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冠疫情改變了科學家合作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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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者按:新型冠狀病毒疫情的大流行讓科學界舊有的合作機制受到嚴峻挑戰,許多新論文紛紛發表在預印本平臺,防止低效的傳統同行評審延誤疫情處理。不僅如此,醫學界和民間也在更多層面展開了互動和交流。冠狀病毒已經從事實上在改變我們對科學合作的看法。本文發表於Medium,作者Ella Fassler,原文標題The Coronavirus Is Already Changing the Way We Think About Scientific Cooperation。

新冠疫情改变了科学家合作的方式

圖片來源:Pedro Vilela / Stringer / Getty Images

病毒通過“病毒雲”(譯者注:指人體內病毒聚集的形態)內部的相互作用不斷進化:在病毒雲中,病毒從附近的其他病毒那裡獲得新的特性,形成新的病毒,從而實現變異,能更有效地入侵宿主細胞,或更難被免疫系統識別。從本質上講,他們是在合作。

為了對抗席捲全球的新型冠狀病毒,科學家們也在以前所未有的水平進行合作。

他們放棄了以往的研究結果出版流程——動作慢,而且通常只提供給支付了數據庫費用的研究機構及人員使用。1月,全球超過50多家期刊和出版商簽署了一份聲明,承諾將迅速、公開地分享研究成果,並將所有與Covid-19、冠狀病毒相關的出版物及時發佈,以供研究者“立即獲得訪問許可”,並“以便於重複使用的方式”獲得訪問許可。

美國CDC(疾病預防控制中心)的生物學家邁克爾·約翰遜(Michael a . Johansson)和合寫開源預印平臺PREreview的聯合創始人達妮埃拉·薩德爾(Daniela Saderi)一道推出了疫情科學快速預印平臺(Outbreak Science Rapid PREreview),該開源平臺提供對疫情相關預印本的快速同行評審。科學家們已經將750多篇與冠狀病毒相關的預印本論文上傳到medRxiv和bioRxiv網站上(這兩個網站也能為預印本論文提供免費的在線存儲和分發服務)。

約翰遜和薩德爾裡給《自然》雜誌寫了一封信,信中,他們提到了該項目。他們寫道:“導致COVID-19的SARS-CoV-2冠狀病毒這樣的病原體爆發的速度很快,可以影響到每一個人。針對疫情的研究也需要迅速和開放,疫情相關研究的同行評審機制也需要如此。”

醫療用品生產:3D打印助力

合作不僅限於學術研究。成千上萬的醫護人員、工程師、服裝師和研究人員正在Facebook上一個名為“開源COVID19醫療用品”的小組中分享和討論口罩、呼吸機和呼吸器等稀缺商品的技術設計。該小組發起了一個開源3D打印呼吸機的項目,他們在7天內完成了一整個設計。據《福布斯》報道,愛爾蘭政府最早將於下週對該設計進行審核(譯者注:即3月23日-29日)。設計者們希望資源較少的國家能夠審核該應急使用的設計。只是一個巨大的實驗室(Just One Giant Lab)是一個總部在法國巴黎的非營利組織,該組織旨在通過去中心化的開源方案來替代學術研究的模式來加速產出解決方案。目前,JOGL正在就15個項目與來自世界各地的數千人合作,項目之一是包含40多個設計、環境監測和風險評估的開源面罩挑戰項目。

所有這些都代表著對現狀的反叛。學術研究中的知識通常受到市場力量的嚴格控制,自1986年以來,期刊訂閱的成本去掉通貨膨脹率還增長了300%。只有與發達國家的大學有聯繫的人、或是十分有錢的人才能負擔得起這樣的費用。幾十年來,活動家們和圖書管理員們在開放期刊獲取的問題上與各期刊的出版商進行了不能稱得上是成功的鬥爭,研究人員常常對這些限制表示遺憾,他們指出,沒有付費許可,他們甚至不能自己發佈自己的作品。

醫院常常與壟斷實體簽訂了長期合同,這為他們使用過時的、有時甚至有危險的醫療用品和不好用的庫存設備創造了條件。

為了向全球疫情大流行提供醫療用品,該小組正在這個既定系統之外工作——在某些情況下。當意大利一家醫院用於治療新型冠狀病毒的閥門用完時,幾名志願者立即尋求解決辦法。他們要求閥門製造商提供設計圖紙,但該公司以知識產權為由拒絕了。因此,這些“無賴”的志願者們以1美元的價格打印出了閥門。據the Verge網站報道,截至3月17日,至少有10人受益。“這些病人都有生命危險,我們採取了行動。”一名志願者在Facebook上寫道。

全世界的人們都在向Facebook上的開源小組尋求醫療用品。3月20日,弗吉尼亞州的主管技師安德魯·庫頓(Andrew Cureton)發佈了一條緊急信息:“我在弗吉尼亞州阿靈頓市負責一個緊急護理項目,它就在華盛頓特區附近。如果有人能夠快速打印3-12個面罩,比如用Prusa等機器打印的都行,我們可以承擔材料和運輸的成本。這些口罩將用於節省呼吸器,它們的供應日益減少。”

Cureton隨後更新了帖子:“感謝丹尼爾·博伊斯(Daniel Boyce)和亞當·蓋納(Adam Gainer),他們將負責打印。也感謝所有轉發評論的人,我對這個小組印象深刻。”

“去中心化的志願者可以自由行動,” Cureton在接收OneZero採訪時這麼說,“他們幫助我保護了我辦公室的醫生、工作人員和病人。我被這群人的慷慨和創造力所折服。他們提供的面罩能降低氣溶膠感染的可能,這就讓我們N95口罩的使用時長延長了五倍。”

一些資深科學家認為這種合作程度是前所未有的。哈佛大學陳曾熙公共衛生學院的流行病學家馬克·利普西斯(Marc Lipsitch)在《科學》(Science)雜誌上說:“此次經歷與我參與過的任何一次疫情爆發都完全不同。”日內瓦新興病毒性疾病研究中心的伊莎貝拉·埃克爾(Isabella Eckerle)在《紐約時報》表示:感覺科學家們正在“向一種全新的研究文化過渡”。

促成這一變化的一個因素是預印本平臺,它允許研究人員在緩慢的同行評審過程之前公開發表自己的論文。自2011年以來,全球已經研發了近50個新的平臺支持預印本出版。但截至2019年,生物學預印本的數量仍僅佔已發表論文的2.3%。隨著更多的科學家通過新冠病毒的大流行了解了這些平臺,這個數字可能會大幅改觀。

預印本平臺還允許共享“失敗的”研究。因為期刊傾向於優先考慮新奇的、令人興奮的研究,而製藥公司為了利潤考量,也只會發表對其產品有利的論文,否則這些研究結果就不會發表。據估計,一半的臨床試驗從未得到過報告,這意味著其他科學家可能會浪費時間去探索那些已經被證明無效的解決方案,更意味著市場上的產品可能並不像它們看起來那麼有效。

正如Cureton所說:“我看不到自上而下改革性質的解決方案。醫學的精神一直專注於個體患者和社區,因此,臨床醫生和製造商需要共同努力,解決他們當地的需求。”

疫情結束後,合作的基礎設施仍將存在。面對過去的規範和若隱若現的權力結構,把這些方法長期落實下來確實需要勇氣。正如已故的電腦神童亞倫·斯沃茨(Aaron Swartz)所說的:“信息就是力量。但如同其他所有權力所遭受到的一樣,總有些人想把它據為己有。”研究人員是否會拒絕這些方法是一個無從判斷的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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