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所有潮水過去，會露出礁石。”
這些“礁石”，可能是一個個在重大公共突發事件中，被擊倒的個體和家庭，是橫亙在人類歷史上的觸目傷口。
這並非危言聳聽。19年前的“9·11”恐怖襲擊事件，造成部分美國民眾的安全感被嚴重削弱，至今餘波未平；16年前的“別斯蘭人質事件”給當地及周邊國家民眾帶來巨大恐懼，甚至改變了地緣政治、全球反恐形勢的走向；與傳染病有關的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更是在歷史和現實中，上演著醫學版的“霍布斯式噩夢”。
比如，14世紀肆虐歐洲的鼠疫在音樂、美術、群體意識形態上都留下了令人不安的印記，“鳥嘴”形象的防疫醫生畫像、意大利名著《十日談》、英國古老童謠《玫瑰花環》就是例證。
正如世界衛生組織總幹事譚德塞所言，全球蔓延的新冠肺炎疫情已成為“我們這個時代具有決定性的全球衛生危機”。它也是新中國成立以來，傳播速度最快、感染範圍最廣、防控難度最大的重大突發公共衛生事件。中國人民眾志成城，付出巨大代價，才換來“疫情基本得到控制”的局面。
“潮水”正在退去，但心理“抗疫”剛剛進入主戰場。2008年汶川地震後，大型災害的公共危機心理干預首次進入國人視野，這一年也被稱為中國災後心理援助“元年”。12年過去了，我國心理危機干預體系建得怎麼樣了？此次是否能經受住新冠肺炎疫情的考驗？
創傷後應激障礙、隔離帶來的負面情緒、社會警戒心理升高、對病患的汙名化……“礁石”不分國別，卻生長在不同文化、不同國情的土壤裡。這提醒我們，要重視災後心理危機干預，探索精準干預，樹立全球思維。
助人者自助，自助者天助。這是古老的東方智慧對人生災厄的開解。它與起源於近代西方的精神心理學不謀而合，只因人性相通。疫情發生以來，我國展示了高效、一流的醫學救援能力。作為醫學救援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們理應有自信和責任，以這次疫情為契機，開創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應急心理干預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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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戰場：大疫後的群體心理危機
半月談記者：屈婷 林苗苗 黎華玲 吳鍾昊 邱冰清
切爾諾貝利核洩露事故發生25年後，心理疾患仍困擾著諸多事故倖存者，如抑鬱、焦慮、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醫學無法解釋的軀體症狀等。
大量調研數據顯示，突發公共災難事件後受災人群中PTSD的發病率可達33.3%，抑鬱症的發病率可達25%。
防止“心病”引發二次災難
有時候，承認我們的“心”出了問題，依然是一件不知從何說起的事。
此次抗擊新冠肺炎疫情中，重慶赴孝感支援隊心理專家組組長、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心理衛生中心副教授羅慶華印象最深的，是當地一所縣醫院的醫護人員做了一個小範圍的心理評估。結果顯示，50%的醫患有焦慮、抑鬱的症狀，73%的人出現軀體不適。儘管支援隊留下了聯繫方式，但很少接到求助電話。
2020年2月2日，心理援助的國家隊抵達武漢。擺在一行人面前最緊迫的任務就是：方艙醫院內的心理援助。
南京腦科醫院醫學心理科主任、第11批江蘇援武漢醫療隊隊長李箕君為半月談記者講述了這樣一個案例：一位剛從方艙出院到隔離點的女患者，與工作人員、病友劍拔弩張，矛盾不斷。調查得知，女患者因為父親染病離世、母親仍未出院，產生了創傷後應激障礙。前來開導她的工作人員雖然接受過心理援助的培訓，但常常聽了幾句就慣性開導，周圍的病友言語中也夾帶著“怎麼就你過不去”的質疑，一再引爆她的情緒。
“大災面前，很多人會因為喪失安全感，像一個張開的刺蝟。”李箕君說，如果我們總是去拔“刺”，就會產生惡性循環。由於歷史、文化因素所致，人們習慣把心理衛生和思想教育等同起來，要麼把“心病”不當病，或汙名化為“精神病”，導致整個社會不太重視心理因素在事件發展中的作用，社會心理服務體系的建設比較緩慢。
中國心理衛生協會心理諮詢師專委會常委兼副秘書長楊發輝說，很多人並不瞭解心理危機干預在災難救助中的深遠意義，存在諸多錯誤認知。比如，認為時間、物質幫助和金錢賠償能沖淡一切；認為只要有愛心、耐心，就能做好心理危機干預；認為心理危機干預是災難發生後“打補丁”，不需要全程參與等。
事實上，災難中的心理應對是個嚴肅的科學問題，進行心理干預意義重大。根據流行病心理學研究，災難帶來的心理創傷，也會像軀體疾病一樣，在人群中迅速傳播，從而對集體和個人產生重大影響。相關專業人員長期、全程的干預，可以最大程度降低心理創傷的影響。
必須認識到，心理危機干預既不是“打雞血”，也不是“忘憂草”。它更像是一根“柺杖”，支撐人們在災難中走出情緒、行為、認知的困境，增強自愈力，形成心理“免疫”。
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臨床心理科主任黃薛冰說，從此次疫情國家動員心理干預的力量和廣度上來看，社區、高校、企事業單位、互聯網平臺和民間組織等都發揮著“最小細胞”的作用，硬件構架上不可謂不強。但由於未明確心理危機干預的觀點和組織體系，一些實施者和接受者的獲得感都不夠強。“歸根結底還是意識上的問題。”
心理危機干預體系建設是剛需
從方艙醫院連夜開工起，心理援助國家隊就開展了調研走訪，提前預判可能出現的隱患和問題。儘管隊伍中不乏赫赫有名的心理干預專家，但這次挑戰在世界範圍內都沒有先例可循，唯有“摸著石頭過河”。
方艙醫院內，李箕君帶領心理小組與患者溝通交流，穩定情緒，進行放鬆訓練
這正是突發公共事件中心理危機干預的困難之處。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員高文斌說，雖然心理危機干預有公共流程，但具體到每一次事件，都面臨不同的挑戰。
心理援助服務是否真正發揮了應有的作用？效果可能還需要時間的檢驗。
方艙醫院心理援助專家指導組副組長、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臨床心理評估中心主任石川清楚地知道，離開方艙，並不代表一切心理問題都結束了。“我們前端的參與是幫人們儘可能良性適應這個過程，減少後期人們把不良心理問題固化的可能性。”
幾乎所有的精神心理科專家都認可一點，災難事件後的心理危機干預在中國具有獨特性，必須探索出一條因地制宜、符合國人心理特點的路徑。前提是，全社會都要正確認識心理健康和心理危機干預究竟意味著什麼。在重大公共突發事件的後期，心理危機干預仍在繼續拯救生命。
一場重大公共突發事件究竟會造成多少人產生心理創傷？這個問題尚無答案，只能靠估算。調查顯示，汶川地震6個月以後青少年創傷後應激障礙發生率約為9.7%，SARS發生兩年後有10%左右的受災人群出現了創傷後應激障礙。世衛組織調查顯示，大型災難發生一年內，災區超過20%的人可能出現嚴重的心理疾病，需要長期心理干預。
3月10日，在江夏方艙醫院，醫護人員教即將出艙的新冠肺炎治癒患者練習八段錦 才揚/攝
楊發輝說，我國人口基數大，公共突發事件造成的心理危機涉及人群數量可能非常龐大。但究竟多少比例，需要什麼程度與形式的心理干預，還要科學的調研實證支持。
摸底不清，力量分散，是橫亙在心理抗疫前的一道關口。
高文斌認為，如同傳染病直報系統能直觀顯示疫情進展情況，心理干預專家同樣需要一個收集數據的權威渠道，才能做出正確判斷。但現在心理調查、反饋的數據收集並不通暢，缺少一個社會信息調研系統平臺。
“突發事件發生的第一時間，後方指導心理危機干預的專家，往往是不瞭解前方的具體訴求的。”黃薛冰認為，這導致相關心理干預指南原則性條款較多。心理危機干預作為公共衛生應急管理體系的一部分，亟待完善。
中科院院士、北京大學第六醫院院長陸林指出，心理危機干預缺少一個權威部門的組織領導，沒有形成穩固的體系和工作機制，導致工作內容上歸口不明，沒有形成聯動。
人才嚴重不足
災後心理援助和日常心理諮詢有很大不同。前者是系統工程：援助者需要從社會、家庭、個人層面採取不同措施，及時挖掘病人、堵住漏洞。這顯然要求更綜合的專業能力。
而現實是，心理衛生援助人才的培養需要長週期。
陸林說，目前看來，我們對心理救援工作和心理危機干預體系重視不足、投入不足，導致心理危機干預隊伍人員的水平參差不齊，很多是兼職人員，其臨床經驗培訓和相關知識儲備較為有限，在處理重大公共衛生事件時不能得心應手。
另一方面，選拔合格心理危機干預人員的“蓄水池”長期乾涸。根據國家衛健委疾控局精神衛生處提供的數據，截至2018年底，我國精神科執業（助理）醫師40435名，平均每10萬人口2.9名；註冊護士101282名，平均每10萬人口7.3名。精神醫護資源的可及性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
合格的臨床心理治療師、心理諮詢師、社會工作者、職業康復師則更為短缺。由於缺少規範的管理體系，心理服務行業近年來雖然蓬勃發展，但從業門檻參差不齊、人員魚龍混雜，加上缺少標準化的職業評價體系，人才專業化程度很難得到真正的提升。
據統計，我國平均每年有2億以上人群會受到各種突發事件影響，但能直接提供的心理援助服務有限，供需缺口十分突出。
“雖然我們的心理援助資源不夠，好在地理空間上有迴旋餘地，尚有互助可能性。”高文斌認為，心理學和醫學一樣，是一個大學科群，專業分得很細，並非“一通百通”。因此心理工作者要分層培養，心理危機干預隊伍也要分層構建，既要有專家學者，也要有立足社區的社會工作者、教育工作者、宣傳工作者等。
心理危機干預創新，離不開“集體情感支持”
一個戳心的細節是，中國人面對災害傾向於抱團，卻很少袒露真正的情緒，甚至連家人、朋友都很少觸及。
中華女子學院家庭發展研究中心主任張靜接待過一個湖北的案例：女兒在家照顧媽媽6年，媽媽突然因為感染新冠肺炎去世，看著媽媽被車拉走火化，女兒突然情緒崩潰。“這時候她最需要的是集體情感的支持，比如社群組織的文化哀思、集體告別儀式等。”張靜說，情感支持不僅來自家人、朋友，也可以來自更廣泛的社會公眾和政府。
中國式心理危機干預要重塑的，正是突發公共事件中國家、社會和個體三者的邊界和責任。這需要跨越東西方文化的鴻溝，需要基於國情的本土創新，需要國家治理能力和水平的提升。
汶川地震中，日本心理專家第一時間提醒中國同行，在震區進行心理救援要慎用西方普遍的“暴露療法”。因為不夠專業的話，暴露療法很可能會產生反效果。在此次疫情重災區武漢，很多一線心理援助專家都有意識地採取了集體療法、善用傳統文化元素處理創傷等手段。
專家表示，國外的心理干預經驗不能完全照搬。比如，“單位”這個組織在西方語境下是很難理解的，但在中國，企事業單位、群團組織和人力資源部門等，天然就具有開展心理干預工作的基礎。比如，方艙醫院的心理干預堪稱本土化模式創新的典型：醫患一同在大喇叭、廣場舞、太極操疏導下，成功熄滅了可能成為心理問題重災區的“火藥桶”。
疫情給中國按下了近3個月的“暫停鍵”，長時間的隔離已帶來不少集體情緒的暗湧，複雜的社會心理環境呼喚心理干預手段的本土創新。
楊發輝建議，心理危機干預應該像國家醫療救援隊一樣，以東西南北中為基礎，建立5個心理危機干預的區域中心，併成立心理救援專業人員數據庫。張靜認為，災後心理重建是一個漫長過程，有必要在衛生健康公共服務中設置心理援助專項預算，並支持發展“人工智能+”、大數據技術的本土心理援助模式。
應如何構建符合我國國情的社會心理危機應對體系？
陸林表示，首先，應儘快讓心理危機干預體系“有法可依”，把心理危機干預體系建設的重要性提升至國家層面，加強對各級政府工作人員的心理培訓。其次，構建常態化、規範化的精神心理分級救援體系，加快補上專業人才短板。開展國民防災教育，編制科學、權威的心理危機干預手冊，加強民眾心理健康素養。
社區基層組織在此次疫情心理危機干預中發揮了巨大作用，證實了全國社會心理服務體系建設的重要性。立足基層、全民參與、多部門協作、上下聯動，這或許是中國式心理危機干預體系建設可依賴的路徑。
中篇
半月談記者：吳鍾昊 黎華玲 林苗苗 屈婷 邱冰清
焦慮恐懼、憤怒暴躁、內疚自責、抑鬱失眠……災後引入心理危機干預，給受災群眾打上“心理疫苗”，是國家在經歷數次突發公共事件後總結出來的寶貴經驗。然而，在不同事件中，不同人群所承受的災害程度截然不同。處在“暴風眼”的人群、救援人群和普通公眾，會表現出不同的心理反應。
未來，應當在普遍干預的基礎上，分圈層進行精準心理危機干預。
2月22日，專業心理諮詢師王懌在家中進行公益直播，對觀眾進行心理疏導 熊琦/攝
心理危機呈現圈層差異
公共突發事件發生後，常見的精神衛生問題可以分為6組相對獨立的後果：災後特定精神障礙；非特定的悲傷反應；其他健康相關問題；長期慢性的生計相關問題；資源喪失；青少年特定問題。其中，災後特定精神障礙是國內外研究最為集中的一個領域，包括急性應激障礙(ASD)、創傷後應激障礙 (PTSD)、抑鬱症以及自殺等。
1月27日，國家衛健委發佈了《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疫情緊急心理危機干預指導原則》，將心理危機干預納入疫情防控整體部署，提出從醫護人員、重症患者到輕症患者、後方救援者等重點人群的分級、分類干預措施。
充分認識災難引發的差異化心理問題，是展開心理危機精準干預的前提。“不同性別、不同年齡甚至不同民族的人群，災後應激障礙是不一樣的。”重慶醫科大學附屬第一醫院心理衛生中心副教授羅慶華介紹。
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心理諮詢與治療部主任仇劍崟領銜的一項調查研究顯示，35%的民眾對新冠肺炎疫情存在明顯的情緒應激反應，反應指數與性別、年齡、教育、職業、所處地區顯著相關。調查還發現，不同年齡段人群情緒反應指數呈“N”字狀，即青年（18歲～30歲）和老年（60歲以上）人群情緒反應較明顯。
值得注意的是，部分弱勢群體情緒反應指數顯著高於其他職業人群。延遲復工使得他們失去收入來源，經濟壓力驟增容易觸發消極情緒反應。
一把“鑰匙”開一把“心鎖”
3月5日傍晚，在武漢大學人民醫院東院，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支援湖北醫療隊的劉凱在護送患者做CT的途中停下，讓住院近一個月的87歲老人欣賞久違的日落 甘俊超/攝
重大公共突發事件後的心理健康援助，是促進社會公平化、社會文明化、保障個體尊嚴的必要措施。根據目前疫情的影響範圍，可以把對不同人群的心理危機干預分為四大圈層。
核心人群：確診感染人群。他們在隔離治療初期會有麻木、憤怒、恐懼、焦慮、失眠甚至攻擊等表現，在隔離治療後期會出現孤獨、恐懼、放棄治療或對治療的期望值太高等表現。針對出現明顯心理應激反應症狀的人群，必要時應採取藥物治療，藥物治療須在專業精神病醫生的診斷下開展。
高危人群：一線醫護人員、社區工作者、志願者等。應進行以心理治療為主的心理干預、開展心理教育，以防止其症狀惡化或遲發性心理疾患。羅慶華表示，救援結束後，許多醫護人員仍不同程度存在悲傷、自責、睡眠問題。“這一階段的干預要點是要減少孤獨感，與參與救援過程及負性情緒告別。”他說，隨後還要繼續隨訪醫護人員的心理健康狀態，重點篩查是否存在創傷後應激反應。
易感人群：婦女、兒童、老人、病人家屬，及其他受疫情影響大的弱勢群體。可通過進行心理教育、組織團體活動等方式開展心理服務，營造學校和社區的文化氛圍。老年人身體素質較弱，疫情中死亡病例以老年患者居多，因此對老年人的心理援助尤顯重要。
全域圈廣泛干預群體：覆蓋廣大城鄉居民、各地各行業公眾。可通過普遍的心理衛生知識宣傳、社會心理熱線、社區科普宣傳等方式，疏導公眾負面情緒，引導人們開展自我心理調適。湖北靜遠心理諮詢中心心理諮詢師張靜說，人們面對突發危機時會產生相應的身心反應，及時開通心理援助熱線，搭建與公眾的“連心橋”，減輕社會心理困頓，對維護社會穩定有重要價值。
湖北省黃岡市防疫心理援助熱線分析顯示，從受理的訴求來看，心理障礙類的受理量最多，佔比為71%，主要反映對“疑病”產生恐懼，出現睡眠障礙、強迫症狀等應激反應；其次是對失業、收入銳減等現實問題的擔憂。
救急也要救“窮”
社會應急心理機制建設是一個長久工程，應在制度、人力上早做安排，保障把心理疏導和干預堅持下去，不能“疫”走了之。
江西南昌市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輔導中心主任何靜麗最近發現，隨疫情變化冷了一段時間的熱線又熱了起來。許多諮詢內容不僅與疫情相關，夫妻、親子、鄰里關係等內容也多了起來。在抗疫中被激活並豐富起來的心理疏導干預機制，應該在今後融入日常生活，提升公眾生活質量。
目前，已有不少地方正為此積累資源。在江西南昌，市防控應急指揮部成立了以心理諮詢師為主體的人文關懷工作組，招募600多名有一定專業素養的志願者，通過社交媒體將心理疏導干預的觸角深入到社區人群。上海衛生健康部門建立了“健康雲”網絡平臺，設立心理服務板塊，目前已有200餘名專業諮詢人員參與，提供24小時服務，在線心理自評超過40萬人次。
互聯網平臺有效提升了心理健康資源使用效率。疫情期間，知乎App通過設置“心理援助”“大家，不怕”等板塊，開辦“送你一副心理口罩”網絡圓桌，幫助網友緩解焦慮情緒、保持心理健康。互聯網心理諮詢平臺“簡單心理”開設醫護專線，向醫護人員提供免費的心理服務。
“2019年，我國已啟動全國社會心理服務體系試點建設，現在看來，這項工作提前迎來了考驗，已經等不得了。”北京大學第六醫院臨床心理科主任黃薛冰說。
心理疏導干預領域專業人員短缺問題不容忽視。武漢市精神衛生中心的“心心語”心理熱線有關負責人擔心，一旦各類援助撤離，僅憑熱線30多名心理諮詢師和志願者，遠遠不能滿足武漢災後巨大的心理援助需求。
“心理援助是一條比醫療救治更長久的戰線。”華中師範大學青少年網絡心理與行為教育部重點實驗室主任周宗奎說，更多的心理問題可能會在疫情結束後出現。應未雨綢繆，在加強現有心理援助的基礎上，提前籌備疫情後心理重建工作，將當前的志願者模式轉換為常態化機制。
對於在專業人才資源有限情況下如何精準有效開展相關心理工作的問題，中科院心理所研究員高文斌認為，各企業、機關事業單位的黨群組織、工會等可以成為社會心理服務提供的主體之一。“即便投入規模有限，也可以提供大範圍的心理支持。”
下篇
汲取“洋”經驗
半月談記者：張代蕾 華義
2001年美國“9·11”恐怖襲擊事件和 2011年日本福島核洩漏等事故的發生，令學界和社會對災後心理危機干預的關注度顯著增加。
英國：構建多維、細緻、長遠的心理危機干預體系
英國是全球最早關注公共突發事件對公眾心理影響的國家之一，通過多年積累，其心理危機干預工作已具備體系化、社會化、專業化等特點。
第一，心理健康諮詢和心理危機干預已被納入英國國民醫療體系（NHS）。患者或家人如果有需要，可以通過NHS獲得最直接、便捷的診治。
英國規定，各級政府須對心理救援項目有持續投入，政府撥款是支撐NHS進行心理援助的重要力量。
2017年倫敦公寓樓大火致70多人遇難之後，NHS投入了超過1000萬英鎊用於民眾心理安撫和援助工作。英國媒體報道稱，這是迄今為止歐洲以及英國針對突發社會事件心理干預最大規模的投入。
這些投入都用在哪些方面？據統計，在火災後發生的一年時間內，NHS診治了2674名成年人和463名兒童，他們均出現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症狀。災後第二年，NHS又專門開闢“聖查爾斯健康與福利中心”，用於評估和幫助受大火影響的心理患者。從喪親後心理諮詢，到認知行為療法，再到重度心理干預，範圍廣泛。數百人至今仍在這裡接受心理治療。
第二，英國心理學家提出，災後心理干預不是單一維度、直線發展的工作，而是一個漫長、反覆的過程，需要整個社區甚至全社會的多維度參與和支持，而且越細越好。
英國有許多慈善機構以心理諮詢和援助為主要目標，且細分程度較高。有的專注於幫助退役軍人，有的關注兒童，有的則以民族宗教為特色。可以說，無論哪種心理障礙患者，幾乎都能找到適合自己的“組織”。
例如，倫敦大火後，一名阿富汗移民婦女得知丈夫葬身大火後，開始一邊痛哭一邊抽打自己的身體。NHS的醫護人員不知道阿富汗的宗教文化中有這樣表達哀痛的習俗，一時間不知所措。於是一些心理學家和志願者迅速組建了多個專為穆斯林提供心理幫助的工作室，因為大火受災者中超過六成是穆斯林。隨後，英國一個名為“穆斯林援助”的慈善基金為這些心理工作室提供資金支持，並在一年後製作公佈了一份心理報告。
英國心理學家阿米娜·湯姆森認為，基於民族宗教的心理援助更有針對性，效果更好。湯姆森還發現，除了開導情緒，為患者提供生活上的實質幫助更能提升心理干預效果。比如，幫助他們爭取在住房、收入等一系列問題上的權益。她認為，心理安撫不能侷限於讓患者哭一哭，釋放情緒，生活中的實際問題會加劇患者的焦慮感。
第三，英國注重對心理危機干預的研究，注重積累經驗和科學分析，這有助於形成專業化的研究體系，為未來突發事件後的民眾心理干預提供參考和理論依據。
新冠肺炎疫情在英國暴發之初，英國權威醫學期刊《柳葉刀》就已經出現專業學術文章，分析疫情防控期間應該注意隔離者可能出現哪些心理問題，從而對防控與隔離措施提出可行性建議。
分析認為，在疫情大範圍傳播等情況下，隔離手段是必要的，“不採取檢測、隔離，放任疾病傳播帶來的心理影響會更糟”。但政府應在隔離期限、信息公開透明、保障社會物資供應等方面做出有力回應，以最大程度減少隔離給公眾帶來的心理影響。
日本：生命關懷、以人為本
2016年3月11日，在日本宮城縣名取，人們悼念東日本大地震的遇難者
我們的鄰國日本自然災害頻繁，有些複合型災害，例如2011年“3·11大地震”後引發的福島核洩露事故讓日本遭受重創。家園盡毀和痛失親友讓災民承受巨大的心理痛苦，自殺數量呈上升趨勢，心理危機干預也成為了日本防災減災的重要環節。日本在這方面積累的一些經驗做法或許值得我們借鑑。
日本《每日新聞》曾報道，截至2015年，有162人自殺與“3·11大地震”相關，其中約一半發生在受災最嚴重的福島縣。再以2016年4月發生的熊本地震為例，2017年熊本縣統計，地震後有16人因災後心理壓力等自殺，而地震直接導致的死亡人數是50人，自殺人數超過直接死於地震人數的三分之一。
可見災害後的心理創傷是一個較為嚴重的社會問題。日本從中央政府、地方自治體到民間都有不同層面上的投入和支援。
日本的“天堂電話亭”
1995年阪神大地震發生後，兵庫縣的臨床心理師協會就組織人員進行避難所現場心理諮詢以及提供電話諮詢，在之後的各個重大自然災害中，日本心理諮詢師也都積極為災民提供心理諮詢服務。在2011年“3·11大地震”後，日本心理學會、臨床心理協會和東北大學等機構都參與到了災後心理諮詢活動中，採取電話諮詢、避難所巡迴服務等多種靈活的形式，為災民、警察以及消防隊員提供心理干預服務，並且發表了大量的相關研究課題論文。
日本災後心理健康護理指南中強調，災後心理工作者首先要協助當地的精神衛生機構正常運轉，並在災後儘早與災民進行接觸，如果心理干預不及時，焦慮、絕望、困惑的情緒得不到緩解，就更容易產生嚴重心理問題乃至群體事件。
中西醫結合，為心病尋找“出口”
目前，國際上針對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 的心理治療，臨床驗證有效的方法有認知行為治療、暴露治療等。另外，近年來我國也開始了中醫治療PTSD的研究，有證據顯示針灸在治療PTSD上效果與藥物相當。
暴露治療方法在西方國家較為普遍，但是在我國，相關專家在心理危機干預活動中，時常會謹慎使用此方法。這是因為，東西方文化差異導致的情感傾訴理念呈現國別差異，使用不當反而會起反作用。
亞洲人表達情感相對內斂，日本一個小小的舉動，安靜而溫柔地溫暖了許多飽受災難折磨的人群。在“3·11大地震”重災區巖手縣大槌町的山丘上，有一座開滿鮮花的洋式花園。花園裡有一個白色的電話亭，面朝大海。災後第九年，仍不斷有幸存者來到這裡，走進電話亭裡面撥打電話，敘說著什麼。其實，這是一部沒有電線的電話，被稱為“通向天堂的電話”。
“爸爸，我終於找到了一個可以和您通話的地方了。我隱隱約約能感覺到，您一直在守護著我們。謝謝您，爸爸，一直陪伴著我們。我會一直照顧好媽媽……”
從一行行留言中，我們既看到了悲痛，也看到了力量。他們通過適合自己的方式，釋放了壓抑、思念的情緒，有效緩解了悲痛。
假如下一次災難來臨，希望我們可以在來自他國心理援助經驗的基礎上，擁有先進的、體現中國智慧的心理危機干預體系。災難面前，人是脆弱的。當災難漸遠，唯有讓心強大起來，才能延續生命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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