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洪建：歐洲為何會成為當前世界疫情的中心？

2020年3月25日，全球化智庫（CCG）以“中國經驗能否為世界所借鑑？疫情折射的全球化問題與趨勢”為主題舉辦線上研討會。會上，CCG特邀高級研究員，中國國際問題研究院歐洲研究所所長崔洪建就當前歐洲成為世界疫情中心的原因進行分析，並從經濟、政治、一體化和國際形勢等角度出發總結疫情對歐洲的影響，最後提出中國在歐洲防疫過程中國的角色變化，下階段中歐應重點加強醫療公共衛生領域及經貿上的合作。

現在歐洲成了世界疫情的中心，在確診病例最多的國家中歐洲國家佔了多數，意大利、西班牙、德國、法國這4個國家應該說已經處於疫情爆發的態勢。我就根據咱們會議主辦方的要求和大家分享幾個觀點。

為什麼會在中國疫情先發的情況下，其他國家和地區尤其是歐洲沒有足夠重視並做好準備？歐洲現在的情況應該是出乎大家的預料，因為歐洲的醫療和公共衛生水平在全球都是領先的。為什麼會有今天這個情況？

我覺得可能兩個原因，一個原因就是在一開始歐洲並沒有對新冠病毒的高傳染性予以足夠重視，看一個簡單的時間表就能發現，意大利的第一例確診病例是在2月15號，到了2月23號，它才開始採取措施。就是說在武漢封城一個月以後，意大利政府才真正意識到新冠疫情的嚴重性，才開始認真對待。實際上在2月23號以後，意大利的疫情就一發不可收拾了，就已經出現了大範圍的多發的社區傳播，意大利政府被迫在3月10號，採取了“封國”的措施。掉以輕心、一開始沒有認真對待新冠疫情，我覺得這是歐洲方面錯失了在第一時間做出足夠反應的主要原因。

當然後面還有一些具體的原因，一方面剛開始歐洲很多國家，尤其是一些媒體對發生在中國的疫情，採取的是一種隔岸觀火的態度，更多的把疫情在中國的發生，歸結為中國“公共衛生的水平比較低、吃野味的生活習慣不好”，以及“信息不暢”等等。但事實證明歐洲對於新冠疫情本身缺乏正確的認識，最早歐洲國家是把新冠病毒當作新型流感來應對，導致早期不重視，這個是主要原因。然後還有一個原因，我們必須得認識到一點，歐洲國家和中國的國情和體制不同，採取的措施和應對思路也會不同。應對疫情反映出國家兩方面的能力和體制，一是醫療、公共衛生水平，以及應急機制和能力。二是政府做出判斷、決策並執行公共政策的能力，這兩個方面相互聯繫、缺一不可。

從這個角度來說，歐洲國家一開始在看待新冠疫情的時候把它作為強流感對待，所以它們做決策時依據的主要是應對流感的醫學模型和對策思路。同時，它們在疫情判斷、決策中還要經歷中央與地方之間的討論和磨合，在防疫措施的執行過程中也有“名不符實”或者打折縮水的問題，而且歐洲國家政府進行社會動員的能力、民眾對防疫措施的配合度等等，都難以和我們進行相應地對比。

出於上述原因，歐洲不可能在抗疫中做到像我們這樣打一場“人民戰爭、總體戰和阻擊戰”。在3月13號世衛組織宣佈歐洲成為疫情中心後，歐洲疫情就進入了大爆發階段，現在多數國家對疫情走向的判斷是將在接下來兩週迎來峰值，然後到復活節前後（4月11日）得到緩解。這種判斷是否合理，接下來我們要看兩點，一是意大利的情況，作為歐洲疫情的中心和主要的病例輸出地，它將是最早到達峰值的歐洲國家，其他各國也都是根據意大利的情況來判斷本國的疫情並採取相應的措施，如果意大利的疫情開始緩解，整個歐洲都會鬆一口氣。

還有就是看德國的情況。德國現在確診病例也3萬多了，但是到目前為止，它的整個公共衛生的應急水平表現得非常好，死亡病例不到200人，死亡率不到1%，這是很驚人的。如果德國在控制好本國疫情的同時，能夠向其他歐洲國家提供救治和物資方面的援助，就可以為歐洲提供一個穩定的信號。所以一個意大利一個德國，它們接下來的表現會決定歐洲疫情的走向和結果。

第二點我想談一談疫情對歐洲的影響，包括經濟、政治、一體化和國際形勢。首先疫情對歐洲經濟的衝擊巨大。歐洲去年的經濟增長已經出現了疲軟跡象，在疫情衝擊下各國經濟活動被迫減少或暫停，同時各國還要在財政狀況不好的情況下，對防疫投入鉅額資金，這對疫後經濟恢復和金融穩定會帶來很大的挑戰。尤其是一些債務負擔沉重的國家比如意大利和西班牙，它們能否穩定住金融結構、能否避免成為新的債務危機策源地，都需要密切關注。其次是對政治的影響。疫情對歐洲國家也是一場治理體制和能力的考驗，無論是主流政黨執政的國家還是帶有民粹色彩的政府，它們在應對疫情上的表現，會直接影響到未來歐洲的政治走向。尤其需要關注的是，疫情對社會排外觀念、種族歧視等民粹思潮形成刺激，這是否會鼓勵民粹主義的進一步上升。與此相聯繫的第三個方面是對歐洲一體化的影響。歐盟在應對疫情上前期反應遲緩，這和歐盟現有機制缺乏公共衛生權能有關，也和它的內部權力結構和協調能力有關。隨著疫情擴大，歐盟加大了介入力度和協調範圍，動用了科研、財政、貨幣和物資手段，並試圖協調各國應對疫情的方案。

我們看到在歐洲疫情初期，歐盟和成員國之間就在物資協調和是否關閉邊界問題上有了博弈。歐盟在當時不具備協調物資的權能，各國只能各行其是，因此出現了成員國之間的矛盾。歐盟當時反對各國關閉邊界，因為確保人員自由流動是歐盟得以維繫的重要支柱。同時在歐盟的應對思路中，避免疫情對經濟社會領域造成過大沖擊是非常重要的考慮，這也是多數歐洲國家在應對疫情時的主要思路。和我們集中力量在湖北一地打阻擊戰和殲滅戰不同，歐盟和多數歐洲國家資源和力量分散，所以只能是搞平衡。

但從現在來看，由於疫情的嚴重性，歐洲方面也在逐漸打破這種平衡，也需要不計一切代價去應對疫情。我們看到歐盟和多數歐洲國家也開始動用大量經濟資源來支持防疫。德國提出了6000億歐元的應對疫情方案，6000億歐元什麼概念呢？去年德國的GDP總量是36萬億歐元，6000億就相當於德國GDP的將近17%。

最後是疫情對歐洲的國際關係也會產生影響。3月11號美國特朗普政府發佈對歐旅行禁令，對歐美關係造成了一次新的打擊，特朗普政府想要控制德國一家疫苗研發企業的事件也加深了歐美之間的齟齬。這些矛盾在當前背景下會被放大，然後進一步會影響到歐美之間的互信。

而與此同時俄羅斯的舉動也值得關注。意大利開始向俄羅斯求助，其他一些歐洲國家現在也希望得到俄羅斯的更多支持。所以在此前歐俄關係尋求緩和的背景下，俄羅斯是否會利用疫情擴大它對歐洲的影響？歐盟和一些歐洲國家是否會繼續保持對俄羅斯既接觸又防範的立場？這次疫情折射出的仍是一個讓人非常熟悉的大國博弈場景，這其中也有中國的角色和作用。

所以最後我談談中國應該在歐洲防疫中扮演什麼角色？哪些方面可以做得更好？

從歐洲疫情發生到現在，中國的角色和作用處於一個變化過程中。在中國疫情嚴重而歐洲尚處於初始階段時，中國是一個被動的角色，一些歐洲的輿論出於偏見和無知在看中國的笑話。當我們提出因地制宜的防疫措施時，一些歐洲國家也是指指點點。在中國防疫取得積極成果並有能力提供對外幫助時，我們的角色和作用轉為主動，歐洲對中國的觀感也在發生相應的變化。當然這種變化也會是複雜的：一些國家向中國請求並得到了實際的援助，會對我們的意願和能力有更新的認識，也有一些輿論會繼續從政治化的角度去解讀中國的意願和目的。我們短期內改變不了歐洲一些頑固的偏見，但是可以通過自己的努力把事情做得更好，有力地予以回擊。

首先在中歐抗疫合作中，醫療專業領域的經驗交流和分享是首要。我們一線的醫生和科研團隊積累了大量豐富的臨床經驗，這是歐洲同行不具備的，也是最為需要的。然後是醫療資源物資方面的合作，無論是以援助的方式還是以商業的方式，我們可以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向歐洲提供幫助。

還有就是機制上的合作。這有兩方面目標，一是一些現有的醫療和物資合作是自發的、偶然的，接下來我們應該儘快把它轉化為機制的、全面的。比如說與歐盟層面的衛生機制、應急機制的合作，除了點對點的合作以外，我們還要擴大到點對面、面對面的合作。因為這樣可以更好的幫助到歐洲多數國家，同時也能夠用行動體現出對歐洲一體化的支持。在疫情衝擊下，歐洲一體化正面臨考驗，歐盟和一些國家的心態會更脆弱和敏感，我們此時的有所作為會被一些輿論很“自然”地放到“大國博弈”的框框裡去，會認為我們在利用歐洲的弱化來對它進行“分化”，如果這種認識和之前歐洲對於“中歐競爭增強”的觀念相互聯繫和刺激，對中歐的互信基礎會產生負面影響。

還有一層含意就是中歐可以在雙邊合作基礎上，以國際公共衛生合作為目標，推進在世衛組織、G20等國際機制和平臺中的多邊合作。同時還可以在第三方比如非洲開展三方防疫和公共衛生合作。儘管非洲目前的疫情相對較輕，但考慮到當地的醫療和公共衛生能力，中歐雙方可以從現在就開始考慮在非合作的方向，而且此前在應對埃博拉病毒時，中歐.中法之間是有過合作經驗和成果的。

最後想說的一點是，中國現在開始有能力去為世界、為歐洲提供一些幫助，這個時候我們的心態需要準確和穩妥地把握。我們是大病初癒，而且還面臨著國內復工、維護經濟發展的艱鉅任務。所以在關注世界疫情並施以援手的時候，保持平常心、公理心和同情心至為重要。

同時，下階段中歐合作的重點應當兼顧防疫和穩定經濟的需要。中歐經濟相互依存度高，貿易、產業的關聯度高，疫後經濟恢復的任務都很重，如何促進經濟恢復、如何更好的維護產業鏈和供應鏈的穩定等問題，任何一方都不可能獨立應對和解決。

（本文根據崔洪建先生在全球化智庫（CCG）於2020年3月25日以“中國經驗能否為世界所借鑑？疫情折射的全球化問題與趨勢”為主題舉辦的線上研討會上的發言整理，轉載請註明出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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