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時間4月1日，中國廣東省廣州市第八人民醫院一位女護士汪某被一名47歲尼日利亞籍確診新冠肺炎的男子推倒、毆打，並咬傷臉部，這位女護士可能因此被惡意傳染。
由於醫護人員在抗擊疫情的戰役中一直身處最危險的前線，在中國是備受尊重與呵護的一群人，這名外國人的做法激起輿情的強烈憤慨。
隨著中國發展水平的提高和生活環境的改善，在中國生活和工作的外國人越來越多，也時有發生，在中國的新冠疫情形勢仍然十分嚴峻的當下，東西南北各地突然集中出現的這類爭議性事件尤其顯得突兀，也一次次引爆中國輿論。
中國官方多次表態要對中國的外國人和中國人“一視同仁”，但是中國民間依然不依不饒。
那麼，外國人可以與中國人“一視同仁”嗎？
在中國的外國人一直是一個很受關注的群體，不僅因為他們數量相對較少，還因為他們在中國一般都享受“超國民待遇”，以及經常會有一些影響社會秩序的行為。
就在廣州女護士被咬傷臉部的同一天，山東省青島市一家社區衛生服務中心進行核酸檢測採樣時，幾名外國人徑直插隊，遭到幾位中國居民譴責後搶過其手中的單據扔在了地上，同時大喊：“中國人出去！”
檢測人員的做法也被認為袒護外國人，對居民說“給個面子”，後來外國男子聲稱是工作人員通知讓他們直接檢測，不必排隊。
在4月1日之前，也有幾起有關外國人的爭議性事件尚未平息，先是一位居住在北京市朝陽區的坦桑尼亞籍男子在回京後居家隔離期間，拒絕房東和社區工作人員勸說，多次衝出房門，甚至私自拆除門磁報警系統。
陝西省西安市則發生一起一名未戴口罩的男子強闖商場，辱罵甚至用手機猛砸防疫人員。
另外中國媒體還有過兩次有關優待外國人的宣傳報道，一個是上海的英國籍女婿返滬後不願集中隔離，居委會安排他岳母、剛生完孩子的妻子與出生才兩個月的孩子都搬到親戚家，為他騰出住房。
另一個是南京居委會為684個外國人成立對接“小組”，提供無微不至的“暖心服務”，包括每天把新鮮麵包送上門、把桶裝純淨水扛到樓上等等。
從地理層面來看，中國的東（上海、南京、青島）、西（西安）、南（廣州）、北（北京）四個方位，都出現了外國人鬧事的情況。
目前，北京那位外籍男子已經同意遵守規定接受隔離。西安外籍男子已被驅逐出境，令中國民間輿情稍感寬慰，廣州與青島兩起事件還在繼續調查和處理。
對於青島的事件，該市嶗山區政府新聞辦公室官方微博“嶗山發佈”在北京時間4月2日零時10分稱，“相關部門正在進一步調查核實，下一步，根據調查核實情況，堅持中國人、外國人一視同仁，依法依規進行處置，調查結果將及時向社會公佈。”
截至4月2日14時，這條微博已有1.5萬餘次轉發，10萬多評論，名為“少兒人工智能編程”的評論有13多萬點贊，位列第一，該評論稱：
“中國人、外國人一視同仁？那我納稅為了什麼？我疫情期間的與國奮戰算什麼？”
名為“LJWBXZL”的微博賬號在轉發時則稱：
“在我們自己的地盤上，竟然需要用‘中外一視同仁’來安撫國人，真是莫大的諷刺。”
這些說法聽起來顯得有些“民粹”，但是在中國目前的輿情中確有相當的代表性，展現了一定的民意。
相比於其他很多國家，中國對外國人的態度與待遇確實比較好，中國古書《論語》裡有稱:
“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
中國人遇到外國人的時候，也往往會比較熱情好客,但是在新冠肺炎疫情在對中國和中國人造成巨大傷害的當前，類似的歧視中國人、擾亂治安、攻擊醫護人員等行為，自然會容易激起人們的反對情緒,這時候仍然優待、袒護外國人，尤其顯得不合時宜。
“一視同仁”似乎是中國官方面對有關外國人爭議的一種模板式的說詞與方案,除了青島嶗山表示要“一視同仁”，南京街道辦也稱“一視同仁”,在上海的英國籍女婿拒絕集中隔離事件後，中國《環球時報》總編輯胡錫進評論提到:
“外防輸入，必須一視同仁,如果那個居委會和相關報道者就覺得這樣對待洋女婿好,為此驕傲，罷，由他們去,但問題是現在抗疫當前，一視同仁是必須絕對遵守的原則。”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在4月2日的外交部例會上也有稱:
“中國對在華感染了新冠肺炎的外國公民也一視同仁地進行救治。”
而在早前引起輿情震動的《外國人永久居留管理條例》（徵求意見稿），為在中國的外國人提供了與中國人相近甚至更優越的福利待遇，一方面又一次體現了對外國人的“超國民待遇”，而其應當承擔與責任與義務明顯不足。
另一方面也體現了一種“一視同仁”傾向，畢竟如果在中國的外國人可以“永久居留”，可以享有和中國人一樣的待遇，就與中國人沒有了差異，但是不論如何，外國人與中國人畢竟有很多差異，這些差異體現在語言、文化、價值觀、宗教、國籍等諸多方面。
如果基於這些差異將外國人與中國人分設為兩個群體，甚至在不同外國人之間也細分為幾個小群體，不僅會增加社會負擔，還將形成“雙軌制”甚至“多軌制”。
這會導致不公平的局面，以及制度化的“超國民待遇”，這也是給予外國人“永久居留”權利的潛在隱患，因為這將在中國永久性地製造一個不同於中國人的“群體”，形成“雙軌制”。
因此，相對於“超國民待遇”，“一視同仁”已經是退而求其次的方案，“一視同仁”一定程度上抹去了外國人與中國人之間，以及外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差異，而將其統一雜糅進中國人的大集體裡來對待。
不過，“一視同仁”還存在兩個難以回答的問題。
第一個問題在於，基層行政很難“一視同仁”。
外國人在中國普遍享受的“超國民待遇”有中國製度環境的原因，相關官員與執法者既有出於維持所謂“團結”局面、良好對外形象而討好與袒護的動機，也有“外事無小事”理念下的深深忌諱，或者還有實際操作層面的變形走樣，每一個外國人的身份很複雜，牽扯到很多現實層面的問題，對基層人員來說確實非常棘手。
例如，有的外國人聽不懂、不會說中國普通話，是否需要特意安排或額外配備一個能夠與之交流的工作人員？再比如，如果這名外國人對處理結果不滿意而把事件曲解後曝光在中國境外，很有可能會出現體制內自上而下的調查，由此傳遞下來的壓力很可能導致基層工作人員失去工作。
第二個問題在於，“一視同仁”背後的不公平。
在新冠肺炎疫情仍在中國發酵的情況下，如果從未與中國有任何瓜葛的外國人到中國後都與中國人享有“一視同仁”的待遇，意味著在不必承擔責任與義務的條件下，便可享有中國人的權利與待遇，這對早前承受巨大風險和生活壓力的中國人來說顯然是不公平的。
中國官方已有規定，參加了基本醫療保險的外籍人士，個人不需要負擔相關費用，但是如果剛加入基本醫療保險一天時間就確診感染的外籍人士，是否也要“一視同仁”，免除其所有相關費用呢？
可見，在這些細節性問題上也很容易有失公允。
其實在“一視同仁”問題的背後，暗藏著一個更重要且尚待嚴肅回答的問題，即在中國這個國家裡，外國人的定位，以及和中國人相互關係究竟如何？
隨著中國對外交流的增多，以及生活和工作在中國的外國人數量增多，外國人不適應、不遵守，甚至是破壞中國社會秩序的現象也越來越普遍，中國人與中國境內外國人之間的矛盾也急劇激化。
當然，如果沒有那麼多外國人，自然就不會出現這麼多的問題和矛盾，而如果認為外國人的迅速增多是一種可以接受的趨勢，中國則明顯尚未形成一種應對這種局面的合情合理的整體性制度和心態，這對中國而言是一個比較難熬的過程，或者說是一個比較迫切的時代性挑戰。
中國執政者首先需要給生活在中國這片土地上的外國人一個定位，其次要明確中國人與外國人之間的關係，然後才能形成一整套治理外國人的方案。
中國民間的意見是執政者不得不考慮的一個重要方面，畢竟他們不僅是國家的主人，也最容易在不公平的政策下受到傷害， 也就是說，執政者的相關政策必須要讓中國人民理解和接受，不然不僅會導致外國人歧視中國人或中國人歧視外國人，更有可能失去民心。
因此，如果不能在外國人相關問題上得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或許適當控制中國境內外國人數量，特別處理是數量未知的“三非”外國人，就是一個更為務實的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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