
新基建溫和規模的基礎有兩個。
一是總體基建規模的變動本就相對平穩，實際上未出現強勁的刺激。根據中泰證券的統計，河南、廣東、四川等14 個省市公佈的2020 年年內重點項目計劃投資總額只較去年上升了4.28%，而按照估算，其中投向基建領域的佔比最高也不會超過50%。
二是新基建的基數小，推動其發展的步子也不會邁得過大。以PPP 項目為例，狹義新基建佔比很小，基本穩定在0.5%左右，而廣義新基建這兩年發展較快，但佔比也只有16.2%。
更為合理的規模下，支撐中國基建發展的模式也更加優化。政府債務管理更加規範透明，可以把債務風險把握在可控的範圍內。
在減稅降費和“房住不炒”的要求下，一般公共預算收入和以土地出讓金為主的政府性基金預算收入不足以覆蓋基建投資需求。但專項債新增額度有望達到3.5 萬億，華泰證券測算其中投向基建佔比會提高到七成，預計貢獻基建增量資金1.8 萬億元。
專項債的管理以每年的總新增限額為基礎，根據各地區的財力和建設需求將新增限額進行分配，且投向領域、還款付息有著清晰的規定。
專項債的規範管理配合PPP模式運營和政策性金融工具的支持，顯性槓桿支撐下的新基建的風險屬性大大降低。
新基建，不大可能會走基建的老路。
“做長期正確的事”
在短期內，指望新基建力挽狂瀾，立刻刺激經濟增長是不現實的。因為新基建目前的規模相對較小，就算可以獲得較高的增速，也不會對整體經濟增長產生很顯著的作用。
既然無法指望新基建即刻刺激GDP，那麼，新基建的積極意義是什麼呢？
歷次技術革命，推動著人類生產力水平大步向前，催生了一個個引領世界發展潮流的大國，英國、德國、美國乃至戰後日本的崛起都是如此。
在目前進行的依託互聯網、以高新技術為代表的新一輪技術革命中，各國政府都在積極制定科技創新戰略、搶佔新技術高地。
中國的新基建，是通過“做長期正確的事“，使中國在高新技術生產力轉化尚需時日、國際貿易體系亦難尋新的低成本勞動力提供地、世界經濟增長乏力的背景下，走出一條長遠的技術驅動、均衡發展的道路。
新冠疫情，強化了這種高質量發展的國內訴求。就算新基建沒有立刻見效的作用，它優化結構的同時，也能還可以帶動新興製造業和服務業投資。
另外，在新基建推進的過程中，新的政企合作方式，也有望提高技術供給的效率。重創新的新基建不僅是技術，而且是一種新型的組織，新型的機制，新型的政府和企業合作模式。
谷歌前CEO施密特日前撰文指出，硅谷是美國創新的代名詞，但硅谷許多創新公司的領導者，都是從獲得聯邦政府的資助起步的，施密特本人也是如此。
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近年來的財年預算都在七八十億美金左右。該機構本身並不下設研究所或實驗室，但以基金項目、合同和合作協議等形式，專門負責資助各個學科與工程領域中的基礎研究和教育，約佔聯邦政府對基礎研究總投入的1/4。
寬帶、互聯網、人類基因組測序等重大創新都是基於政府和學術界的合作，未來的合作可能需要新的技術基礎設施，例如“國家研究雲”。此類基礎設施可能為創新提供高質量的數據和高性能的算力，當然值得每年投入70億美金。
所以，對於基建，我們不宜非黑即白的觀點來看待它。至於新老基建的平衡，我們或許可以用《大明王朝1566》中的一段話來理解：
古人稱長江為江，黃河為河，長江水清，黃河水濁，長江在流，黃河也在流。
古諺雲‘聖人出，黃河清’，可黃河什麼時候清過？長江之水灌溉了兩岸數省之田地，黃河之水也灌溉了數省兩岸之田地。
只能不因水清而偏用，也只能不能因水濁而偏廢，自古皆然。
嘉靖帝叮囑海瑞，不宜“因長江水清而偏用，因黃河水濁而偏廢”；同樣地，老基建有空間，就應該繼續推進；新基建有長遠意義，當然要作戰略佈局。
在最糟糕的情況下，財政資金的蛋糕有限，新基建因其體量太小、見效偏慢，在其他刺激方案的衝擊下再一次被淡忘。但它代表的“新”方向，一定是中國經濟維持長期增長，所必須的技術創新與制度變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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