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受新冠疫情影響，美國股市的連續暴跌，美國失業率的10倍率上升，都讓人感受到整體經濟危機將帶來的巨大沖擊。上一次的金融危機，是2008年美國的次貸危機，而那次危機，在經濟破壞之外，催生了自二戰勝利之後最強勁的思想逆流，“去全球化”或者說是“逆全球化”。
去全球化之風越吹越烈，特別是特朗普上臺後，美國成為這股風潮的最大代表，特朗普祭起貿易保護主義大旗，與中國、歐洲等國都發生了貿易上的激烈衝突，雖然最強烈的是中美貿易戰。雖然近期由於新冠疫情和美國大選，中美貿易戰暫時消停了，但如果我們冷靜地看美國政治和經濟的發展態勢，恐怕沒有幾個人會認知美國貿易保護主義會就此消停。相反，由於疫情和經濟危機，恐怕去全球化的力量將大為增強，各國經濟的一定脫鉤更加成為政客們的武器。危機正好增強了實現鷹派政治意圖的說服力。
為什麼呢？因為美國的今日成就歷史上就得益於貿易保護主義，關稅保護了美國成為全球製造業大國。所以有危機，求諸於貿易保護主義對美國而言是一種歷史基因，易於作出抉擇。
在美國通過獨立戰爭從英國獨立出來的時刻，美國還是一個農業國，工業相對英國不值一提。面對這種情況，美國開國諸賢們自然不甘心。1791年，漢密爾頓（時任美國財政部長）提交了著名的《關於製造業的報告》（Report on Manufactures），報告中第一次系統提出了西方經濟學上著名的幼稚產業理論，在德國經濟學家李斯特之後，對於亞當斯密的自由貿易思想大加駁斥，認為如果美國實行自由貿易政策，美國基礎薄弱的製造業必然會被衝擊，而美國的產業只能被限制在農業範疇，因此，他認為政府可以通過徵收高額進口關稅，極端情況下可以禁止進口，來保護國內剛起步的製造業。
其後，英美戰爭（1812—1815）和美國南北內戰（1861—1865）不斷增強了美國關稅保護的思想。當時美國工業主要在北方，農業主要在南方，因此南北戰爭後北方徹底佔了上風的結果，就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持續加強。林肯總統的經濟顧問亨利· 凱里（Henry Charles Carey，1793—1879）制定了著名的經濟政策綱領，命名為“美國體系”，以顯著區分於宣揚自由貿易主義的“英國體系”。所謂“美國體系”就是通過高關稅、建設基礎設施等措施保護本國紡織、鋼鐵等支柱工業。中國是美國的好學生，所以如果讀者看到這裡覺得有點眼熟不要詫異，是否覺得中國2010年前的政策與“美國體系”很相似？覺得相似就對了！
隨著美國工業和國力的不斷強大，開始追求世界市場的他們，為了適應英國的全球霸權，差不多從20世紀開始，逐步轉向自由貿易策略並降低關稅。但這種自由化進程，在1929年大蕭條中被完全終止。為了經濟危機下保護本國市場， 1930年美國頒佈了《斯姆特-霍利關稅法》（SmootHawley Tariff Act），該法成為美國曆史上稅率最高的關稅法，讓美國平均關稅稅率從38%上升至48%，不僅工業製成品，農業品也得到了保護。這引發了全球列強之間的貿易戰，各國瘋狂報復，美國也因此吃盡了苦頭，這是美國貿易保護主義的第一次大挫折。
在美國羅斯福總統上臺實施“羅斯福新政”後，美國開始反思貿易保護主義，而取消貿易保護主義的契機，在二戰爆發後來臨，美國作為二戰開始時唯一避免直接捲入戰爭的列強，此時當然再秉持貿易保護主義不利，於是從此開始，美國逐步成為自由貿易的鼓吹者和推動者。從1940開始，到現在足足80年了。
尤其是二戰勝利後，美國幾乎在每一個領域都成為世界最強，而為了奠定美元的全球霸權，自然不能再秉持貿易保護主義，如果限制貿易，如何讓其他國家使用美元呢？從這裡開始的趨勢，就是我們熟悉的“全球化”了。在1950之後的數十年中，美國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美元成為全球霸權和儲值貨幣，即使與黃金脫鉤也未能動搖其霸權地位，全球化對此貢獻極大。
然而，隨著2008次貸危機的爆發和發展，美國經濟體系受到很大沖擊，雖然用量化寬鬆的手段暫時繞過了經濟危機，但美國很多上層人物認為，美國如此持續下去，恐怕遠景不妙。全球化並非沒有代價，美國高企的貿易逆差、去工業化、金融佔比過大等問題都與全球化有關，繼續發展全球化，可能美國的底子都被掏空，只剩下金融，但沒有實業支撐的金融又能走多遠呢？去全球化思想於是開始興起和發展。
所以總結美國的發展史，我們很清楚，美國是一個歷史上從貿易保護主義獲得了很多好處的國家，貿易保護主義成就了美國霸權，經濟危機時美國回到貿易保護主義的意願將非常強烈，這是一種鐫刻進思想深處的歷史基因。
回過頭來看中國，新中國的發展史正好與美國的歷史經驗相反。開國之初被迫閉關鎖國，而與蘇聯反目之後是意識形態上主動的閉關鎖國。這讓中國經濟的發展吃盡了苦頭，當改革開放打開國門之後才意識到自己閉關鎖國的結果，是落後了西方世界很多領域天塹般的距離。
因此中國是熱情地擁抱全球化，而全球化則特別適合中國人人的基因。規模經濟、把一切製造業做成白菜價、全球經商等，讓中國在全球化中如魚得水。因此在美國貿易保護主義興起後，中國反而成為全球化最大的棋手。全球化成為中國矢志不渝的追求，在受到美國和西方的強烈抵抗下，一帶一路橫空出世，不能全球化就先區域化、條線化。
無論如何，這一次經濟危機恐怕會大大加強去全球化的力量，疫情自然而然地成為經濟“脫鉤”的推手。如果再有20年發展，在全球化萌芽、發展和全盛之後的百年後，歷史將循環到螺旋的起點嗎？一個區域貿易保護主義下分裂的世界經濟版圖？百年未有之大變局，恐怕並非空穴來風。
碼鏈數字經濟生態在這個時代的發展，就面臨著這樣一種歷史思維的激烈衝突。從歷史的大視角，我們可以觀察到碼鏈體系是一種全球化進化到巔峰的作品，這是從電子化時代、互聯網時代到數字時代的自然遞進，然而，在國家層面，去全球化的逆風已經吹起，而且將越吹越烈。
相較於區塊鏈，碼鏈體系或許更加利於國家監管，更能貫徹國家意志。而區塊鏈除了在一些特殊領域，恐怕每個大國都不會太過支持，只能依靠資本的力量，從利益的角度來發展生態，而且除了眼前的幾個公鏈，即比特幣、以太坊等，其他未來能殺出重圍，成就全球性公鏈的項目，恐怕會很少。
以史為鑑，可以知興替。歷史大趨勢下，一個行業的發展，必然受到牽制，必須適應歷史的大趨勢，碼鏈的發展也不例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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