絕望的時代需要孤注一擲的措施。問題是，這真能管用麼？
文｜仲甫
「在可預見的未來，美國幾乎不可能需要採取貨幣資助的財政計劃（MFFP）——俗稱直升機撒錢（Helicopter Money）。」
2016年4月，曾於次貸危機期間擔任美聯儲主席的本·伯南克這樣寫道。
如今四年剛過，為應對新冠疫情，在參眾兩院投票通過後，特朗普於3月27日簽署了美國曆史上最大規模的經濟救援方案，預計將花費近2萬億美元，大約是GDP的十分之一。
這其中，正包括針對民眾總計3000億美元的現金給付：
大多數年收入低於7.5萬美元的個人，可以一次性獲得1200美元（約人民幣8500元）的現金；每個孩子將獲得500美元（約人民幣3500元）。
· 《金融時報》的報道：《新冠病毒：直升機撒錢正當時》
被打臉是每個預言者的宿命，但還好當年伯南克沒忘了加上「幾乎」。
直升機盤旋在世界各地
試圖通過「直升機撒錢」的方式來應對疫情中的經濟困局的政府不光只有美國。世界銀行估計，目前已有超過25個國家和地區正著手撒錢事宜，試圖在疫情帶來的困境中刺激經濟。
澳大利亞正施行一次性支付750澳元（約人民幣3300元）給老人、退伍軍人以及低收入群體。
巴西將支付約佔勞動人口40%左右的低收入臨時工每人200雷亞爾（約人民幣1050元）。
香港財政司甚至早在2月份就表示，因受去年影響加上今年疫情的衝擊，為提振「社會氣氛」，香港特區政府將向18歲及以上永久性居民每人派發1萬元港幣。預計惠及700萬人，涉及710億元開支。
對比之下，英國和加拿大政府撒錢顯得較有針對性，但數額更慷慨：最近因夫人確診而隔離在家的總理特魯多表示，所有「因新冠肺炎而失去收入」的加拿大人都可以獲得每月2000加元（約人民幣1.01萬元）的加拿大緊急救助金，可持續4個月。
· 因為夫人感染新冠，特魯多為了照顧三個孩子，一邊在家自我隔離一邊指揮全國防疫（不知這張照片是否是他自己拍攝的）
同樣，英國財政大臣也宣佈推出一項「史無前例」的救助計劃，為受疫情影響而無法領取工資的所有僱員發放80%的薪資，每月最高2500英鎊（約人民幣2.2萬元），至少持續3個月。
德國則對受助群體的刻畫更加具體。德國財政部表示，個體戶職業如藝術家、職業攝影師、護理員等，每月可得到1800-9000歐元（約人民幣1.4-7.1萬元）不等的補貼，為期3個月。
令人意外地是，比起諸發達國家，印度的方案似乎最為詳盡：
對於農民，每人2000盧比（約人民幣190元），預計8690萬人受益；對於工人，每人工資增加2000盧比，預計5億家庭受益；對於貧苦寡婦/退休人員，一次性給予1000盧比的補助，預計3000萬人受益；對於低收入女性，提供500盧比的補助，預計2億婦女受益。
數額似乎並不豐厚，唯一的疑問就是印度官僚體系的執行力度。
而作為較早受到疫情影響的東亞國家，日本目前仍未確定具體的撒錢補助政策。但據日本首相安倍晉三擬定的日程，補正預算案最早4月上旬要在內閣會議上做出決定，預計在4月下旬成立，5月開始發放現金。
日本目前的備選方案，預計將向符合條件的家庭發放20萬至30萬日元（約人民幣1.29萬至1.93萬元）。日本家庭數量約為5300萬，未來決策的重點是如何設置條件，將補助範圍控制在1000萬戶以內。
對比下來，美國的撒錢方案也許並不是太誇張。但是，政府直接給民眾發錢，真的能有效刺激經濟嗎？
直升機撒錢的前世今生
「直升機撒錢（Helicopter Money）」這一概念，最早出自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貨幣主義學派領袖米爾頓·弗裡德曼。在1969年發表的論文《最優貨幣數量》中，弗裡德曼創造了一個思想實驗：
現在讓我們假設，有一天，一架直升機飛過一個社區，並從天上灑下額外的1000美元鈔票……
弗裡德曼的結論是，從天而降的鈔票並不會改變社區的狀況，最終均衡狀態下的實際服務供應仍和之前一樣，只有名義收入的提高。他只是藉此說明貨幣政策對通貨膨脹和持有貨幣成本的影響，並非給出實際的政策建議。
但架不住《1984》裡也可以讀出治國術來。1990年代後期開始，經濟學家們越來越多地開始討論這一概念，認為類似直升機撒錢的舉措的確可以增加總需求，是諸如減稅、量化寬鬆之類的貨幣政策工具的替代方案。
例如在2013年的一片文章中，《金融時報》首席評論員馬丁·沃爾夫就這麼認為「不該用直升機撒錢來應付經濟危機的觀念才是錯的。撒錢必須在我們的工具箱裡。」
· 馬丁·沃爾夫呼籲面對經濟危機政府無需揹負道德壓力，應果斷撒錢來推動公共基礎設施的建設
撒幣的支持者有著他們的理由：
很多時候，政府需要刺激經濟需求，但即便通過減稅的方式向市場大量注資，民眾作為「理性人」，預期到手的閒錢未來總有一天會被政府以增稅等形式再收回去，所以反而持幣觀望。這樣一來，政府刺激需求的期待便無法滿足，這就是宏觀經濟學上的「李嘉圖等價命題」。
例如，2008年初經濟危機剛開始時，布什就簽署了《經濟刺激法》，平均每人退稅600美元，短短几個月內為經濟注入超過1000億美元。
但事後研究發現，大部分人將退稅儲存起來或用來還債，而不是用來消費，只有21.8%的家庭將退稅全部花掉。總體而言，退稅資金進入消費環節的比率只在30%至40%之間。
· 2008年退稅後個人儲蓄的增長几乎與試圖刺激支付的退稅增長一樣多，這提供了顯著的間接證據，表明退稅很少用於同期支出
退稅之外，量化寬鬆一詞在2008年金融危機後亦廣為流行。其意指在利率為零或接近零時，中央銀行手中調節利率等傳統貨幣工具失效，則可通過大量購買政府和商業銀行的各種金融資產（包括國債、市政債、股票等）來向市場注入流動性。「量化」指將會創造指定金額的貨幣，而「寬鬆」則指減低銀行的資金壓力。
美聯儲在金融危機之後數年，陸續採取了三輪量化寬鬆政策。英國在脫歐後，也採取了量化寬鬆的刺激方案，以降低利率，促進借貸和出口。
· 陰影代表美國三次量化寬鬆措施
本次疫情期間，美聯儲已將基準利率降至0-0.25%，並承諾購買約1萬億美元包括國債在內的各種債券，重新開啟量化寬鬆進程。
但是，量化寬鬆增長的貨幣數量同樣受到未來財政的約束，名義上增加的流動性仍是臨時的，貨幣供應量仍然可逆。換句話說，政府將來還是得還錢。
和人們想象的不同，實施量化寬鬆之後，美聯儲一直計劃平衡其資產負債表，使貨幣基礎回到量化寬鬆之前的狀態。2018年，三輪量化寬鬆後，美聯儲也果斷採取了反向量化寬鬆，即「量化緊縮」政策，開始加息及清算債務，以縮緊通貨。
那麼，撒錢之後，政府將來不還債行不行？很多國家政府債券到期後，中央銀行通過反覆購買債券的操作，以此放鬆財政當局的還款約束，實現政府對央行的變相「賴賬」。
兩個世紀之前，英國政府為拿破崙戰爭籌集資金的債務便如此延續，至今仍在償付中。更有甚者，有的央行當初購買的即為永不到期、利率為0%的債券。
· 1927年，時任英國財政大臣丘吉爾發行「4%統一公債」，以對包括拿破崙戰爭時期發行的債務在內的國家戰爭債進行再融資
這一通操作下來，實際等於是名義上獨立的中央銀行在執政當局的「協調」下開啟印鈔機，直接把新鈔撥付給政府，以退稅、補助或直白撒幣的形式發給受助企業或民眾。這樣央行的資產負債表上沒有資產收益，政府也就沒有還款壓力。
於是，區別於量化寬鬆，印鈔發錢模式中的貨幣供應量擴大是永久性的、不可逆的。這也更符合「直升機撒錢」的本意，也與這個比喻所傳遞的「天上掉錢」的觀感相吻合。
許多經濟學家期望，在名義利率降無可降之時，如此大撒幣可以提高民眾對通貨膨脹的預期，迂迴降低實際利率，促進人們的消費動力。同時，這種極端的撒錢措施不會增加未來的稅收負擔。
也許更為重要的是，相比量化寬鬆，直升機撒錢措施允許政府直接向民眾注資，避免政府通過商業銀行或企業向經濟間接注資所帶來的一系列不平等問題。民眾能夠繞過冗長且常常顯得問題重重的傳導機制，直接獲得現金去消費。
2002年，時任美聯儲理事本·伯南克就在演講中提倡「央行發鈔供應政府減稅」的貨幣財政模式，認為其是對抗日本通縮的有力工具。
· 這次演講前，美聯儲新聞官建議本·伯南克不要使用「直升機」的修辭，以免顯得輕率。但他我行我素，果然榮獲「直升機本」的外號
當然了，人們對撒錢政策也不乏疑慮。其中最大的疑慮是，它可能在未來造成失控的通貨膨脹，讓各個國家步上津巴布韋、委內瑞拉乃至1920年代初期的魏瑪共和國等著名案例的後塵。
但對過去300年間世界上56次惡性通貨膨脹的研究表明，那些通貨膨脹狀況失控的失敗國家，往往有著更深層次的政治經濟痼疾，單純的貨幣政策很難將政治上運轉良好的國家捲入通脹旋渦。
· 2019年，委內瑞拉陷入惡性通脹，貨幣貶值到滿街撒也沒人要
更何況，包括日本和歐洲在內的大片發達經濟體，如今恰恰飽受低通脹乃至通縮的困擾。撒錢促通脹，何樂不為呢？
這次疫情撒錢之後，各國央行將如何平衡消化資產負債表上的這筆資產進項？是逐漸緊縮通貨，或債務長期持有，還是乾脆註銷這筆主權債券徹底撒幣？這些問題的答案都尚不明晰。總之，目前的貨幣政策都是以應付疫情帶來的經濟困局為第一要務。
畢竟，凱恩斯言猶在耳：「長期來看，我們都死了。」
當發錢成為定例？
「直升機撒錢」最大的問題也許在於，倘若撒錢過於頻繁，會模糊政府的財政政策與央行的貨幣政策之間的界線，威脅到央行的政治獨立性，即所謂「財政紀律」難以維持。
而央行獨立性的喪失，往往是惡性通脹失控等災難的起點。
所以，曾任英國金融服務管理局主席，同時也是直升機撒錢政策鼓吹者的阿代爾·特納男爵強調，撒錢措施應該是最後殺手鐧，不應該是第一或第二順位的政策選擇。其他貨幣或財政工具無效時才輪到它上場。
· 在BBC訪談中，特納男爵與伯南克惺惺相惜
看上去，當下的確已經到了他描述的至暗時刻。
但是，如果避免無賦稅擔保的印鈔發錢這樣破壞財政紀律的極端政策，政府發錢有沒有可能長期化呢？
或者換一個問法，當就業下降等經濟負面信號浮現時，是否應當自動觸發某種減稅措施，讓政府開始向廣大民眾發錢，以應對危機？
這種思路，與近年興起的「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UBI）」理念頗為相近，按照這種理念，政府應當定額、定期給每位成年的社會成員發放資金。
這個理念並不新鮮。
早在18世紀，《常識》的作者，一支筆挑起美國獨立戰爭的托馬斯·潘恩生平最後一部作品《土地正義論》中就認為，每一位地主都虧欠整個社會一份地租，所以政府應該給年滿21歲的公民15英鎊，作為失去土地自然繼承權的補償。
· 托馬斯·潘恩與其所著《土地正義論》
1848年，夏來爾在《社會問題解決方案》裡主張，每個公民對國家領土具有相等的所有權，所以每個公民都有權分得一份「領土股息」。
並非只有社會主義傾向的思想家才提倡UBI，自由主義大師約翰·密爾在《政治經濟學原理》中明確寫道：「在分配方面，首先給予每位社群成員某種最低程度的生計所需，不論他們能否從事勞動。」
而提倡「自由選擇」的弗裡德曼，也思考過「負所得稅」方案，即政府直接支付窮人現金，以取代傳統上繁雜的福利措施。不過作為里根政府的國師，弗裡德曼的本意是削減政府的福利裁量權，進而消滅福利國家。
2020年美國大選，華裔民主黨參選人楊安澤提出每人每月發放1000美元這樣看似全然不顧章法的政綱，併名之為「自由紅利」。
面對「妄圖引入社會主義」的攻訐，楊安澤巧妙辯稱：「我這就是資本主義。只不過以前的資本主義是每個人從零開始自由競爭，而我這裡則是從1000美元開始自由競爭。」
· 楊安澤在洛杉磯演講後舉起支持者製作的標牌
雖然楊安澤已經退選，但UBI的政治實踐其實早就在世界各個角落鋪開。
阿拉斯加於1979發現原油，於是從1999年起，阿拉斯加住滿一年的居民，不分年齡由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支付每人每年168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雖然遠低於基本生活所需，但此項目創立已逾二十年，不容忽視。
而在芬蘭、加拿大，乃至印度、肯尼亞，都存在或是政府主導，或是科研或公益機構推行的社區級全民基本收入項目。
· 如果不增添額外稅種，只在歐元區範圍內將增值稅和消費稅的一半拿出來向所有歐元區人民統一發放全民基本收入的話，計算結果顯示經濟角度可行，社會角度可取，但是政治角度不大能夠被接受。可以看出富國較吃虧而窮國佔便宜
UBI的鼓吹者認為，藉助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全面提升公民的「實質自由」而非「名義自由」，更好地踐行社會正義。同時，UBI的保障可以讓失業者有機會自我培訓，選擇適合的工作，避免走上犯罪道路，進而為整個社會節省更多的資金、人力。
和現有福利制度相比，UBI將使接受者可以面臨消費時的自由選擇，從而使消費效用最大化，確保了帕累托最優。
面對「不勞而獲」的指責，UBI提倡者反駁：我們目前的社會本來就有很多針對現存勞動力之外人群的福利措施，這並不構成恰當的反駁。
面對「勞動力供應萎縮」的指責，UBI提倡者反駁：不應該將勞動看做一種違逆人的意願而需要強迫的事情，整個社會應該考慮如何按照個體意願更優地配置人力資源。
· 漫畫上的場景是針對UBI構想的最大疑慮。左邊門上寫著「努力工作，只得一半」，右邊門上寫著「不需工作，物品免費」
這不由得讓人想到馬克思在《哥達綱領批判》中寫下的一段話：
在共產主義社會高級階段上，在迫使人們奴隸般地服從分工的情形已經消失，從而腦力勞動和體力勞動的對立也隨之消失之後；在勞動已經不僅僅是謀生的手段，而且本身成了生活的第一需要之後；在隨著個人的全面發展生產力也增長起來，而集體財富的一切源泉都充分湧流之後，——只有在那個時候，才能完全超出資產階級法權的狹隘眼界，社會才能在自己的旗幟上寫上：各盡所能，按需分配！列寧在《國家與革命》「共產主義社會的高級階段」一章開頭，也引用了這段話。
問題是，兩位革命導師在所有論著中都沒有明確指出，生產力應當增長到什麼水平，才能實現各盡所能，按需分配。
這次疫情期間，並非每個地區都選擇向民眾大規模撒錢。如臺灣地區當局限於財政能力，無法給普通民眾發錢來提振本已低迷的經濟環境。
其最接近發錢的政策，就是「衛生福利部」向部分居家隔離及符合檢疫標準的民眾及照看者，提供每人每日新臺幣1000元（約人民幣240元）的防疫補償金。
無怪中國臺灣網刊登評論嘲笑道：《臺灣羨慕港澳能給民眾發錢，可惜實力不允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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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698808
[22]韓聲江，撒錢抗疫：美國每人1200美元，日本低收家庭發30萬日元，澎湃新聞
https://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66963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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