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的發展壯大與競爭優勢演進提升有著密切聯繫。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國工業基本上實現了由價格優勢向規模優勢的轉變，當前正處於由規模優勢向創新優勢轉變的過程中。中國工業競爭優勢的第二次轉變面臨著“逆全球化”的衝擊與“雙端擠壓”挑戰，也面臨國內需求升級、發展中國家市場擴大、新工業革命興起等機遇，支撐中國工業培育壯大競爭新優勢的條件也已初步成熟。2020年是中國“十三五”時期的最後一年，將要完成基本實現工業化、全面建成小康社會的戰略目標。“十四五”時期是全面開啟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建設新徵程的重要機遇期、“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中國工業發展將進入一個關鍵發展階段。在新形勢下，“十四五”時期中國工業發展戰略的核心是找準新定位、培育新優勢、採取新舉措，從而加快推進工業的現代化進程。本文提出“十四五”時期中國工業發展的五個戰略定位、六項戰略任務、五個重點領域與七大戰略舉措。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工業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10年成為世界第一製造大國之後，工業生產能力持續穩步增長，2018年製造業增加值佔世界的比重達到28.3%，主要工業品產量居世界前列，創新能力顯著增強，傳統產業加快轉型升級，新興產業不斷孕育壯大，一些高科技領域進入世界領先行列，出口結構不斷優化，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成為出口主力（國家統計局工業司，2019）。中國工業的高速增長與轉型升級得益於發揮比較優勢、形成競爭優勢，並實現了競爭優勢的適時轉變。1953年以來，中國製定了十三個“五年規劃”（或“五年計劃”），除了“二五”和“三五”兩個五年計劃沒有完成外，其餘基本完成或者超額完成。十三個有目標、有重點的“五年規劃”在中國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十四五”時期是中國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向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邁進的關鍵時期、“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同時也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發力期、國際環境不確定性影響的進一步凸顯期，中國工業將進入一個新趨勢、新挑戰、新機遇共同作用的關鍵發展階段。在“十四五”時期，找準新定位、培育新優勢、採取新舉措，對於中國工業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中國工業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2010年成為世界第一製造大國之後，工業生產能力持續穩步增長，2018年製造業增加值佔世界的比重達到28.3%，主要工業品產量居世界前列，創新能力顯著增強，傳統產業加快轉型升級，新興產業不斷孕育壯大，一些高科技領域進入世界領先行列，出口結構不斷優化，高技術、高附加值產品成為出口主力（國家統計局工業司，2019）。中國工業的高速增長與轉型升級得益於發揮比較優勢、形成競爭優勢，並實現了競爭優勢的適時轉變。1953年以來，中國製定了十三個“五年規劃”（或“五年計劃”），除了“二五”和“三五”兩個五年計劃沒有完成外，其餘基本完成或者超額完成。十三個有目標、有重點的“五年規劃”在中國經濟發展和工業化的歷史進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十四五”時期是中國由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向基本實現社會主義現代化邁進的關鍵時期、“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的歷史交匯期，同時也是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的發力期、國際環境不確定性影響的進一步凸顯期，中國工業將進入一個新趨勢、新挑戰、新機遇共同作用的關鍵發展階段。在“十四五”時期，找準新定位、培育新優勢、採取新舉措，對於中國工業加快建設現代化產業體系、實現高質量發展至關重要。
一、中國工業競爭優勢的形成與演變
在全球化時代，能否保持和發展競爭優勢事關一個國家的經濟發展和國民福祉。隨著國際經濟聯繫日益密切、國際分工日益深化，世界各國經濟已經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高度依賴、融合關係。在參與國際分工的過程中，儘可能多地佔領市場、帶動就業、獲得利潤是世界各國追求的目標，而這又取決於該國產業競爭優勢的發揮程度。改革開放40多年來，發揮比較優勢、形成競爭優勢並實現競爭優勢不斷轉變對推動中國工業的高速增長髮揮了重要的作用。
1 競爭優勢的要素構成
關於競爭優勢內涵與外延的文獻汗牛充棟，這裡不再贅述。本文認為，國家的競爭優勢至少包括資源稟賦、產業能力、優勢領域三個方面的要素。
（1）資源稟賦，是指一個國家所擁有並能為生產活動選擇的生產要素的集合。要素的內涵會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而不斷擴大。早期的生產要素主要是自然資源、氣候、地理位置、非技術與半技術勞動力等天然形成或只需要少量投資就能獲得的“初級生產要素”。隨著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與分工的細化，生產要素的範圍擴大到高素質人力資本、大學與科研機構、現代化基礎設施、完善的產業配套體系、高水平的管理、豐富的數據等更廣泛的方面。顯然這些生產要素是需要大量資本與人力資源投入才能獲得，被稱為“高級生產要素”（波特，2002）。知識、技能等高級生產要素蘊藏在制度、組織和高素質人才之中，難以形成也難以替代，對於國家的產業和經濟發展更為重要。
（2）產業能力，是指一個國家的產業所具有的組合生產要素並生產、提供產品和服務的能力。一個國家的產業能力建立在該國要素稟賦的基礎之上。雖然貿易自由化促進了生產要素特別是工業中間品的流動，生產活動可以分佈於不同國家，但無論初級生產要素還是高級生產要素都具有根植性，屬於特定位置相關的優勢（Kogut，1985）。如土地、氣候、區位都是無法移動的，勞動力的移動也受到各種限制；跨國企業通常將絕大多數的生產作業、核心技術以及先進的經驗技巧放在母國（波特，2002），技術、數據的流動受到很大程度的管制。與生產要素可區分為初級生產要素和高級生產要素類似，產業能力也可以分為初級產業能力與高級產業能力。初級產業能力是主要基於初級生產要素而形成的能力，如低成本/低價格、特定產品的生產；高級產業能力是主要基於高級生產要素而形成的能力，如規模、質量、性能、品牌、工程化、市場響應等，這些能力實際上都與創新緊密聯繫。
（3）優勢領域，是指一個國家的競爭優勢在具體產業領域的體現，優勢領域是產業能力的外在反映。與初級生產要素和初級產業能力相對應的主要是資源密集型產業、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高技術產業的勞動密集型加工組裝環節，如服裝加工、IT製造業的裝配環節等。與高級生產要素和產業能力相對應的主要是資本密集型產業、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以及一些產業的研發設計、品牌營銷等價值鏈高附加值環節，如石油化工、鋼鐵冶金、機械、交通運輸設備等產業，以及IT製造業的研發設計、零部件製造等環節。
2 產業競爭優勢演變機制
一個國家的產業競爭優勢不是固定不變的，而是隨著經濟發展、內外部環境的變化而不斷演變。一般而言，在工業化的起步或早期階段，生產力發展水平低，能夠利用的生產要素基上本都是初級生產要素。初級生產要素豐富程度的不同帶來不同產業生產率的差異，各國在參與國際分工時就會按照比較優勢原則，主要生產使用本國最豐富的初級生產要素的產品。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一方面，原有要素稟賦會弱化，如工資水平提高、可利用的土地空間減少；另一方面，經濟投入中高級生產要素所佔的比重越來越高。在這種情況下，一個國家的產業在世界市場中的成功更主要是靠後天習得而不是自然形成（戈莫里和鮑莫爾，2018）。能夠不斷形成並強化高級要素和高級產業能力的國家才能在更廣泛的產業領域形成更強的國際競爭力。從初級生產要素到高級生產要素、從初級產業能力到高級產業能力，產業競爭優勢的演變不是一次性躍遷，而是一個漸進的過程，體現出競爭優勢的動態性。競爭優勢的演進主要是產業和經濟內在發展規律作用的結果。在經濟發展過程中，人口結構、工資水平、土地價格會不斷髮生改變，同時企業不斷擴大資本積累，產業分工不斷細化，產業配套體系不斷完善，在特定產業發展過程中通過較長時間的資本和人力資源投入，形成關於具體產業的大量知識、技能。
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解釋了工業化初期世界各國主要依賴初級生產要素參與國際分工的圖景，但是在今天，以初級產品為主的經濟已經被以工業製成品、服務為主且技術快速演進的經濟所替代，而且已經形成了發展中國家（後發國家）與發達國家在資源稟賦、產業能力和優勢領域三個層面的產業競爭優勢的差距。由於初級生產要素的供給充裕、可替代性強，後發國家在國際分工中處於被控制、被壓榨的地位，大量的資源消耗和人力投入只能獲得微薄的收益。因此，如果嚴格遵循傳統的比較優勢理論，那麼後發國家只能亦步亦趨地跟在發達國家後面，鎖定在全球價值鏈低端。對於具體的後發國家而言，初級生產要素優勢會由於人口結構的變化使勞動力不再供不應求、更低成本國家的出現、資源的枯竭等因素而被削弱，如果不能發展起基於高級生產要素和高級產業能力的競爭優勢，就很可能會掉入“低水平陷阱”或“中等收入陷阱”。相反，由於高級生產要素是通過大量的資金、人力投入形成的，並表現為人的能力、技能以及對相關知識（理論）、技術訣竅（工藝）、方法（技術軟件包）、專利等的掌握，因此如果有來自外界的干預，如集中資金、人力投入某些特定產業部門，那麼一個國家就會在該產業更快地形成高級生產要素和高級產業能力。“市場本身是一個最基本的公共產品”（文一，2016），特別是對於後發國家和轉軌國家，依靠“看不見的手”自發形成市場交易秩序與規則是一個漫長的過程，國家在創造良好的經營環境和支持性制度從而確保投入要素能夠得到高效地使用和升級換代方面能發揮積極的作用（波特，2002）。從世界經濟發展史可以看到，美國、德國、日本在成為工業強國的過程中都曾採取過積極的產業政策，新興工業化國家和地區如韓國、中國臺灣的集成電路產業的崛起也受益於產業政策作用的發揮。
在後發國家培育和強化工業競爭優勢、實現工業化和趕超的過程中，為更好地發揮產業政策的作用，應注意以下幾個方面：一是雖然可以集中力量支持產業發展，但是由於其本身經濟實力弱且在國際分工中所獲微薄，因此只能選擇少數產業加以支持；二是所選擇支持產業的發展路徑應相對比較穩定，如果技術路線變化頻繁、劇烈，選擇性產業政策出錯的概率就會大增；三是通過產業政策推動高級生產要素和高級產業能力的形成並不意味著市場機制不再重要，產業政策面臨的種種約束要求市場機制發揮決定性作用。一方面，產業不是獨立存在的，一個產業的發展往往需要其他產業的支撐，後發國家有限的資金很難支撐整個工業體系的快速發展；另一方面，新興產業領域具有高度的不確定性，大量企業的試錯更為重要，產業政策的作用應更多體現在對競爭前階段的支持、加速科學技術成熟等方面。
3 改革開放以來中國工業競爭優勢演變
改革開放以來特別是21世紀以來，中國工業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不僅實現了規模的顯著擴大，也取得了發展水平的躍升。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2004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6252.2億美元，佔世界製造業增加值的8.6%，僅相當於美國的38.8%；2010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達到19243.2億美元，佔世界製造業增加值的18.3%，超過美國一躍成為世界第一；2017年，中國製造業增加值相當於美國的1.6倍，佔世界的27.1%，2018年進一步提高到28.3%。中國工業取得量增質升偉大成就的深層原因是工業競爭優勢隨著經濟發展水平、外部環境等條件的變化適時演變，不斷形成新的高級生產要素和產業能力。中國工業競爭優勢演變可以劃分為價格優勢、規模優勢、創新優勢三個階段。總的說來，改革開放前三十年，中國工業競爭優勢完成了從價格優勢向規模優勢的第一次轉換，當前正處於從規模優勢向創新優勢轉變的關鍵時期。
（1）基於要素稟賦尤其是勞動力稟賦優勢形成的價格優勢。改革開放之初，中國製造業的基礎非常薄弱，大量勞動力集中在農村和低效率的農業部門。1978年，農村人口占全國人口的比重高達82.1%，第一產業就業人員佔全部就業人員總數的70.5%。通過實施家庭聯產承包制、推動國有企業改革、引進外資、發展集體經濟和民營經濟等市場化導向的改革措施，農村勞動力開始了大規模的經濟活動領域和地域的轉移（蔡昉，2019），大量勞動力進入城市和非農產業部門。依託供給豐富、工資水平低的勞動力優勢，中國工業形成在全球具有競爭力的價格優勢。憑藉低成本優勢，中國抓住20世紀80年代國際產業轉移的機遇，承接了大量發達國家產業的離岸外包，帶動了中國工業產品進出口的高速增長。當時的競爭優勢主要是建立在初級生產要素基礎之上，因此，中國在國際市場上具有競爭力的工業產品主要以紡織品和服裝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為主。
（2）基於產業體系形成的產業規模優勢。在工業高速增長的過程中，中國的交通、通信等基礎設施持續改善，大學、科研機構的投入和招生規模不斷擴大，工業企業的資金、技術、人力資本不斷積累，企業有實力不斷擴大生產規模；市場化改革大潮下各種所有制企業不斷湧現，工業各細分行業的分工不斷深化，產業配套體系逐步完善。這些新要素的逐步形成進一步促進了成本優勢的發揮。2001年加入WTO後，由於國際貿易條件的改善，中國工業的價格優勢得到充分釋放，國際市場對中國工業產品的需求不斷增長，反過來又帶動中國工業企業生產規模的擴大，規模經濟進一步得到發揮。中國成為世界主要的工業生產基地、工業產品的主要生產國和出口國之一，被稱為新的“世界工廠”（呂政，2001）。中國工業的優勢行業從紡織、服裝擴大到規模經濟顯著、產業分工細化的IT製造業的裝配環節以及部分資本密集型行業。研究表明，1995—2011年，中國的勞動密集型行業始終保持較強的國際競爭力，資本密集型行業和技術密集型行業的國際競爭力不斷增強（鄭樂凱和王思語，2017）。
（3）從規模優勢向創新優勢轉變的起步階段。藉助於全球產業轉移的機遇和充分發揮自身的比較優勢，中國工業較為成功地完成了從價格優勢向規模優勢的轉變，建成了全球唯一的擁有41個大類、207箇中類、666個小類的工業生產體系，為國內外消費者提供品種多樣、花色齊全的工業產品，中國的工業產品和投資分別遍佈230多個國家（地區）和190個國家（地區），在全球產業鏈中佔有重要地位。2008年國際金融危機後，中國工資水平相對主要工業生產國上漲明顯，成本優勢不斷縮小，但隨著中國產業配套體系的完善、技術創新能力的增強和人力資本的不斷積累，一種能夠將新的產品設計快速工程化和規模化生產並在生產過程中不斷進行產品改進、持續降低成本的優勢開始形成，在多晶硅、無人機等新興產業領域表現得尤為明顯，這一優勢被一些學者稱為“創新型製造”優勢（Nahm and Steinfeld，2014）。許多研究表明，加入WTO後，中國資本密集型產業和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快速上升（趙東麒和桑百川，2016），中國工業的優勢進入到產品複雜、技術水平高、資金投入大的IT上游組件、機械、通訊設備、電氣設備等領域。根據聯合國商品貿易統計數據庫的數據，中國出口商品中資本品及其零部件（不包括運輸設備）的比重從2000年的26.0%提高到近年來的40%左右；消費品佔比從38.7%下降到2018年的21.4%，其中，耐用消費品、半耐用消費品、非耐用消費品佔比分別從2000年的6.3%、27.2%、5.2%下降到2018年的5.4%、12.9%、3.2%。中國出口製成品的性能、質量從而附加價值也有了顯著的提高。以幾種代表性的產品為例，2000—2018年，皮鞋出口單價從5美元/雙提高到14美元/雙，鋼材單價從359美元/噸提高到874美元/噸，金屬加工機床單價從68美元/臺提高到416美元/臺，電動機及發電機出口單價從1美元/臺提高到4美元/臺，汽車出口單價從8505美元/輛提高到12837美元/輛。但總體上看，中國工業的創新能力以及高精尖產業的國際競爭力與發達國家仍存在較大差距，亟待增強創新能力，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攀升。
二、中國工業發展面臨的新挑戰新機遇
當前，中國工業發展正進入新的歷史時期。從國內看，要素價格上漲正在削弱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但工業創新能力顯著增強，現代化工業體系正在形成。從國際看，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蓬勃興起，正在改變工業範式和全球產業格局；發達國家重振製造業，“逆全球化”暗流湧動，發展中國家大力推動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中國工業面臨“雙端擠壓”。
1 中國工業發展面臨的新挑戰
中國工業發展面臨的外部挑戰主要源於一些發達國家實施單邊主義和貿易保護主義對全球產業分工格局的破壞，以及中國製造走近世界舞臺中央所面對的競爭對手的變化。
（1）“逆全球化”暗流湧動影響中國工業參與國際分工。近年來，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為了保持本國產業的國際競爭力，採取了更多的貿易和投資保護措施，世界範圍“逆全球化”暗流湧動。2017年7月英國經濟政策研究中心（CEPR）發佈的《全球貿易預警》報告顯示，2008年11月至2017年6月，二十國集團（G20）的19個成員國（不包括歐盟）總計出臺了6616項貿易和投資限制措施，而貿易和投資自由化措施僅為2254項。其中，美國在金融危機後累計出臺貿易和投資限制措施1191項，居全球首位，佔G20成員國家保護主義措施總數的18.0%，比排名第二的印度多462項，是中國的4.5倍多，成為全球貿易保護主義的主要推手（Evenett and Fritz，2017）。面對以中國為代表的發展中國家的崛起，除關稅等貿易壁壘外，美國等發達國家還直接採取技術封鎖手段遏制發展中國家在前沿技術和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如限制高技術中間投入品出口、對在美國高科技領域的投資和收購設置障礙、禁止前沿技術領域的交流合作等。正如戈莫里和鮑莫爾（2018）的研究所揭示的：“一個工業化國家將受益於非常落後的貿易伙伴發展新產業，從而使生產率獲得普遍提高。這一受益過程將一直持續到其貿易伙伴達到在全球市場上佔有更重要地位的發展水平為止。通常，這種發展水平仍然遠不及發達的工業化國家，但是，這是一個重要的轉折點。在這一點之後，新興貿易伙伴更多的產業達到該點將不利於發達國家。發達國家將通過激烈的競爭來維持其相對於新興對手的巨大優勢，從而確保其最佳利益。”由於世界經濟已經形成彼此高度依賴的關係，工業行業的價值鏈、供應鏈高度全球化，因此“貿易熱戰”更多的是一種短期討價還價策略，但“科技冷戰”將會長期持續。
中國工業的高速增長、轉型升級得益於在相對寬鬆的全球自由貿易格局下對全球範圍內資本、技術、資源、中間產品和市場的利用。“逆全球化”對中國工業發展影響的主要表現：一是中國工業產品的出口增長受到抑制，在“逆全球化”的國際環境下很難有大的提高空間。事實上，中國製成品出口佔世界的比重從1980年的0.8%提高到2013年的17.5%，在2015年達到最高點的18.9%後就回落並穩定在2016—2018年大約17.5%的水平。二是對全球產業分工信心的動搖導致供應鏈外遷加劇。發達國家動輒以增加關稅、高技術產品斷供牟取談判利益的做法不但會推高在發展中國家採購的成本，而且加大了全球供應鏈中斷的風險。跨國公司為降低採購成本、保障供應鏈安全，會分散生產基地和採購來源，從而造成在中國的外資企業向其他發展中國家轉移。三是“科技冷戰”增加了技術獲得與產業升級的難度。學習發達國家的先進技術是發展中國家的“後發優勢”，中國工業技術水平的提高除得益於國內研發投入的持續增長外，外商在華投資的技術擴散、購買國外先進的儀器設備、國外專利授權、引進海外人才等同樣使中國工業發展受益良多，“科技冷戰”會造成中國引進國外先進產品、技術和人才的難度加大。但是也要看到，發達國家在高端裝備、精密儀器、先進零部件、工業軟件等領域的限制，雖然在短期會制約中國工業的升級，但是也使中國不得不“破釜沉舟”，對一些關鍵核心技術開展“進口替代”，國外競爭的“消失”和國內巨大的市場需求意味著這些產業實現了技術突破和麵臨發展壯大的機遇。
（2）中國工業面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的“兩端擠壓”。中國工業面臨發展中國家從低端的擠壓。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以及與之相伴而生的要素成本上漲，中國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面臨著嚴峻的挑戰。許多發展中國家利用要素低成本優勢，積極吸引全球勞動密集型產業和低附加值環節的轉移，一些跨國公司加大了向中低收入水平發展中國家的投資力度。根據國際勞工組織的數據，2017年中國從業人員平均月收入為847美元，大約相當於柬埔寨、印度尼西亞、斯里蘭卡、坦桑尼亞等發展中國家的4倍以上。即使考慮到工人素質、基礎設施、產業配套、生產效率方面的優勢，中國勞動密集型產業也已經漸失成本優勢。低成本發展中國家從低端對中國工業的擠壓在出口數據上已有所反映。例如，中國服裝出口額佔世界的比重從2013年最高點的39.2%下降到2017年的33.6%，而南亞國家和東盟國家的份額從9.3%提高到12.2%。中國幅員遼闊，生產力發展不平衡，中西部地區發展工業、加快經濟發展的需求非常迫切，承接東部地區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是重要的發展路徑。然而，新興工業化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的快速發展使得中國國內產業梯度轉移受到衝擊，欠發達的中西部地區依靠國內“雁陣模式”實現工業化的進程受到一定程度的影響。
中國工業還面臨發達國家從高端的擠壓。國際金融危機發生後，以美國為代表的發達國家重新認識到離岸外包造成的產業空心化的危害和製造業對支持創新、促進就業的重要作用，紛紛出臺一系列“再工業化”的法律、戰略和政策，一方面希望能夠保持在高科技產業的世界領先地位，另一方面也希望通過推動相對較低技術產業的迴流，吸納國內就業，振興“鏽帶”經濟。隨著中國工業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升級，產業譜系即優勢產業領域和具有國際競爭力的產品與發達國家的重疊度進一步提高，中國與發達國家的關係由產業上下游分工的協作關係逐步轉變為同一產業鏈環節的競爭關係，中國工業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的升級將面臨來自發達國家企業日益加劇的競爭與發達國家政府的阻擊。但是也要看到，受國內產業配套體系不全、熟練工人短缺、綜合成本居高不下的制約，發達國家勞動密集型產業的迴流困難重重。2013—2018年，美國製造業、耐用品製造業、紡織和服裝產業、服裝皮革及相關產品製造業的增速相對於國際金融危機之前有所回升，但非耐用品製造業的增速甚至有明顯下降，而且美國製造業、耐用品製造業、非耐用品製造業佔GDP的比重都有明顯下降，說明重振製造業的成效並不明顯。
2 中國工業發展面臨的新機遇
中國將在“十四五”時期步入全面小康社會，人民生活水平進一步提高，共建“一帶一路”倡議得到越來越廣泛的響應，新工業革命也將給中國工業帶來“換道超車”的新機遇。國內外市場環境和技術條件的變化將使供給側和需求側同時呈現出一系列有利於中國工業發展的新特徵。
（1）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帶動國內新需求。“十四五”時期國內市場需求規模的持續擴張與需求層次的提升，將會形成顯著的本土市場優勢，成為中國工業發展的重要依託。
消費需求擴張。經濟成長階段的躍升通常伴隨著需求結構的變遷。從發達國家需求結構的演進歷程看，不同國家需求結構特徵的變化路徑與經濟發展水平高度相關，呈現出顯著的趨同性（中國發展研究基金會“博智宏觀論壇”中長期發展課題組，2018）。“十四五”時期，在就業和通貨膨脹不出現重大負面衝擊的條件下，中國居民消費需求總額將穩步增長，在社會總需求的佔比將不斷提高，消費需求在推動經濟增長方面的作用變得更加重要。中國消費規模有望在近幾年內超過美國，成為世界第一大消費市場。
新型耐用消費品興起。2014—2018年，中國按購買力平價（PPP）衡量的人均GDP（2011年不變價國際元）與日本1968—1972年按購買力平價（PPP）衡量的人均GDP（2011年不變價國際元）高度相似，因此可以將這一時段日本消費結構的變化作為判斷未來一段時期中國居民消費結構變化的一個參考。對比中國2018年的全國居民人均消費支出結構與1973—1979年日本居民消費的構成可以發現，兩國在食物支出佔比、服飾支出佔比、家庭用品支出佔比、醫療保健支出佔比上差別不大，但中國居民的居住支出佔比比樣本期內日本最高的年份還要高出37%。如果房地產價格以及由此引致的房租價格能夠保持基本穩定，那麼，“十四五”時期中國居民消費結構還有較大調整空間，價值相對較低但能提高生活品質的新型耐用品是推動居民消費增長的重要依託。中國居民消費需求增長的主要推動力可能是在發達國家已經成熟應用但國內近年來才出現、普及率相對較低的“新型家電”（如洗碗機等），以及與IT新興技術相關的新型消費電子產品（如VR設備、智能家居、可穿戴設備等）。
技術投資需求增強。國際經驗表明，在經濟增速放緩的背景下，投資需求結構會有很大的變化。例如，1973年之後日本的投資需求出現了重大的結構性變化，總投資增速逐漸放緩，但對先進技術設備的投資則高速增長。產業機器人在日本製造業的滲透率從1974年的0.08臺/千人提升至1979年的0.8臺/千人，5年提高了近9倍，年均增長速度達58.1%（Tani，1989），而在同期，日本總資本形成的年均增速只有7.5%。中國工業在先進技術設備投資方面存在鉅額欠賬，在人口紅利消失和“智能+”時代到來的雙重影響下，機器人等數字化、智能化裝備和系統將會成為驅動投資結構升級的重要力量。
（2）發展中國家高增長形成國際新市場。近年來，一批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展現出強勁增長的勢頭。根據世界銀行的數據，在公佈2018年GDP增速的國家中，GDP增速超過中國（6.6%）的國家共有19個，GDP增速超過6.0%的國家共有32個。這些國家的人均GDP水平都低於3000美元，其中一些非洲國家還不到1000美元，在進入經濟起飛階段後，對於基礎設施和工業基礎建設所需鋼鐵、建材、有色等基礎原材料與鐵路、發電設備、生產裝備，以及居民生活提高所需的電視、空調、洗衣機、電腦、手機等改善性消費品需求將會快速增長，中國在這些領域恰恰具有很強的國際競爭力。而且，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中國已經與136個國家簽訂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政策溝通、設施聯通、貿易暢通、資金融通、民心相通不斷加強。本文運用時變隨機前沿貿易引力模型就2010—2018年中國對136個已簽訂共建“一帶一路”合作文件的國家的工業製成品出口數據進行實證分析，得到的結果顯示：從出口產品類型看，2013—2018年，中國對這136個國家出口的四大類工業製成品中，資源型製成品、低技術製成品、中等技術製成品、高技術製成品的出口貿易效率提升幅度分別為8.1%、5.3%、17.2%、10.6%（見表1）。換言之，“一帶一路”倡議提出以來，在出口貿易效率提升方面得益最大的是以汽車、化學品、機械裝備等為代表的中等技術製成品，其次是以電子信息產品、電力設備、醫藥品等為代表的高技術製成品，木材等資源型製成品、紡織服裝等低技術製成品的受益程度相對較低。“十四五”時期，若這四類製成品的出口效率提高幅度與2013—2018年相同，那麼，按2018年各類工業製成品出口額保守估算，僅出口貿易效率提升這一項，中國對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136個國家的中等技術製成品出口額就會增長250.0億美元，高技術製成品出口額增長161.5億美元，低技術製成品出口額增長98.8億美元，資源型製成品出口額增長23.7億美元。共建“一帶一路”國家對中等技術製成品的需求將顯著改善中國的外需結構，並且隨著共建“一帶一路”國家收入水平的提高，對高技術製成品的需求將會對中國相應產業發展形成強勁拉動力，而資源型製成品和低技術製成品由於出口貿易效率提升而形成的新增需求相對較少。
表1 中國對參與共建“一帶一路”的136個國家的出口貿易效率
資料來源：課題組測算。具體測算過程詳見《中國工業經濟》網站附件（http://www.ciejournal.org ）。
（3）新工業革命帶來“換道超車”新契機。近年來，以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新材料、生命科學為代表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在全球範圍蓬勃興起，其中，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區塊鏈、虛擬現實/增強現實、量子計算等數字技術是技術創新和產業轉化最活躍的領域。新科技的加快成熟和產業轉化正在對世界各國經濟結構和全球價值鏈分佈產生深刻的影響。工業領域顛覆性的科技創新不斷湧現，這些顛覆性創新的成熟和商業化應用又催生新產品、新模式和新業態，隨著市場接受程度的提高和生產規模的擴大就會形成新產業，成為經濟增長的新動能。在傳統產業領域，發達國家經過幾十年甚至上百年的積累，在人才、技術上具有明顯的優勢，並且已經形成較為完善的產業鏈條；後發國家需要花費巨大的代價、耗費較長的時間才能縮小差距。而在新技術突破催生的新興產業，後發國家與發達國家均未具有特定的產業能力，都處在大致相同的起跑線上，因此如果產業政策能夠有效發力，往往會成為後發國家“換道超車”的機遇。更重要的是，新一代信息技術、新能源等通用目的技術具有強大的賦能力，這些技術的廣泛應用及其與其他產業的深度融合能夠推動工業發展綠色化、智能化、服務化和定製化，即所謂的工業“新四化”趨勢。新工業革命條件下新的工業化與歷史上的工業化將呈現在發展理念、能源基礎、生產要素、生產方式等方面的根本性不同。新一代信息技術與工業的深度融合能夠幫助工業企業提高生產效率，減少物料和能源消耗及汙染物排放，有效緩解人力成本上漲壓力，準確預測市場和匹配供需，提高生產的柔性化程度，從而提高整個工業的國際競爭力。“新四化”已經成為中國工業適應新工業革命發展、應對傳統要素成本上漲和國際貿易環境惡化的轉型升級方向。
三、“十四五”時期中國工業競爭新優勢的支撐條件與發展方向
儘管中國工業發展面臨內外部的壓力和挑戰，曾經賴以參與國際分工的低成本優勢正在喪失，但是支撐中國工業競爭新優勢的條件也已初步形成。
1 中國工業競爭新優勢的支撐條件
（1）產業鏈配套完善。中國擁有全球最齊全的產業門類，細化的產業分工形成完善的產業配套和快速的供應鏈響應能力。而且隨著中國工業創新能力的不斷提升，越來越多的中間產品可以在中國本土生產，產業配套能力還將進一步增強。產業配套程度取決於產業門類、產業規模進而分工程度、技術水平等多種因素。目前，低成本發展中國家上游資本和技術密集型產業配套能力薄弱。大多數低成本發展中國家由於人口規模與中國差距巨大，因此難以容納齊備的產業門類，從而無法形成完善的上游配套體系；即使專注於少數產業，但由於規模有限，也很難發展出細緻的分工關係。因此，中國製造業的供應鏈優勢是其他發展中國家短期難以超越的。發達國家的問題在於，經過“二戰”後的產業轉移和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離岸外包，除了少數先進製造業的裝備、零部件和材料有優勢，產業體系、產業門類已經不完整，產業鏈配套能力相對較弱。即便增加先進機器的使用能夠一定程度上減弱勞動力成本高的劣勢，但發達國家要彌補國內產業鏈的殘缺並非易事，不得不面對高昂的採購成本，這使得勞動密集型產業難以立足，創新和新技術的工程化和規模化生產也受到制約。
（2）綜合要素成本低。受人口紅利消退、生活成本提高等因素的推動，中國工資水平大幅度上漲，且土地、能源等生產要素價格較高，對中國工業傳統的低價格優勢造成一定影響。但成本和價格優勢不僅取決於工資水平，而且是勞動力素質、裝備水平、基礎設施、產業配套條件等多種因素共同作用的結果。勞動力素質的改善會顯著提高勞動生產率，資本密集度與裝備水平的提高會在一定程度上抵消工資的上漲，良好的基礎設施和完善的產業鏈配套對於成本優勢的發揮也起到重要作用。與發展中國家相比，雖然它們的工資水平明顯低於中國，即使綜合考慮工資水平與勞動生產率的單位勞動成本也更具優勢，但落後的基礎設施與產業配套制約了低成本製造優勢的發揮，而且港口、公路、鐵路、通信等基礎設施與完善產業配套的形成需要長時間的積累。與發達國家相比，中國的工資水平仍然具有明顯優勢，而且中國的成本優勢不僅體現在全球價值鏈低端的加工組裝環節，而且隨著國民教育水平的提高，越來越多的高素質勞動力進入工業領域，中國的勞動力紅利已從數量紅利轉變為質量紅利，使中國工業在研發設計、產品服務等方面都具備較低的成本，從而形成在全生命週期相對發達國家的成本優勢。
（3）工程師紅利凸顯。先進製造業是工業的高附加值部分，也是全球製造業和全球價值鏈的制高點，因此成為發達國家重振製造業和增強制造業競爭力的著力點。相對於傳統制造業和勞動密集型產業，先進製造業的發展對自然資源、區位條件、勞動力成本等初級要素的依賴性較低，其發展主要受制於高素質的研究開發與工程技術人才。21世紀以來，中國高等教育特別是理工科高等教育快速發展，培養了規模龐大的有一定專業知識儲備的工程技術人員。根據美國國家科學基金會發布的《2018科學與工程指標報告》，2000—2014年，中國科學與工程學專業大學畢業生總人數為1478.7萬人，位居世界第一，比美國多65.1%。相對於先進製造業發展水平更高的發達經濟體，中國工程技術人員的工資較低，對工作環境的適應能力也更強。也需要看到，儘管目前中國已有1000多萬受過理工科大學教育的工程技術人員，但也存在技能錯配的突出問題，隨著製造業自動化、智能化的發展，對能夠從事計算機和精密儀器操作的工程師和技術員需求持續上升。如果不能繼續加大高等教育特別是理工科高等教育的發展力度，“工程師紅利”的可持續性就會受到影響。
（4）創新能力持續增強。經過改革開放以來40多年的發展，中國工業的創新能力有了顯著提高並持續增強。從創新投入看，中國R&D強度已從1996年的0.6%提高到2018年的2.2%，雖然仍低於美國、日本、德國等傳統工業強國，但已經高於英國、意大利等發達國家以及歐盟平均水平。從創新產出看，中國科技論文發表數量、專利申請和授權量連續多年居世界前列。創新能力的增強有力支撐了中國鋼鐵、水泥、紡織等原材料工業以及服裝、電子裝配等產業產能的擴張，並使這些產業或產業鏈環節的技術水平進入世界一流之列，解決了許多先進材料、核心零部件、重大裝備從無到有的問題，在戰略性新興產業與前沿技術領域實現了一系列重大技術突破，有力地支撐了中國戰略性新興產業的發展。中國的製造業不僅能夠按照用戶的設計方案進行簡單的加工組裝，而且能夠根據用戶的需求進行產品開發和工程化；不僅擁有強大的模仿能力，而且具備了較強的消化吸收再創新能力，一些高技術產品的技術水平甚至居於世界前沿。
（5）經濟超大規模性。儘管全球化與國際產業分工是現代經濟的顯著特徵，但一個國家的市場對該國產業的發展仍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中國是世界上人口最多、經濟體量最大的國家之一，具有經濟超大規模性，體現為超大規模人口、國土空間、經濟體量和統一市場，四大因素又疊加耦合形成規模經濟效應超大、範圍經濟效應超大、空間集聚效應超大、創新學習效應超大、發展外溢效應超大等五大特徵（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課題組，2020）。由於中國經濟體量大、增長速度高，因而成為世界名副其實的增量大國，許多產業大部分的新增市場需求都來自中國。中國企業能夠依靠持續增長的巨大市場需求培育壯大自己的能力和技術水平。例如，建築機械特別是橋樑、隧道工程機械等行業利用中國巨大的市場需求、複雜的應用場景，不僅實現了對發達國家先進水平的追趕，而且形成了中國自己的優勢。本土市場持續增長的前沿需求對高技術產業發展也發揮著重要作用。美國、日本、德國等工業強國的發展經驗都表明，國內市場穩定增長的前沿需求是助推本國高技術產業發展的“無價之寶”。例如，在半導體產業發展初期，美國國內的需求超過了世界其他國家的總需求。以1956年為例，當年美國、日本、德國、英國、法國的半導體產品消費額分別是8000萬美元、500萬美元、300萬美元、200萬美元、200萬美元。美國龐大的國內市場需求為其半導體技術研發、產品工程化和大規模商業化提供了寶貴的“試驗田”，併為美國在全球領跑之後的ICT革命打下了堅實的基礎（李鵬飛，2019）。中國國內市場規模大、成長性好，未來較長一段時期中國經濟仍將保持中高速增長態勢，全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將超過美國成為最大的消費國，同時隨著人均GDP水平的提高，國內需求結構將會不斷升級，對高技術消費品和投資品的需求持續增長。為應對國內外競爭壓力和需求變化，中國產業也在不斷升級，以使供給和需求更加匹配。
（6）“互聯網+”穩步推進。隨著雲計算、大數據、物聯網、移動互聯網、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成熟以及虛擬現實、區塊鏈等新興信息技術蓄勢待發，新一代信息技術作為通用目的技術的特徵和影響愈發明顯。未來的工業必將是工業技術（Industrial Technologies）與信息技術（Information Technologies）“兩個IT”深度融合、先進製造業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的產業，高水平的數字化將是未來工業強國的典型特徵。作為新工業革命核心的數字技術還具有自己的特性：一是具有典型的網絡效應，最先獲得足夠用戶基礎的技術標準、商業模式及其相關企業會在市場競爭中勝出並形成“贏家通吃”的市場格局，因此人口規模大、潛在用戶多的國家就容易建立起用戶基礎，發揮網絡外部性，培育出全球領先的企業。二是新興數字產業發展具有路徑依賴的特徵，早期消費互聯網的發展對後續產業互聯網的發展會產生重要的影響。例如，當前正在快速發展的第三次人工智能熱潮的典型特徵是“機器學習+大數據”，消費互聯網企業在發展過程中積累了海量的數據，在算力和算法實現突破後，它們能夠利用數據優勢發展自己的人工智能技術。中國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國家，而且居民購買力不斷提升，數字消費規模和潛力巨大；同時，近年來中國在人工智能等數字經濟新興領域的研發投入大、創新活躍，專利數、論文數、企業數量、融資規模等方面都居於世界前列。目前，中國的數字經濟規模僅次於美國居全球第二位，世界數字經濟呈現兩強並立的格局（United Nations，2019）。近年來，中國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出臺了“互聯網+”、“智能+”、工業互聯網、智能製造、服務型製造、企業上雲等一系列戰略和政策推動工業的數字化和智能化轉型，工業企業、互聯網企業、軟件企業也積極參與其中。高度發達的數字經濟將成為中國工業競爭新優勢培育的重要基礎和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邁進的強大動力，而中國工業具有的規模大、企業數量多、發展層次多樣、應用場景豐富等特點，也為數字經濟企業由以消費市場為主向產業領域邁進、由消費互聯網向產業互聯網轉型提供了巨大的市場空間。
2 中國工業競爭新優勢的發展方向
面對新工業革命帶來的顛覆性創新與生產範式變革，以及國內要素稟賦和需求結構、國際發展環境的變化，中國工業需要實現競爭優勢的第二次轉變。無論相對於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獨特且難以模仿和複製的競爭新優勢既是中國工業持續健康發展的重要基礎，也是中國工業向全球價值鏈中高端攀升、實現高質量發展、維護國家安全的重要保障。從生產要素看，未來中國工業競爭新優勢仍然需要依託勞動力、土地等初級生產要素，但更重要的是利用並發展人力資本、產業生態、數據等高級生產要素，發揮由科學家、工程師、技術工人、企業家、經理人等構成的人口質量紅利，保持產業鏈的完整性並推動在高科技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建立起完善的產業生態，通過數字化智能化轉型深度挖掘數據的價值。從產業能力看，“十四五”時期中國工業仍然要保持大規模製造能力，同時繼續強化創新型製造能力，培育並強化性能、質量、品牌、個性化定製等新的產業能力，加快實現從規模優勢到創新優勢的轉變。未來中國工業的創新優勢是一種綜合性的競爭新優勢，建立在良好的基礎設施、齊全的產業門類、完整的產業鏈、完善的產業配套、領先的數字經濟等高級要素的基礎之上，代表新工業革命條件下工業發展的方向，是低成本、強創新、快速工程化、品牌力、智能化、個性化定製等能力的綜合體現。從優勢領域看，中國工業既要堅持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解決國內巨大人口規模帶來的就業壓力，更要不斷深化供給側結構性改革，發展資本、知識和技術密集型產業與產業鏈環節，增強產業控制力、提高附加價值。
未來中國工業競爭新優勢將是以高級生產要素為基礎、以創新能力為核心、以中高技術產業為外在表現的創新優勢。六大支撐條件對中國工業競爭新優勢的培育和壯大形成有力的支撐。①完善的產業配套有利於將中國工業產品的生產成本保持在一個較低水平；完善的產業鏈還會使製造企業具有更強的快速反應能力，不但能夠響應快速變化的市場需求，應對因突發性事件引發的需求暴漲，還能夠更好適應市場需求的個性化發展方向；製造環節與研發設計環節在地域上的接近性能夠形成良好的創新生態和產業公地，兩個環節間人員的高效互動有利於推動新設計的工程化與產業化生產。②較低的綜合要素成本不但是中國繼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關鍵支撐，而且能夠使中國工業在中高技術產品上形成明顯的價格優勢。中國在家電、通訊設備、消費電子等中高技術產品領域的國際競爭力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較低的綜合要素成本。③正在形成的“工程師紅利”為研發設計、產品的工程化、規模化生產體系的優化、增值服務的開發與提供等技術含量更高、附加價值更大的先進製造業環節提供了良好的人力資源基礎，而且使這些創新性的生產經營過程能夠以較低的人工成本實現，從而在同等的質量性能下，中國的先進製造業產品具有更高的性價比。④不斷增強的創新能力是中國工業創新優勢的核心，既包括在傳統產業和產業基礎領域、也包括在高科技領域創新能力的增強，還需要在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前沿技術產業搶佔先機；既包括在產品研發設計、工程化產業化以及產業共性技術方面創新能力的增強，也需要基礎科學領域創新能力的穩步提升。⑤經濟超大規模性是少數工業大國獨特的優勢，居民與產業、消費品與投資品市場規模的持續擴大和升級，為技術更高、質量更高、性能更強的產品提出更高的要求，能夠為中國工業向中高端攀升和高技術產業發展提供巨大的國內市場支撐。發達的數字經濟使中國工業在智能化轉型中佔有先機，賦能工業企業價值鏈全流程創新能力的提高，使工業生產更柔性、更高效，更好地適應定製化、服務化的發展趨勢。
四、“十四五”時期中國工業的定位、戰略任務與重點領域
中國工業具有良好的發展基礎，“十四五”時期應根據發展條件與環境的變化適時調整定位，明確發展任務和重點領域，培育壯大工業競爭新優勢，加快推進工業的現代化。
1 “十四五”時期中國工業的新定位
2012年開始，中國工業增速明顯放緩，從2011年的10.9%下降到2018年的6.1%，期間2015年和2016年工業增速下降到5.7%。從月度數據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速在2019年的部分月份下降到5.0%以下。受“逆全球化”特別是美國加徵關稅的影響，中國工業下行壓力加大。從國際經驗看，工業和製造業佔比下降是經濟發展進入高收入階段的顯著特徵，例如，美國在1968年之前，製造業比重一直在25%以上，而此時人均GDP達到2.3萬美元（2010年不變價格）；日本在人均GDP 1.9萬美元（2010年不變價格）時出現製造業比重持續下降的拐點。目前中國服務業佔比達到53.3%並仍以較快速度提高，但經濟發展尚處在高收入國家門檻之外①，與美日兩國相比，中國製造業佔比下降過早過快，存在“產業結構早熟”問題（史丹和白駿驕，2019）。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如巴西、阿根廷等都存在“產業結構早熟”現象，這些國家制造業比重的過快下降和經濟的停滯不前幾乎是同步的。此外，從發達國家深受國際金融危機衝擊的教訓看，工業不僅是從中等收入國家邁向高收入國家的一個關鍵“踏板”，同時也是維持國家經濟實力的重要保障。“十四五”期間，中國工業雖然對拉動經濟增長的貢獻會低於服務業，但對國民經濟發展仍將發揮五個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
①根據世界銀行2020財年的標準，按照Atlas方法，2018年人均GNI（Gross National Income）超過12376美元為高收入國家。2018年中國人均GDP為9771美元（現價），人均GNI（Atlas方法）為9460美元（現價）；2019年人均GDP達到10276美元，剛剛突破了1萬美元“大關”，但仍未邁過高收入國家的門檻。
（1）建成全面小康和現代化強國的基礎作用不可替代。中國工業比重從2006年最高點的42.0%下降到2018年的32.8%，服務業比重達到53.3%，但工業仍將在國民經濟發展、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與建設現代化強國中發揮基礎性支撐作用。這是因為工業是最主要的物質生產部門，為居民生活、各行業的經濟活動提供其他任何行業都無法替代的物質產品。沒有現代化工業，經濟活動就缺乏運行的物質基礎，就會在全球國際競爭中處於受制於人、“被動挨打”的地位，就不能滿足人民追求美好生活對物質產品的需要，就不能有力應對自然災害、傳染病疫情等重大突發事件，就不能維護國家安全、保證人民安居樂業。
（2）跨越“中等收入陷阱”和“高收入之牆”的推動作用不可替代。從全球經濟發展的歷史可以看到，一些國家在人均GDP僅為4000—5000國際元、尚遠離高收入國家門檻時陷入停滯，還有一些國家在人均GDP達到10000國際元左右的發展階段後難以進一步增長，分別被經濟學家稱為“中等收入陷阱”與“高收入之牆”（劉世錦等，2011）。“中等收入陷阱”與“高收入之牆”的成因在於競爭優勢沒有實現適時轉變，當初級生產要素的優勢喪失後，知識、技術等高級生產要素沒有成為產業競爭優勢與經濟增長的源泉，本質上是“技術停滯陷阱”。工業是研發投入最多、技術創新最活躍、輻射帶動力最強的產業部門，成功跨越“中等收入陷阱”並進入發達經濟體行列的國家和地區一個普遍特徵是，在工業化發展的後期階段保持了較高比重的製造業。如日本在20世紀60年代第二產業比重提高到近40%，韓國在80年代第二產業比重超過40%。
（3）國際貿易與投資的關鍵支撐產業作用不可替代。製造業是中國對外貿易的主力軍。雖然中國服務出口快速增長，但2018年工業製成品出口規模仍然是服務業的約10倍。自1994年以來，工業製成品貿易一直呈順差狀態，2018年貿易順差高達9177.0億美元，而服務貿易卻存在2582.0億美元的逆差。製造業是中國吸引外資的重要領域，在對外投資中的重要性也不斷提高。2018年，中國製造業實際利用外資411.7億美元，佔實際利用外資總額的30.5%；截至2018年，中國製造業對外投資存量1823.1億美元，佔全部對外直接投資存量的比重從2010年的5.6%提高到9.5%。2019年，中國（含港澳臺地區）有129家企業進入世界500強行列，有1/4的主業是製造業，且從行業看，中國大型企業中製造業的國際化程度更高。近年來，隨著“一帶一路”倡議的廣泛接受和落實，中國工業製成品在幫助更多國家完善基礎設施、加強產業配套體系、改善居民生活等方面發揮了積極作用。
（4）新技術與新模式創新的重要載體作用不可替代。創新活動涉及的人才、資金、硬件設施等很多都依賴於工業，同時工業還搭建了創新活動的物理系統，提供創新成果產業化商業化應用的驗證場所，是技術創新的“母體”。即便是製造業比重很低的美國，也有約70%的創新活動直接依託於製造業或者間接受制造業的資助。近年來，在自主創新、創新驅動等國家戰略的指引下，中國通過建設製造業創新中心、開展試點示範、夯實產業技術基礎、實施重大專項、促進軍民融合、加強產學研合作等措施，積極推動科技創新和科技成果轉化，創新體系建設全面提升，不僅工業自身發展水平得到提高，還打造了技術創新、業態創新與產業部門緊密結合的重要載體。
（5）帶動落後地區經濟發展的作用不可替代。工業因其產業鏈長、帶動性廣、吸納就業和技術擴散作用強等特點，是啟動經濟快速發展的重要產業部門。中國一些地區例如東北地區，因製造業興而興、因製造業衰而衰。結合本地條件選擇發展適合本地需求的工業（製造業）是中國許多地區擺脫落後、加快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中國一些地區經濟發展水平只是剛剛脫貧，經濟發展的任務仍然十分艱鉅，上述經驗在人均GDP達到1萬美元的今天仍不過時。
2 “十四五”時期中國工業發展的戰略任務
到“十三五”時期結束的2020年，中國將基本實現工業化和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按照傳統工業化理論和工業化水平判別方法，實現工業化就意味著進入後工業化社會。一種觀點認為，工業比重下降是國民經濟結構優化的表現，甚至認為在後工業化社會，工業化的任務就已經結束，工業的發展變得無足輕重。如果按照這種觀點制定政策，會加速“產業結構早熟”，使國民經濟發展迷失方向。工業是立國之本、興國之器、強國之基、富國之源，這一定位任何時候都不應該動搖。基本實現工業化甚至進入後工業化社會，不是不要工業和不要繼續推進工業化，而是工業的定位、工業化的方向需要改變，要推動工業化向更高水平邁進（盛朝迅，2019）。“十四五”時期各種歷史性目標交織、歷史性機遇交匯，是中國工業競爭優勢轉變的關鍵階段。要深刻認識到，本輪新工業革命使全球正在開始全然不同於以往的工業化過程。在這輪全球工業革命的大顛覆、大變革中，中國與發達國家在許多方面處於大致相同的起跑線，既是實現“換道超車”的歷史契機，也是利用推動新工業革命的通用目的技術群改造提升已有產業的“機會窗口”（賈根良，2013）。如果不能抓住歷史機遇使中國工業化深入推進，就會被髮達國家甩開更大距離，在國際競爭中處於更加不利的地位，需要花費數倍的代價和時間才能縮小差距。因此，“十四五”時期，中國工業應順應新工業革命的趨勢，在前沿技術產業和戰略性新興產業以及綠色化、智能化、服務化等方面加緊搶跑，促進工業化進一步深入推進，實現中國製造向中國創造轉變、中國速度向中國質量轉變、中國產品向中國品牌轉變，邁向全球價值鏈的中高端，掌控價值鏈的關鍵環節，併成為全面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的重要推動力。具體而言，“十四五”時期中國工業發展應完成以下戰略任務：
（1）以先進製造業為核心，保持製造業比重基本穩定。工業強國都有一定規模和比例的製造業特別是先進製造業作為支撐。例如，2018年美國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發布《美國先進製造業領導戰略》提出，先進製造業是美國經濟實力的引擎和國家安全的支柱，美國需要保持先進製造業的領導地位從而確保國家安全和經濟繁榮；2019年發佈的《德國國家工業戰略2030》提出到2030年德國製造業比重從23%提高到25%，歐盟比重提高到20%的目標。按照世界銀行的數據，中國製造業佔GDP的比重從2006年的32.5%下降到2016年的29.0%，2018年回升到29.4%。2018年中國人均GDP為9770.8美元，但製造業比重僅略高於人均GDP達到31362.8美元的韓國（製造業佔比27.2%）。從整個國民經濟的層面看，按照傳統的統計口徑，作為主要物質產品生產部門的製造業在中國經濟由大到強轉變的過程中需要保持與經濟發展水平相適應的比重，扭轉“脫實向虛”的趨勢和避免製造業“空心化”的傾向，通過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新興產業培育、先進製造業發展壯大，到2030年，中國製造業佔GDP的比重保持在大約30%的水平為宜，至少應保持在27%以上。
（2）實施創新驅動戰略，實現工業高質量發展。改革開放以來的很長一段時期，由於中國工業基礎薄弱，在技術水平上與發達國家存在巨大差距，因此工業發展以模仿、跟隨發達國家的技術路線為主，主要通過增加資源、要素投入實現產業規模的擴張。2010年以來，中國已經是世界第一製造業大國，規模和數量已經不是中國工業的主要矛盾，而且目前在許多產業存在嚴重的產能過剩，粗放式、高速增長給資源、生態、環境、減排等方面造成巨大壓力。“十四五”期間，工業發展要依靠技術創新的帶動，以發展質量提升彌補發展速度減緩的負面影響。從結構的角度看，工業實現“高質量”發展的重點包括過程質量提升和結果質量提升。過程質量提升是指工業的運營過程中減少和優化要素投入，降低對環境社會的不良影響。在資源和能源投入方面，降低一次能源消耗的比重，採用更環保的生產裝備和工藝，減少汙染物的排放；在資本和技術投入方面，不斷提高製造業研發投入強度，重點推進製造業數字化、智能化改造，實現創新驅動製造業的發展；在勞動力投入方面，實現製造業勞動生產率的明顯提升和製造業人力資源的明顯提升。結果質量提升是工業產品和服務的附加值和科技含量明顯提升，先進製造業的比重明顯提高。
（3）推進工業化深度發展，構建現代化產業體系。2020年中國即將基本實現工業化，這並不意味著工業化就要結束，中國工業化仍有很大的發展空間。經過改革開放40多年的發展，中國在大多數工業細分領域都實現了從0到1的突破，但高精尖產品的技術水平、產品性能、穩定性、可靠性和使用壽命等方面整體上與世界領先水平存在較大差距，許多核心技術和產品嚴重依賴進口，基礎不牢、缺乏核心技術成為制約中國工業進一步發展的瓶頸，也使中國面臨供應鏈中斷的巨大風險。推進深度工業化，一方面需要找準關鍵“痛點”下功夫，加強在核心基礎零部件（元器件）、關鍵基礎材料、先進基礎工藝、產業技術基礎以及工業軟件等方面的產業基礎能力建設，補齊工業“短板”；另一方面，要抓住新工業革命的機遇及早佈局，實現戰略性新興產業和前沿技術產業的突破，佔領未來產業競爭的制高點。
（4）實施“智能+”戰略，推動產業深度融合。在發達國家的工業化進程以及在中國工業化的大部分時間裡，工業和製造業的發展主要依靠其本身技術創新持續形成的動力。新工業革命使“兩個IT”深度融合、先進製造業與現代服務業深度融合，互聯網、大數據、人工智能等新一代信息技術成為給工業發展賦能的重要力量，服務化轉型成為製造業發展的重要方向。“十四五”時期的工業結構調整的重點應從一些特定產業部門產值比重的提高轉向工業與其他產業的融合發展，大力推動“互聯網+製造”、“智能+製造”，加快推進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服務化轉型，既要重視數字經濟的模式、業態創新，又要重視數字經濟為實體經濟賦能，利用信息技術提高傳統產業的創新能力以及效率和效益，通過服務化開拓新的增長點、提高市場競爭力。
（5）推進全面開放，增強全球價值鏈掌控力。在工業化的過程中，由於企業實力弱、技術水平低，中國主要通過發揮比較優勢、以貿易為主的方式參與全球價值鏈分工。實力的壯大和技術水平的提升使中國企業具備了通過直接投資方式進行深度國際化的能力，而國內要素成本的快速上漲也給中國企業特別是勞動密集型企業提出了擴大國際化佈局的要求。隨著經濟發展水平的提高，喪失在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比較優勢是一般規律，因此需要打造以中國為“頭雁”的“國際版雁陣模式”（蔡昉，2019）。“十四五”時期，工業佈局結構調整的重點除了繼續優化各個產業部門在國內不同發展水平區域間的佈局，還要通過國際產能合作、綠地投資、跨國併購等模式加強和優化中國工業企業在全球的佈局。通過國內“騰籠換鳥”和產業升級以及勞動密集型產業向低成本發展中國家轉移，逐步構建由中國參與的、區別於發達國家過去僅僅利用當地廉價勞動資源的、最大程度實現雙邊或多邊“共贏”的國際製造業分工新框架；利用中國在數字技術方面的優勢，構建以數字技術為基礎的全球製造網絡，進而培育一批全球價值鏈的旗艦企業、鏈主企業。
（6）釋放內需潛力，增強內需對工業發展的拉動。2018年中國商品出口24867.0億美元，其中，製成品出口23181.5億美元，佔世界製成品出口總額的17.6%，中國製成品出口額相當於中國製造業增加值的57.9%。通過積極參與國際市場分工、增加出口可以帶動經濟的發展，但是國內經濟也容易受到國際經濟週期波動的影響，而且容易引發貿易摩擦和衝突。2008年的國際金融危機和2018年以來爆發的中美貿易摩擦給我們提出了警示。中國具有超大規模的市場優勢和內需潛力，但國內供給能力尚不能完全匹配國內需求，大量內需要通過進口來滿足，同時隨著經濟增長，內需規模持續擴大，內需水平不斷升級。“十四五”時期製造業發展要抓住隨著消費升級、產業升級帶來的國內市場擴大和需求升級的機遇，針對國內模仿型、排浪式消費向個性化、多樣化消費轉型形成的熱點，有針對性地開發產品，將工業增長的拉動力更多轉移到內需上來。
3 “十四五”時期中國工業發展的重點領域
“十四五”時期中國工業的發展需要立足於傳統產業規模大、吸納就業多的現實條件，著眼於應對新挑戰與搶抓新機遇，提升存量與開拓增量並舉，在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的同時，加快發展戰略性新興產業，培育壯大前沿技術產業。中國工業發展的重點領域具體包括：
（1）新科技驅動的戰略性新興產業。當前正在興起的新一輪科技革命和產業變革是後發國家實現“換道超車”的機遇。中國工業需要及早進行戰略佈局，“按照主動跟進、精心選擇、有所為有所不為的方針，明確中國科技創新主攻方向和突破口。對看準的方向，要超前規劃佈局、加大投入力度，著力攻克一批關鍵核心技術，加速趕超甚至引領步伐。”（習近平，2014）。加快推動先進技術、前沿技術的工程化轉化和規模化生產，在搶佔新興產業發展先機的同時，力爭形成一批不可替代的“殺手鐧”產品，破解西方發達國家對中國“卡脖子”的制約。
（2）應用數字技術的智能製造產業。在中國低成本優勢逐步減弱的背景下，必須著力提高產品品質和生產管理效率，而應用數字技術的智能製造產業正是提升製造業競爭力的重要途徑。目前，國內汽車、家電等行業自動化和信息化程度相對較高，食品飲料、化工等行業正在加快自動化和信息化進程。雖然在政府層面的政策制定、企業層面的轉型升級、研究層面的技術突破都將智能製造作為重點支持的方向，但中國智能製造在實際應用上尚處於起步階段。缺乏專業化的智能製造解決方案提供商成為中國工業智能化轉型的關鍵阻礙之一。加速培育應用數字技術的智能製造產業不但成為切實推動製造業高質量發展的當務之急，而且該產業有成為經濟增長新動能的巨大潛力。
（3）促進生態文明建設的綠色製造產業。綠色製造是指既保證產品質量和生產成本、也能兼顧環境影響和資源使用效率的先進製造模式。在過去較長的一段時間裡，中國工業呈現出“高投入、高消耗、高汙染、低效益”的粗放型增長模式，在“先汙染後治理”思維的影響下，造成了資源浪費和生態環境破壞等問題。中國正處於工業化後期和消費結構升級的重要階段，工業作為實體經濟的主要載體仍在經濟增長中發揮重要作用，同時粗放型模式帶來的產能過剩、資源浪費、生態破壞、結構扭曲等問題仍然十分突出，制約著中國工業的可持續發展。近年來，“低碳發展”成為全球普遍接受的理念，在世界各國著力推動綠色經濟和“綠色新政”的大趨勢下，實現中國工業集約型增長，加速推進綠色製造，不僅有利於維護節能減排和產業結構調整的自主性，而且由於工業節能減排潛力大、技術和市場條件相對較好，能夠產生更顯著的效果和廣泛影響，並催生新的產業部門。
（4）高效帶動就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當前，全球經濟風險挑戰明顯上升，並與國內結構性、週期性問題相互疊加，導致中國經濟下行壓力加大，給穩定就業形勢帶來了一定挑戰。在此背景下，堅持發展高效帶動就業的勞動密集型產業，創造更多就業崗位，是實現全面小康、推動經濟高質量發展的內在要求。一方面，應堅持發展具備國際競爭優勢、吸納就業能力較強的電子產品組裝、紡織服裝等勞動密集型製造業，通過加速行業整合、減輕國有企業社會負擔、落實減稅降費政策等綜合措施，進一步推動勞動密集型行業的供給側結構性改革；另一方面，轉型發展產能過剩、競爭力較弱的困難行業，利用數字技術改造傳統制造業，提高產品技術含量，拓展產品應用空間，創造更多需求市場，以此穩定和增加新的就業崗位。通過升級產業結構和勞動者技能，推動人力資本和就業能力不斷提升。
（5）滿足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型消費品產業。國內居民消費升級已為製造業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結構調整與轉型創造了有利條件，是中國內需最大潛力所在。充分挖掘內需，發展滿足美好生活需要的新型消費品產業，不僅有利於減輕國民經濟對出口、投資的依賴，為保增長貢獻力量，也有利於適應新工業革命背景下的科技創新“浪潮”，為中國在新一輪科技競爭中佔據主動位置提供了市場條件。可以圍繞消費需求旺盛、與群眾日常生活息息相關的新型消費品領域，重點發展適應消費升級的下一代移動通信終端、超高清視頻終端、可穿戴設備、智能家居、消費級無人機等新型信息產品，以及虛擬現實、增強現實、智能服務機器人、無人駕駛等前沿信息消費產品。對這些新型消費品領域，鼓勵企業深度挖掘用戶需求，加強創新設計，豐富產品種類，創新營銷手段，拓展個性化定製、增值信息服務等服務型製造內容。
五、“十四五”時期培育中國工業競爭新優勢的戰略舉措
“十四五”期間，為培育壯大工業競爭新優勢、加快工業高質量發展、推進深度工業化，需要在充分發揮市場的決定性作用的同時，發揮產業政策的積極作用，制定適應中國工業發展階段、新工業革命與國際環境變化的措施。本文建議實施如下七大工程：
1 產業生態系統提升工程
（1）進一步完善競爭性市場環境。深化“放管服”改革，最大限度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和企業稅費負擔。打破各種行業壁壘、地區壁壘，促進生產要素自由流動。在遵守國際貿易和投資規則的基礎上合理制定實施產業政策，推動產業政策向營造良好環境的功能性產業政策轉型，加快確立競爭政策的基礎性地位。
（2）完善支撐工業發展的基礎設施。進一步完善交通基礎設施，運用信息技術大力提升交通設施的使用效率，加強運輸安全，大幅降低物流耗能和成本。實施“新基建”戰略，不斷升級工業信息化基礎設施。加強與周邊國家和“一帶一路”沿線國家基礎設施的接駁，推進跨境公路、跨境鐵路、跨境高速鐵路、跨境管道、跨境通訊光纜的規劃建設。
（3）加強引導金融業服務工業發展。推動降低工業投融資成本，建立與國際接軌、國內統一的信用評判體系，降低金融風險。加強引導金融業服務傳統制造業的改造升級、新興技術的產業化發展和優勢製造業部門的國際市場開拓。加強金融業與工業的融合發展，推動金融業務創新，發展科創金融、供應鏈金融服務。
（4）大力支持中小微和民營企業發展。積極推動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係，將支持民營企業發展實體經濟、開展技術創新等工作情況納入幹部考核考察內容。貫徹落實所有制中性原則，進一步完善民營企業困難和問題協調解決機制、幫扶和支持機制。進一步提升公共服務平臺網絡為工業中小企業提供專業化服務的效能。
2 產業基礎能力建設工程
（1）突出重點領域，集中優勢資源。積極發展智能製造裝備所必需的核心技術零部件和元器件，大力提高關鍵基礎材料的性能、質量穩定性與自給保障能力，重點研發推廣應用數字化、網絡化、智能化、綠色化新型先進工藝，著力解決制約產業鏈升級的關鍵“瓶頸”。
（2）堅持創新驅動，以研發組織變革激發基礎領域的創新活力。在總結各地產業技術協同創新平臺運行經驗的基礎上，瞄準基礎研究的收益不確定性和共性技術的收益外溢性，有針對性地創新研發組織架構，促使企業、研究機構、研發人員的收益與其支出相匹配，從而更有效地調動各方創新資源持續發力基礎領域前瞻性技術的研究攻關，增強源頭技術供給。
（3）強化產業鏈協作，構建產業鏈升級的整體合力。以重點基礎產品和工藝的關鍵技術、產品設計、專用材料、先進工藝、公共試驗平臺、批量生產、示範推廣的“一條龍”應用為抓手，促進終端設備和集成系統與其基礎技術協同發展，建立上中下游分工協作新模式。
3 先進製造業換道超車工程
（1）做好前沿技術的戰略佈局。科學研判“十四五”時期及中長期科技發展趨勢，分析可能形成的技術突破，確定重點支持的前沿技術領域，引導大學、科研機構和企業開展前沿科技的探索。通過提高企業研究開發費用稅前加計扣除比例、進口科研儀器試劑免徵進口關稅等措施，鼓勵行業領軍企業加強基礎科學研究和原創型創新，強化製造業正向設計能力。
（2）加大研究與開發支持力度。瞄準未來產業競爭制高點，統籌產學研各方力量，聚焦電子信息、生物醫藥、新材料、新能源等具有使能作用的通用目的技術和產業共性技術，通過制定重大專項研發計劃、設立專項攻關基金等方式加強支持。
（3）破除束縛科研人員創新創業的“藩籬”。繼續深化科研體制改革，明晰科研成果的知識產權歸屬，鼓勵科研人員推動科技成果的產業轉化。進一步優化孵化器、加速器等創業載體的硬件設施和軟件條件，支持風險投資、管理諮詢、法律服務、科技服務等配套服務企業的發展。
（4）優化提升產業技術基礎公共服務平臺。聚焦戰略性、引領性、重大基礎共性需求，建成一批高水平製造業創新中心，鼓勵地方建設機制靈活、面向市場的新型研發機構。進一步提升產業技術基礎公共服務平臺、試驗檢測類公共服務平臺、產業大數據公共平臺的服務水平，強化產業共性技術的支撐能力。
4 文化打造與品牌創建工程
（1）打造中國特色“工業文化”。“十四五”期間，國家和地方的發展戰略、產業政策制定和實施都應賦予工業重要的戰略地位，通過教育和宣傳，不斷提高工業部門對人才、資本的吸引力。大力弘揚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培育適應新時代工業化的新型工業文明，改變中國工業發展中存在重速度輕質量、重眼前輕長遠、重利潤輕客戶等問題。
（2）統籌多方資源，塑造自主品牌形象。站在戰略高度研究建立國家層面的機構和機制，整合統籌各級政府、行業、企業、社會團體等各方面力量，形成國家品牌推廣和提升體系，加大中國質量品牌的海外推介力度，努力消除海外消費者對“中國製造”的刻板印象，建立起“高質、綠色、安全”的全新自主品牌形象，實現國家形象、自主品牌形象和中國製造產品形象的互相促進。
（3）健全協同有效的自主品牌提升機制。持續健全質量品牌發展的市場機制，引導生產要素圍繞高效率產業和優質自主品牌聚集。優化製造業質量品牌公共服務平臺運作機制，進一步提升服務中小微企業創建自主品牌的能力。健全質量監督檢查機制，依法打擊知識產權侵權、假冒偽劣和不正當競爭等行為，著力提升中國產品在安全、環保、衛生等方面的標準水平。
5 人力資源素質提升工程
（1）改革教育理念，變勞動力成本優勢為人力資源競爭優勢。教育改革既要為工業技術進步和產業發展提供足夠的人才支持，又要樹立工業在國民經濟中基礎作用的思想認識。為適應未來人工智能社會的挑戰，教育的目標應由知識的傳授轉變為創造、創新、創意等能力的培養。為滿足工業的智能化、融合化、國際化發展形成的大量複合型人才需求，要積極促進教育的重點環節從課堂教育延伸到專業化、定製化、細分化的職業教育。
（2）改革理工科人才培養體制。在評估“新工科”建設成效的基礎上，瞄準高端理工科人才短缺這一“瓶頸”，進一步激發地方政府、國內一流企業參與理工科高端人才培養的積極性，形成教育主管部門、高等院校、地方政府、國內一流企業協力共進的新局面。建立健全產業界與教育界的有效溝通機制，根據產業需求及時調整教育資源投入方向，構建由企業、技術學校、研究型大學和社會服務機構共同組成的靈活、高效的終身學習體系。
6 數字驅動價值鏈培育工程
（1）在重點工業產業集群建設“智能+”試點示範項目，促進與“智能+”相關的共性技術知識有效擴散。建設一批“智能+”試點示範項目，根據不同製造業特徵、發展階段和現階段發展需求，推廣智能生產設備、智能工業軟件、智能製造系統。利用智能技術推動製造業業態創新，促進製造業的數字化和服務化發展。通過“智能+”，推動製造企業向基於智能製造的全要素、全流程、多領域智能協同運營轉型，以“數據資源紅利”對沖人工成本上漲，構建起基於工業大數據的競爭新優勢。
（2）適度調整“兩化”融合工作的重點，從“促優”調整為“扶弱”，加大對產品市場前景好、生產技術先進但信息化建設相對落後的企業的扶持力度，引導其在研究開發、生產管控、運營管理、保障服務、市場開拓等環節逐步實現信息化，以便為後續向“智能+”轉型打好基礎。
（3）夯實基礎，增強工業“智能+”轉型的支撐服務能力。加強制造業智能製造人才培訓，為製造業實現“智能+”轉型提供人力資源保障。加快數字化基礎設施建設，制定涵蓋雲計算、大數據、區塊鏈等新一代信息技術的綜合發展規劃，引導運營商加快推進5G網絡滿足工業企業低延時泛在網絡服務。加快建設製造業分行業國家智能製造數據中心，為產業大數據開發利用服務提供基礎支撐。
（4）完善網絡安全屏障，為製造業企業全面數字化轉型護航。借鑑構建“數字政府”安全屏障的思路，“數字產業”的網絡安全屏障建設要從被動的威脅應對和標準合規的規劃模式，轉向面向能力的體系化同步建設模式。把“關口”前移，與企業數字化轉型同步規劃、建設綜合防禦能力體系。將不同產業全面數字化轉型後面臨的威脅情報檢測與響應、安全狩獵、報警分析、事件響應與處置等防禦體系作為重要的行業共性技術，以政府購買服務的方式加以提供。
7 優化製造業全球佈局工程
（1）促進製造業產業轉移，實現東中西高水平對接。持續改善中西部地區承接產業轉移環境，增強中西部地區內生產業發展動力，逐步形成基於互補性區域優勢的產業佈局體系。以試點建設自貿區、綜合保稅區為抓手，更大力度推進西部地區對外開放，改善西部地區加工貿易配套條件，促進加工貿易在從東部地區向西部地區轉移過程中實現轉型升級。
（2）推動國內外製造業協作，開闢製造業對外開放新格局。堅持“引進來”和“走出去”並重，推進重點產業領域國際化佈局。積極引導外資投向高端製造領域，鼓勵在中國設立全球研發機構。以數字經濟發展與“智能+製造”為契機，以工業生產貿易推動與周邊國家的合作，重點形成連接南亞、東南亞的信息網絡和製造業供應鏈體系。
（3）持續推進在“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製造業投資佈局。積極推進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投資合作，大力推動新亞歐大陸橋、中蒙俄、中國—中亞—西亞、中國—中南半島、中巴和孟中印緬等六大國際經濟合作走廊建設。加快與“一帶一路”沿線國家的經貿談判，為中國製造業企業向沿線國家投資創造有利外部環境。加快在沿線國家建設經貿合作園區和製造基地的步伐，逐步形成面向“一帶一路”、輻射全球的對外經貿合作園區網絡。
（4）努力深化對發達國家的製造業投資佈局。積極推進中美、中歐雙邊投資協定（BIT）談判，儘早建立起雙向對等開放、互利共贏的投資機制，為中國製造業企業赴歐美投資併購創造良好環境，使中國製造業企業能夠有效嵌入工業強國的本地生產網絡和創新網絡。
（5）提高製造業對外投資的專業服務能力。建立綜合性、“一站式”服務平臺，有效整合分散在各部門、各行業的資源，為製造業企業對外投資提供金融、法律、財務、技術、信息等領域的全流程、國際化、專業化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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課題組成員：
史 丹：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管理學博士。
李曉華：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博士生導師，經濟學博士，中國服務型製造聯盟專家委員會副主任。
李鵬飛：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鄧 洲：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中國服務型製造聯盟專家。
渠慎寧：中國社會科學院工業經濟研究所副研究員，經濟學博士。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3月5日發佈，來源：社科院工業經濟研究所課題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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