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蒂芬•M•沃爾特：現任哈佛大學肯尼迪政府學院教授。曾任普林斯頓大學和芝加哥大學教授、社會科學副院長。兼任卡內基和平基金會的常駐研究員和布魯金斯學會的客座學者，並擔任國防分析研究所、海軍分析中心和國防大學的顧問。目前擔任外交政策、安全研究、國際關係和冷戰研究雜誌的編委，合編康奈爾大學出版社出版的《康奈爾研究安全事務》。2005年5月當選為美國藝術與科學學院院士。其所著《聯盟起源》，獲得了1988年埃德加·弗尼斯（Edgar S. Furniss）國家安全圖書獎。
美國在專業知識方面的聲譽一直是其力量的最大來源之一。然而，新型冠狀病毒足以將之終結。
無論美國政府如何回應，美國終究無法完全從COVID-19疫情中倖免。截止目前，即便像新加坡這種在應對疫情方面達到“黃金標準”（gold standard）的國家，也出現了數百例確診病例。然而，特朗普政府那遲來的、利己的、混亂的和音盲般的（tone-deaf）反應，卻會使美國人喪失數萬億美元和成千上萬個本可被挽救的生命。即便“由於缺乏準確數據而使風險被誇大”的觀點是正確的，但特朗普的執政方式和政府的反應失誤依然揮霍了公眾的信心，使其後續採取的更加符合標準的回應也站不住腳。儘管他矢口否認，但特朗普依然要對美國今天的狀況負責。
然而，這並非美國遭受的唯一損失。這種史詩般的（epic）政策失敗並沒有使美國“再次強大”，反而會進一步損害美國作為一個行事有效的國家的聲譽。
近一個多世紀以來，美國的全球影響力建立在三個支柱上。第一個支柱是經濟和軍事實力的強大結合。美國擁有著全世界最大體量也最高水平的經濟，擁有著世界上最好的大學和研究中心，擁有著得天獨厚的自然資源。這些特徵最終使得美國能夠締造和維持其競爭對手無法匹敵的軍事力量。這些資產的聚合，使美國在全球擁有最強的話語權。
第二個支柱是一系列盟友的支持。沒有哪個國家會贊同美國政府想做的所有事情，甚至於美國的一些州也幾乎會反對聯邦政府所尋求或代表的一切。但是，很多國家都明白它們會從美國的領導中受益，並且通常願意與美國保持一致。儘管美國幾乎總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利益而行事，但因為利益一致，美國很容易說服其他國家與她同行。
第三個支柱則是對美國能力的廣泛信心。當其他國家認識到美國的實力、支持美國的目標、相信美國官員知道自己在做什麼時，這些國家更有可能追隨美國的領導。但如果它們質疑美國的力量、智慧或採取有效行動的能力，那麼美國的全球影響力必然會受到侵蝕。這種反應完全可以理解：如果美國領導人透露出自己是個無能之輩，那麼其它大國又為何要聽取美國的建議呢？簡而言之，在能力方面享有聲譽，可以成為關鍵的力量倍增器（critical force multiplier）。
美國人曾享有的光輝聲譽是數十年建構的結果。這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美國的工業實力和世界一流的基礎設施：高速公路、道路、鐵路、橋樑、摩天大樓、水壩、港口和機場所構成的網絡，曾經使來到美國的外國遊客眼花繚亂。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勝利和佈雷頓森林體系的建立，以及馬歇爾計劃和登月計劃等創舉都提升了美國的形象：在美國的土地上，人們知道如何設定遠大的目標，並最終將其實現。
甚至諸如越南戰爭的失誤也沒有完全破壞包圍著美國能力的光環。的確，冷戰的和平結束以及美國在1990-1991年的海灣戰爭中所取得的巨大勝利，驅散了“越戰的幽靈”，使得美國的自由民主資本主義模式看上去是可以被效仿的“顯學”。此外，持續的技術創新浪潮（包括個人計算機、智能手機和所有這些花哨的創造），都使得我們可以理解：為什麼全世界都認為美國是一個精英化的、有成就的——最重要的是——有能力的國家。難怪包括湯姆·弗裡德曼（Tom Friedman）在內的專家們會將美國模式描繪成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唯一可行的選擇，他們告訴有抱負的國家：如果想要成功，就必須穿上“金色緊身衣”（Golden Straitjacket），就必須變得更像美國。
然而，過去的25年裡，美國在揮霍其寶貴聲譽（負責任的領導和具有基本能力）方面卻做得格外“出色”。它們可以拉出一長串的違章罰單：前總統比爾·克林頓對白宮實習生不負責任的調戲；小布什政府忽視了“9·11”之前的恐怖襲擊警告；安然醜聞和馬多夫騙局；對2005年卡特里娜颶風和2017年瑪麗亞颶風的笨拙反應；無力贏得或結束在阿富汗和伊拉克的戰爭，以及對利比亞、也門、敘利亞等地不明智的干預；2008年的華爾街危機；波音737MAX客機的空難；以及共和黨的領導多引起的“政府關門”，等等。我們也不應忘記哈維·溫斯坦（Harvey Weinstein）以及其他許多人長期隱瞞的犯罪行為，以及與前者關係密切的傑弗裡·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的骯髒故事——他在紐約監獄中的適時死亡，使我們無法完全瞭解他（以及其他人）的不法行為。
與此同時，美國一直自稱是世界上最偉大的國家，擁有最具能力的官員、運轉最好的企業、最先進的金融公司和最賢達的領導人。然而，前蘇聯總理尼古拉·雷日科夫（Nikolai Ryzhkov）對蘇聯生活的描述，似乎比美國人所承認的更符合美國人的切實生活：
【“（我們）監守自盜，收受賄賂，在報告中、報紙裡、甚至在講臺上撒謊，一邊相互授予勳章，一邊沉迷於謊言。整個國家全都如此——從上到下，從下到上。”】
緊接而來的是COVID-19的爆發。特朗普對這場危機的處理從一開始就是一場令人尷尬的慘敗（儘管已經被多次警告），不過這種局面也完全可以預見。他漫長的商業生涯驗證：相比於領導者，特朗普更像是一個表演者；相比於管理複雜的商業運作，他更擅長矇騙他人和逃避責任；他雜亂無章的個人生活同樣釋放出了清晰的信號。自上任以來，特朗普完善了謊言的藝術，逐步將管理團隊中真正的專家清除，取而代之的則是二線的僱傭文人、諂媚者及其不稱職的女婿。當面臨需要成熟的領導才能解決的突發性複雜問題時，特朗普不可避免地會處理失當，然後推卸責任。這是美國曆史上絕無僅有的角色失敗，即便在情況更為糟糕的時代也不會出現。而令人驚訝的是，人們都只是對此略感驚訝。
美國是怎樣走到這一步的？那些知道自己在做什麼以及可以做出正確乃至更好選擇的聲譽，又是怎樣被揮霍掉的？我不能確定，但是我有一些大膽的猜想。
問題的一部分來自於美國對其輝煌歷史的傲慢。迄今為止，美國一直是現代世界中最幸運的國家，美國人甚至開始認為成功是他們與生俱來的權利，而非必須去爭取、培育和保護的東西。儘管出現了前文所述的諸多警示，但這種自滿情緒卻使美國人願意下注在完全沒有經驗的領導層身上。
我傾向於認為，與此相關的另一個原因是：被放寬的評價標準以及拒絕追究民眾的責任。我們可以在許多的大學中看到，成績通脹（grade inflation）的趨勢根深蒂固，教師們少有動機對差勁的論文進行嚴厲批評，而學生們則將更多的關注放到體育隊伍而非真正的學術成就上。最近的大學招生醜聞更是暴露出一些長期存在的問題：有錢的父母會不遺餘力地讓孩子進入其力所不能及的大學，而大學本身也同樣為校友子女（“學校遺產”）或主要捐贈者的後代預留名額。
我關注高等教育的原因，是因為我對這一行業最為了解，但上述問題卻並不侷限於此。在當代的美國，即便首席執行官們出現管理不善（比如波音），也可以帶著數百萬美元的“金元降落傘”（golden parachutes）離開；小布什政府內的高級官員和外部鼓吹的“啦啦隊”欺騙了他們自己和整個國家，使美國捲入了一場愚蠢的中東戰爭。可是，他們之中卻幾乎沒有人遭受到不利的職業影響或個人後果；華爾街的公司可以融合貪婪、漠視和欺詐來重創經濟，但沒有人會被調查，更不用說被起訴；功勳卓著的將軍們喜歡在遙遠的戰場中“堅持到底”（staying the course）而又無法取得勝利，但是他們卻可以作為受人尊敬的專家，退休進入公司董事會並謀得高位。與此同時，告密者和恪盡職守的公務員卻因為試圖履行誓言而遭到誹謗、解僱甚至更為嚴重的對待。當正直和奉獻沒有回報，而失敗又得不到懲罰時，一個國家的能力必然會受到損害。
進一步推測的話，我懷疑更為廣泛的自利文化潮流也是原因之一。前總統約翰·肯尼迪不是聖徒，但他確實將自己的成年生活奉獻給了公共服務，並告訴美國人“不要問你的國家能為你做些什麼，而要問你能為你的國家做些什麼。”然而，當羅納德·里根成為總統後，美國人被告知：政府是敵人，“貪婪是好事”（引自電影《華爾街》），市場就是一切，公共服務要被貶低，傻瓜才會去納稅。數十年來，美國人花費大量時間來清理公共機構，但突然之間，他們發現自己對真正的“公共問題”卻毫無準備。特朗普本人就是這種趨勢的典範：一個嚴肅的國家，怎麼可能選擇一個明顯不稱職的且擁有長期失敗與欺瞞記錄的自我推銷者作為國家領導人呢？
我是否誇大了這個案例？也許。的確還有很多的美國公司持續著出色而創新的工作，還有成千上萬的科學家與學者們致力於尋找真相而不是賺快錢，還有很多地方、州和聯邦的政治家與公務員更重視善舉而非尋求連任或中飽私囊，還有很多敬業的教師和努力的學生在美國教育系統的各各層級之中。但是，腐敗現象也同樣普遍存在。
如果這種趨勢沒有得到逆轉，美國的全球影響力將會繼續衰退。這並不是因為美國拋出“美國第一”的理念並有意選擇脫離世界，而是因為全世界不會像以前那樣認真地對待美國的理念或建議。他們也許會傾聽，他們可能會不時地表示贊同，但對美國領導人所寄託的敬意卻會逐漸褪去。一旦COVID-19疫情結束，美國人很可能會懊惱地發現其他聲音（中國，或者其他國家？）得到了更多的尊重。這並不是災難即將來臨的預兆，但這個世界將會與美國人所習慣的有所不同。在變化的臨界地帶，世界政治的寬廣輪廓和世界經濟的某些重要方面，將不再會如從前一般偏袒美國。
這種情況能夠得到解決嗎？我不知道。文化腐朽不能通過立法、行政命令，甚至“耶利米哀歌”來解決。人們或許希望當前的危機能夠提醒足夠多的美國人：讓賢能而可靠的人擔任關鍵領導職位至關重要，讓相關人員為腐敗、任人唯親或完全無能承擔更多的責任對有效的公共政策至關重要。無論你喜歡的是強政府的福利國家還是弱政府的自由主義國家，你首先應當希望它擁有淵博而敬業的專家，從而可以採取具有能力的領導。無論下一任總統是誰，他都需要為其政府配備可以勝任被指派工作的人員，而不是那些因為對某個人忠誠或諂媚才被選中的人。
美國人需要反思這樣一個政治體系：獲得招募和獎勵的都是那些最善於將自己賣給出價最高的人。而正是這樣一個政治體系，花費了數月時間和數十億美元來為2020年大選做準備，卻最終要讓國民在三個白人老頭之間做出選擇。就此而言，美國人應該反思：花費一整年的時間去選舉一個任期四年的人是否真的有意義？事實上，其他先進的民主國家都沒有采取這種方式。但即使我們現在身處這種情形，也讓我們廢除荒謬的選舉團制度——它確實是一個不可辯駁的歷史遺物，在系統地剝奪全國大部分地區選民的權力。
展望未來，政治的根本變革可能是我現在僅能看到的一線希望。當前，美國正在經歷自20世紀30-40年代以來最大的危機，但昔日的美國比現在更能應對這些挑戰。當時，上一代的美國人最終應聲而起，向本國和世界展示了自己的國家可以做些什麼。現在，美國人必須記住過往的經歷，拋開過去幾十年的傲慢、分裂和放縱，證明他們的國家仍然有能力找到什麼需要去做——然後，他們就會去做需要去做的事情。
【本文為《外交政策》網站2020年3月23日文章，原載“同濟戰略派”，翻譯：劉笑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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