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3月26日，歐美主流媒體路透社援引白宮消息人士的材料，稱“美國準備打擊華為的全球芯片供應”，這是繼2020年2月特朗普否定了類似消息之後，相關鷹派人士在白宮決策小圈子裡的又一次努力和嘗試。據稱，特朗普政府的高級官員已經同意對華為的全球芯片供應採取新的限制措施，但是各方對該項措施最終能否落實，仍然存有不確定性。
這個消息披露的同時，全球正經歷2019新冠病毒疫情引發的嚴峻考驗，根據美國約翰霍普金斯大學的統計數據，至北京時間2020年4月1日零時，全球累計確診新冠病例809608例，其中累計確診病例最多的美國，達165874例；作為全球發達國家象徵的西方7國集團，美國、英國、法國、德國、意大利、日本、加拿大合計確診病例415900，佔全部確診病例的51.37%。
在此背景下，白宮官繼續有興趣持續推進對華為的管控，謀求如何從全球芯片供應上對其進行限制，只能說一種病態的產物，而非個別人突然間的心血來潮。
出現病變的首先是這些決策者的思維定式和認知框架。2013年3月24日，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在莫斯科國際關係學院發表演說時，明確指出，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後，人們的頭腦不能仍然停留在過去，保持在殖民擴張的舊時代，停留在冷戰思維、零和博弈的老框框內。在實踐中，人們發現，2017年入主白宮的特朗普決策團隊，匯合了一群特殊的人物，他們不是頭腦停留在冷戰，而是整個人都繼續停留在冷戰那個時空，像被包裹在松脂裡的殭屍，直接穿越到了當下這個時空，並因為各種原因，進入了美國的決策圈層。於是人們看到的是與這個時代格格不入的思維模式和套路，像華為這樣的企業，被這些人看成了是國家安全競爭的象徵性符號，必須進行精準的定點清除。
這些人的思維病態之處，不僅在於無法符合時代發展的基本格調，而且在於也和美國自身真正的國家利益格格不入，非常清楚的數據和事實是，美國的高科技企業，正是通過與華為這樣的公司的有效合作，才能夠成功的獲取高額的商業利潤，才能維繫在全球的領先位置。就在不久前的3月9日，美國知名諮詢公司波士頓諮詢集團發佈報告，題目是《與中國的貿易限制將如何終止美國在半導體領域的領導地位》，報告明確指出，如果美國持續加大對中國的商用芯片出口管制力度，美國半導體公司的競爭力將會被削弱，美國在半導體領域的長期領先優勢會受到威脅，對美國半導體產業帶來深遠的負面影響。
如果持有那種頑固的，從冷戰時期遺留下來的錯誤認知和思維定式的人們，還繼續停留在華盛頓的決策圈裡傳播他們的病態思維，或許人們最終會發現，這種深入頭腦的病變，將是美國未來走向無法逆轉的實質性衰落的根本原因。
其次出現問題的是作為一種結構的美國國內政治生態，失去反思與自我矯正能力，而以一種成癮的方式沉迷於對外歸因，是其主要表現。
研究者一般傾向於認為，良好的制度設計有助於規制決策者的行為。如果沒有記錯的話，從冷戰時期延續至今，作為被廣泛宣傳和讚譽的對象，美國最主要的優點和長處之一，就是良好的制度設計。這種制度設計能夠“讓壞人做不了壞事”，具有“很強的自我修復能力”。不過從2016年開始，在持續不斷的檢驗面前，人們發現，似乎美國的國內政治生態也出現了問題，而且這是導致一批病態思維的決策者進入決策核心圈層的關鍵原因。
這種結構病變的主要表現，體現在三個極為典型的個案上：其一是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其二是如何認識和理解華為帶來的衝擊和挑戰；其三就是對新冠病毒引發疫情的認識和反應。這三個個案中，人們看到的不是理性的反思，不是戰略的智慧，更不是人性的光芒；相反，人們看到的是喋喋不休的甩鍋，向外歸因，以及尋找替罪羊；看到的是各種慌腔走板的妖魔化和陰謀化解釋框架擠壓了理性嚴肅的分析框架；看到的是以人民的生命和健康為代價去進行令人歎為觀止的政治精算。
第三齣現問題的是作為這種政治生態生長出來的土壤，或者說更加宏觀的背景。
熟悉程序正義的都知道“毒樹毒果”理論，美國的政治生態，作為一個群體的精英的思想和認識，也不是從憑空產生的，更不是由隕石帶來的，儘管類似福山這樣的學者，傾向於讓特朗普這個具體的領導人，背起所有問題的鍋，其實也是做不到的。2020年的當下發生這種事情，是1990年代蘇聯解體時，通過福山撰寫《歷史的終結和最後的人》等新自由主義種下的原因，在經歷了30年左右的時間之後，梯次生根開花結果的產物。
從深層思維邏輯上說，以美國對華鷹派人物班農為代表，在他們病態的思維邏輯中，他們這些新右翼，是西方文明的最後捍衛者；他們對中國的解讀，是從意識形態、發展模式以及種族文化等三個維度展開的，作為土壤的，是西方文化中那些在近代生產模式滋養下的自大，是那種不可言說的居高臨下的傲慢與偏見。
在這種土壤裡形成的基本認識框架，就是：為什麼要對中國發動貿易限制？因為中國的發展必然是靠作弊的；為什麼要限制對華為的芯片出口？因為華為的發展必然是高度依賴西方出口而且極度脆弱的；為什麼可以無視中國抗擊新冠病毒疫情的各種經驗？因為那必然是源於野蠻生活習慣和無能落後的衛生治理能力。在中國社交媒體上作為笑話和被批判對象流傳的“我不要你以為，我要我以為”，其實無意間揭露的就是在西方精英中踐行的相當一部分真相。
認識到上述三個維度的病態是非常必要的，尤其對當下解讀美方的政策，以及探討回應措施而言，尤其如此。
首先，需要構建以實力為核心的應對策略。借用20世紀40年代，喬治凱南分析蘇聯的話語體系，美國也好，廣義西方也罷，從來敏感的都是實力的邏輯，是利益的邏輯，而不是什麼理智的邏輯。只有遇到了無法逾越的明確邊界之後，理智的邏輯才會在國家戰略博弈，以及類似出口控制這些議題領域，穩定的甦醒過來。因此，優先增強自己的實力，讓對方沒有辦法實現低成本的“一擊即倒”，是最為核心和關鍵的。在擁有了充分實力的基礎上，通過有效的話語體系進行溝通和交流，並謀求某種穩定的解決方式，才會變得可能。
其次，需要處理好話語和行動的關係。現任美國領導人強調的交易的藝術，從2018年至今，在以華為為代表的典型案例上，表現出了非常顯著的邊緣政策的特性，在大量使用虛張聲勢的話語威脅的同時，對行動，則表現出了明顯的以利益為邊界和考量的靈活性。在回應過程中，除了形成話語對話語，行動對行動的基本套路之外，有效識別並針對性的回應虛張聲勢或者試探性的話語，則顯得尤其重要。
第三，堅持對客觀經濟規律的尊重，遵循科學的回應方式，並建立充分的信心和定力。在歐美特定的國內政治過程中成長起來的決策精英，非常善於具有行為藝術性質的政治表演；這種表演，經常嘗試表現出凌駕於客觀規律，尤其是客觀經濟規律之上的強大氣勢；但是最終，無論是歷史事實，還是當下正在發生的實踐，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築，上層建築對經濟基礎有反作用，這條規律始終在堅定的發揮著自己的客觀作用。
美國精英對華為的任何限制構想，對中國崛起的任何戰略考量，無論其主觀意圖如何，都無法實質性的超越這條規律的約束和限制。就此而言，對美方某些充滿了病態思維的錯誤表達和選擇，應避免進入對方熟悉的場域進行低水平的纏鬥，而應採取更加明智的非對稱回應方式，以符合客觀規律，以及科學界定的我方利益的方法和路徑，對美方充滿投機色彩的戰術冒險舉動，進行精準的回應。
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一如過去幾十年的發展已經證明的，並且將繼續證明的，中國也好，華為也罷，源於自身比較優勢的內生性發展，不是任何外部力量能夠阻斷的；歷史已經翻過了重要的一頁，持續停留在過去的病態思維、僵化結構以及錯誤認知，已經註定了要被歷史所淘汰，這個過程，既是不可阻擋的，也是無法避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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