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作者丨施展
摘編及導語撰寫｜董牧孜
一些分析曾指出，疫情對中國產業鏈的影響，可能會導致企業加速將工廠遷移到海外。如今，身為“世界工廠”的中國正在逐漸從疫情中恢復過來，復工復產逐步推進。當下，全球供應鏈能否穩定，成為世界經濟面臨的一大挑戰。
歷史學家施展在新書《溢出》之中，從宏觀和微觀兩個層面透視了中國、整個東亞乃至東亞製造業集聚區與全球經濟秩序之間的共生演化邏輯。為我們理解中國與世界製造業過去、現在與未來提供了參照。
此前，施展曾在其引起廣泛關注的著作《樞紐》中提出，中國的經濟成長系基於西方最新一輪創新經濟的拉動，其間一系列結構性的特徵，使得在不出現實質性技術變遷的前提下，全球中低端製造業向中國的轉移是終局性的。因此，中國的經濟成長帶來了全球經貿結構的深刻變遷，中國的製造業成為一箇中介性的“樞紐”，銜接起西方發達國家的創新產業及高端服務業與不發達國家的原材料產業。這種結構變遷會引發全球秩序以及其他國家內部的一系列不均衡，從而籲求一系列治理秩序變革。如果變革不能向前推進，便有可能引發貿易摩擦。
《樞紐》一書出版不到半年後，中國製造業經歷了中美貿易摩擦的嚴重衝擊，大量製造業工廠正在向海外尤其是越南大規模轉移。2019年，正是在這一背景下，施展與研究團隊的夥伴們一起從北到南對越南做了深入調研，跑了河內、海防、胡志明3個大城市，以及分佈在北方和南方的3個主要工業省份。而在去越南之前，他們已在長三角和珠三角對中國企業做了深入調研，以便獲得必要的預備知識；從越南迴來之後，基於新獲得的信息，又逆向回溯到國內的供應鏈網絡上游，到珠三角以及廣西中越口岸地區做了深入調研。
《溢出：中國製造未來史》，作者：施展，版本：中信出版集團出版年，2020年1月
但在施展看來，製造業向越南的所謂“轉移”，實際上是中國供應鏈的“溢出”，在可預見的未來，這一事實不會發生實質性變化。能夠轉移的環節，和通常所說的高技術產業還是低技術產業沒有關係，而是和不同梯次工業革命所出現的產業有關係。而中國民間的力量，正是推動中國供應鏈網絡向東南亞溢出的真正力量。
《溢出》一書的最後一章則強調，是“溢出”而非“轉移”的根本原因在於，隨著技術、公司組織形式以及生產邏輯的演化，經濟空間和政治空間越發分離。經濟空間以各種方式穿透國界存在，政治無法真正約束這種經濟空間的運轉。
在施展看來，世界必須找到新的治理辦法，新辦法的根基必須與新變化的動力基礎相匹配。是經濟活動穿透國界才帶來了這些問題，但經濟活動的基本單元並不是國家，而是商人，所以新的治理辦法是需要由商人來主導的。
下文摘自施展的《溢出》一書的第七章，由中信出版社授權轉載，內容有刪節。
原作者丨施展
施展，北京大學史學博士，外交學院教授，外交學院世界政治研究中心主任。著有《樞紐》《邁斯特政治哲學研究》。得到App《中國史綱》《國際政治學》主理人。
我們看到，冷戰秩序先是促成了東亞海洋地區的製造業成長，東亞鐵幕在兩邊造成的勢能差形成了一系列特殊條件，進而刺激了中國大陸在改革開放初期的經濟增長。到20 世紀90 年代後期，美國進入新一輪的創新經濟，產生了生產流程大規模外包的需求。承包方必須有龐大的供應鏈網絡才能夠承接起這種大規模外包的任務，而中國的經濟節奏剛好和這樣一種全球大勢形成共振，開始迅猛增長，並反過來重塑了整個東亞世界的經濟秩序乃至全球的經貿循環結構。
這一系列演化進程發展出一些重要的新趨勢。就本書的研究視角而言，其中最值得關注的一個趨勢是，這十幾年來，商人秩 序推動的經濟空間與國家主導的政治空間日益分離。我們過去近乎本能持有的、以政治空間統攝一切問題的封裝式思維，已經無法適應新的時代了。
經濟空間與政治空間分離背後的動力機制，是技術的發展、公司組織邏輯的變化以及製造業邏輯的演化。
政治與經濟、商業之間的邊界正在模糊？
先來看技術的發展。信息技術的發展壓縮了時間和空間，各種分隔性的邊界都被穿透，相隔千里、從未見過面的人可以是每日在線上互動的好友。但是，一種新的分隔性邊界會由此浮現—住在隔壁的人，由於不在同一個網絡圈子，有可能根本就不認識。遠在中東“伊斯蘭國”製造的暴行，可以在新西蘭激發出可怕的暴力屠殺。兩場屠殺相隔千萬裡，卻在同一個網絡空間上被人注視，甚至被現場直播。但是，還有很多人沉浸在其他的網絡空間中，對這兩個事件都所知甚少；還有很多不上網的人和上網的人又處在完全不同的次元裡。我們過去所熟悉的邊界和共同體觀念，都已經失效了。
這還僅僅是從社交媒體的角度來說，實際上，信息技術對於傳統邊界的穿透是全方位的。各種各樣的數據在不斷地跨邊界流動，在某種意義上，數據是信息技術的核心資產，它對應著一系列全新的經濟邏輯、金融邏輯、財政邏輯、文化邏輯乃至政治邏輯、安全邏輯。而網絡時代的頭部效應讓各種數據越來越集中到幾個大公司手中，這些公司對世界的影響力不僅是商業上的，而且在政治上也有了史上前所未見的影響力。但大公司彼此之間的數據可能處在一種隔離狀態，這就會造成一種過去想象不到的新邊界。
於是，傳統的物理性邊界的意義喪失了，新的邊界是非物理性的。但是，這種新邊界是隨時在變形的，隨時易於以我們想象不到的方式再被穿透。而主權國家恰恰是以物理邊界為基礎來確定一系列國際法權安排的，隨著物理邊界意義的大幅喪失，既有的國際法權安排的意義也將大幅喪失。
所以，隨著技術的變遷，政治與經濟、商業之間的邊界變得越來越模糊。過去的國際公法基本上是不關注那些大公司的，但是未來，這些大公司越來越需要被納入一種國際公法的規範當中，甚至國際公法本身也會在這個過程中被重新定義，它和國際商法的邊界會越來越模糊。可是，新的國際法權該如何生成？國家在其中能起到的主導性作用顯然會變得越來越有限，因為現實中的經濟空間和國家所能主導的政治空間越來越像是兩個次元的存在。
跨國大公司正在脫離國家政治空間的約束？
再看公司組織邏輯的變化。跨國大公司的組織邏輯越發複雜，不僅脫離了國家政治空間的約束，甚至經常利用政治空間的分隔性來套利。比如，2017 年披露的一些文件表明，美國的蘋果公司利用愛爾蘭的一些特殊稅收政策進行了一系列巧妙的公司架構設計，形成複雜的國際稅務安排，把公司絕大部分的現金
（2017 年已達2520 億美元）
放在愛爾蘭和一些離岸的避稅天堂，根本不放在美國。蘋果公司的避稅架構同時避開了愛爾蘭12.5% 和美國35% 的公司稅，並使它在海外很少繳納超過5% 的海外利潤稅，在某些年份，這個數字甚至低於2%。據歐盟委員會計算，蘋果公司的一家愛爾蘭分公司在某一年的稅率僅為0.005%。基於這種財務安排及一些法律邏輯，蘋果公司現在已被統計為愛爾蘭最大的公司，儘管它在愛爾蘭沒有開設一家專賣店。愛爾蘭的這種稅收政策讓歐盟很惱火，認為這會讓企業無法在歐洲得到平等待遇。歐盟在調查後要求愛爾蘭改變稅收政策並向蘋果公司追討130 億歐元
（約合139 億美元）
的稅款。愛爾蘭則不願改變自己的政策，希望以此吸引更多企業將現金存放過來。
蘋果公司的避稅做法並不是孤例。
蘋果公司的做法並不是孤例，實際上，國際大公司普遍都會通過一系列複雜的公司架構設置形成這樣的財務和稅務安排，把大部分現金放在海外的避稅天堂，就算美國對此很惱火卻也無法解決。比如，彭博通訊社在2017 年做的一份統計顯示，蘋果將93.3% 的現金放在海外，微軟放了97%，思科是95.7%，強生是98.6%，通用電氣是41.9%，高通是92.9%，可口可樂是87.3%，百事可樂是96.9%，英特爾是58.9%，亞馬遜是33.1%。公司組織邏輯的這一系列變化，會讓有能力做如此安排的大公司獲得一系列不對稱的競爭優勢。現有的國家政治空間一方面無法應對這類問題，另一方面在以各種方式催生著這類問題。經濟空間和政治空間不僅日漸分離，還形成了一系列極為複雜的套利關係。
中低端製造業會終結在東亞，重化工業大致終結在中國？
最後，再來看看製造業邏輯的變化。
第一，在不出現具有實質意義的新技術躍遷的前提下，中低端製造業會終結在東亞地區。其中，重化工業大致終結在中國；電子技術產業大致終結在北起日本海、南抵南海的環“亞洲地中海”地區，這個地區擁有龐大的供應鏈網絡以完成相關生產，而中國因其規模會始終是供應鏈網絡的重心所在；信息產業，就其硬件製造部分而言，可以大致理解成電子技術產業的某些衍生分支。
第二，就電子技術產業而言，環“亞洲地中海”諸國有著高度密切的分工合作關係，而且，這種分工已經進入工序層面。各國在同一類產品的不同工序上有不同的比較優勢，這類產品在生產流程上是一種跨國性的存在，這是過去從未有過的現象。再考慮到作為電子技術產業之基礎設施的重化工業終結在中國，這就意味著中國與東南亞各國在更多層次上的工序分工（橫向的工序分工與縱向的產業梯次分工）和製造業的生產流程就進一步成為 這種背景下，跨國大企業需要淡去自身的國籍屬性，更多地聚焦商業性，從全球市場、從純商業的角度出發，來考慮全球佈局問題，以及在不同國家和地區採取不同的適應性策略的問題。一個基本原則便是，要回歸到“政治的歸政治，商業的歸商業”的狀態。
新的商人秩序會浮現嗎？
支撐這一系列新的經濟邏輯的微觀基礎是具體的人。環“亞洲地中海”地區在“人”的層面上也已經高度相互依賴，各種發展機會都是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人的多重互動過程中演化出來的。民族主義構造出的那一系列“民族緻密體”的迷思、各種封裝式思維需要被突破，人們要形成更加開放、自由、包容的心態，而能率先形成觀念突破的群體，極有可能出現在這個高度跨界互動的人群當中。相應地，對這些人來說，相關各國在就業政策、移民政策、投資政策、法律、教育等方面，都需要有新的邏輯跟上。
技術、公司組織和製造業生產流程層面的經濟空間，都在與政治空間日益分離。但是全球經濟治理機制仍然是以國家為主體運行的，無法匹配這種新的發展趨勢。
我們很熟悉的三大國際經濟組織—二戰之後成立的IMF、世界銀行、WTO
（前身為關貿總協定）
，基本上是把凱恩斯在一戰後的主張變為現實，突破了狹隘的民族主義視野，從遠超單個國家之上的全球經濟空間的高度出發來規劃世界秩序的底層基礎的。但是，具體在操盤這三大機構的是國家，而經濟運行的真正細胞—商人，在裡面的發言權很有限。甚至在達沃斯論壇這樣旨在研究和探討世界經濟領域問題的非官方國際性組織中，真正的主角也是國家，商人的地位還是像配角。這些都造成了治理主體與治理對象的錯位。
世界銀行
冷戰時期，一方面，政治問題在排序上具有最高優先級，商人秩序必須被置於次一級地位；另一方面，各國之間雖然有產業分工，但是在經濟上的相互滲透還遠沒有達到今天這麼深的程度，國界在經濟問題上還是有一定意義的。所以，在當時，治理關係上的錯位還不是太大的問題。到了後冷戰時期，一切都變了。一方面，政治問題的排序優先級大幅下降，經濟問題在今天就是政治問題。另一方面，隨著技術、公司、生產邏輯的變化，國界在經濟問題上的意義大幅下降。如此一來，治理關係上的錯位就是必須要回應的問題了。
全球經濟機構的困境
不僅如此，這些全球經濟機構還面臨著多邊組織普遍會面對的一些困境。
第一，多邊組織會面臨權力與責任不對等的困境。多邊組織中有大國也有小國，小國天然有進行多邊外交的渴望。這是因為，在雙邊外交中，小國面對大國時的談判地位非常不利；一旦進入多邊外交，大國的優勢地位馬上會被多邊的結構約束住，小國就可以大大改善自己的不利地位。但問題正出在這裡。多邊組織的民主特徵是要靠投票來呈現的，可小國的票數和它們在國際秩序中的利益相關性並不成比例，大國的利益反倒無法在多邊組織中獲得恰當的表達與實現，於是大國會有杯葛多邊組織的衝動。近年來，我們在國際政治中已經看到了大國的一系列杯葛之舉，權責不對等困境是它們如此行動的重要原因之一。
第二，多邊組織難以表達連貫的價值觀，這個困境可能更麻煩。由於多邊組織中成員國的價值觀多種多樣，各國對什麼才是正當的國際秩序有著大不相同的理解，進而對具體議題投票時，所依從的原則也會大不相同。並且，每個國家都會有多重利益關切，在不同的議題上，同一個國家的投票原則也可能會發生變化。
這就使多邊組織的投票結果經常並不反映人們的價值判斷，而只不過是一種偶然的利益組合。這樣一來，多邊組織雖然在宗旨上會有價值承諾，但在事實上放棄了這種承諾；多邊組織在名義上是國際行為正當性的來源，但它在處理具體糾紛時的中立性和正當性會遭人質疑。這就令大國更想杯葛它，小國也會在利用這個平臺的同時嘲弄它。
這些困境都使得多邊組織有著一種自我否定的特徵，再加上 技術、公司組織和製造業生產邏輯的變化，更加讓當今的全球經濟治理機制踟躕難行。
公司和人，身處一種超國家空間的“無法”狀態
基於對近年來經濟邏輯的觀察，我們會發現，公司和人都是在一種超國家的空間，更準確地說是非國家的空間中活動的，它們會進入一種“無法”狀態。所謂“無法”，是指它們活動的經濟空間處於一種法權秩序缺位的狀態，商人們找不到可以依託的國際法上的權利主體。新的經濟邏輯下的公司和人，都需要一種能夠被廣泛接受的超國家/ 非國家的規則系統，但是今天的全球治理機制無法提供這種規則系統。公司自身在相關方面也許可以有所作為，但迄今為止它們還沒有展開太多有效作為，公司和人都懸置在“無法”狀態。
如何讓這些“無法”的存在獲得國際法權的形態，是當今的國際秩序需要解決的一個重要問題。
在近代以前，很多地方的商人秩序原本就是活躍在國際法權體系的前臺的，中世紀歐洲的漢薩同盟就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同時代的中國也有強勁的海上商人力量在活動，但由於當時的中國與歐洲在政治秩序上差別甚大，兩邊商人秩序的邏輯也大不相同。在近代，歐洲的秩序覆蓋全球，並改變著東亞的政治及經濟邏輯。到了今天這種深度全球化的時代，技術、公司與製造業的變遷是否有可能在東亞地區推動一種新的商人秩序的浮現呢？
要把思路進一步打開，也許我們需要回溯歷史，到歷史中尋求智慧，看看當年歐洲的商人秩序是如何形成又如何演化的。我在《樞紐》一書中堅持一個基本主題：歷史學才是未來學。只有理解既往的演化邏輯及其動力機制，我們才能辨識清楚當下的所在，並有依據地構想未來。
所以，為了更好地構想未來，我們經常需要回顧歷史。
作者丨施展
摘編丨董牧孜；
校對丨柳寶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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