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國及世界的歷史上，每逢戰亂，人口就會隨之大規模的減少，但鮮為人知的是，直接死於戰爭本身的人口與死亡的總人口相比，可謂是九牛一毛，少之又少。實際上，導致人口大規模減少的原因往往是與戰爭相伴相生的併發症——瘟疫、饑荒以及流離失所。
01
讓我們將時間回調到1347年的卡法城（今烏克蘭城市費奧多西亞），在這裡，致使歐洲數億人罹難的惡魔再一次以“黑死”為名顯現人間，他們伴隨著漫天飛舞的屍體發出尖嘯，宣告著死亡的臨近。
這一年的卡法，正被蒙古軍隊所圍攻，憑藉著高牆堅門及軍士的拼死抵抗，這座小城生生的在蒙古軍手下堅持了一年之久。久攻不下的戰局令蒙古軍非常煩躁，隨即他們決定出動投石機，向卡法城拋射，但拋射而出的並非炮彈亦或者巨石，而是一具具死屍。這些死屍，正是因鼠疫而不幸死亡的士兵屍體，在蒙古軍手上，他們成了所向披靡的細菌武器。
卡法的結局，正如蒙古開戰之前的宣告一樣，“城破之日，即屠城之時。”但蒙古軍沒有想到的是，鼠疫隨著卡法居民的出逃而擴散到了意大利，隨後蔓延至英法及西班牙，最終籠罩了整個歐洲。
說是鼠疫，這場疫情讓人更為熟知的名字是——黑死病。
1347至1353這六年是黑死病的高峰時期，短短六年，全歐就有2500萬人去世，而此時的歐洲，總共不過僅有7500萬人左右而已。死難者高達全歐人口的三分之一。這是什麼概念呢？可以說是“家家有殭屍之痛，室室有號泣之哀。或闔門而殪，或覆族而喪。”，家家戶戶都有人難以倖免，所有人的關係網之中都會失去很多熟悉的面孔。
有的地方甚至全城滅絕，淪為死地。
而且，黑死病並非在1353年即宣告結束，而是在隨後的數百年裡始終如同一個幽靈盤旋在歐洲上空，成為了全歐的陰影。四百年間，因黑死病去世的死難者約6200萬人，幾乎與1340年間歐洲的總人口相當。
02
其實，這並非蒙古第一次以瘟疫為武器，在當時的蒙古軍看來，外人的生命是無價值的，有價值的僅是他們腳下的土地——這可以用以放牧。因此，屠殺是司空見慣的行為，反正他們所求的僅是草場而非人口。
“使蒼天所覆，盡為我之牧場。”
十一世紀，蒙古進攻金朝，在這場戰爭中，蒙古軍採用了很多有效而超前的戰術，我指的並非是蒙古鐵騎精妙的射術或者騎技，也不是凌冽的馬刀，而是另外的一些東西。譬如說當蒙古軍選擇撤退放棄一片區域時，往往會故意將患病而死的屍體投入河流或者其他取水處，當堅城難下，就會像對付卡法城一樣，在水源裡投入死屍。
1232年，金史記載，金朝的首都在蒙古軍退走之後，隨即 “汴京大疫,凡五十日，諸門出死者九十餘萬人，貧不能葬者不在是數。”一時間可謂是“白骨相望，虻蠅迎面”。
前人往往將此次瘟疫歸因於時令或者居民在金軍退去後暴飲暴食，但從症狀來看，這次的瘟疫無疑是草原齧齒科所帶來的鼠疫。聯繫起蒙古軍的一貫作風，恐怕他們難辭其咎。
拜蒙古的屠殺及瘟疫所賜，戰爭結束後，金朝故地的人口僅剩500萬人，而金朝的全盛時期人口為5000萬，也就是說，至少有4000萬人在戰爭、瘟疫、饑荒之中消失了。
“自燕京、順天等三十六路，戶八十七萬三千七百八十一，口四百七十五萬四千九百七十五。——《元史·地理志》”
偌大的中原，只剩區區不到500萬人。同樣滅亡於蒙古之手的還有西夏和南宋，蒙古軍隊允許士兵燒殺劫掠，於是，他們所過之處“免者百無一二，白骨蔽野”。尤其是四川一帶，經過蒙古幾十年的屠殺，人口僅剩八十餘萬人，四川在蒙古軍進入前，曾有1800萬人口。其中1236年，成都的屠城更是創造了歷史記錄，此次屠城共計有140萬人罹難，這是人類史上屠城死亡人數最多的一次。
03
上文就已經說過，以瘟疫為武器，並非是蒙古人的首創，在某種程度上，這是遊牧民族的“智慧結晶”。
早在漢朝時期，匈奴就已經有使用“細菌武器”的記載，“匈奴聞漢軍來，使巫埋羊牛，於漢軍所出諸道及水源上,以阻(詛)漢軍”。
《通鑑》記載皇甫規伐羌之戰，“軍中大疫，死者十之三四。”
可見瘟疫對於攻擊軍隊確實是有效的，霍去病年不及三十而亡，與此不無關係，據史記記載，“驃騎將軍登臨瀚海，取食於敵，卓行殊遠而糧不絕。”霍去病一直堅持就食於敵，使得匈奴的計劃成功，軍中染疫非常正常，霍去病歸國之後的暴斃，從症狀來看很像是烈性傳染病，而且除此之外，又有什麼可以奪走30歲不到的絕世猛將的生命呢？更糟糕的是，歸國的漢軍士兵，在無意中帶回了這種病菌。
匈奴通過疫馬和疫畜所施放的瘟疫，當時人稱為“傷寒”，隨著討匈軍士的迴歸，這種傷寒開始在中國反反覆覆的流行和消失，頻頻不已，綿延不斷，直到東漢末年，張仲景寫出《傷寒雜病論》才有了相對科學的治療方式，張仲景之所以會全身心的投入有關傷寒的研究，很大程度上則是因為其妻子兒女都因傷寒而死，瘟疫給中國帶來的傷痛可見一斑。
在《傷寒雜病論》出世前，東漢帝國難以組織起有效的救援措施，於是，在瘟疫橫行的東漢末年，就滋生了另外一個事物。沒錯，當瘟疫來臨，並不是一切都會滅絕，也會在暗地裡哺育一些東西。
這就是宗教。
04
匈奴人在多次戰爭失利後，選擇向西遷移，於是將瘟疫傳入了毫無準備的羅馬帝國，隨後，基督教就因此一躍從邪教成為了羅馬國教。瘟疫與基督教興起的內在邏輯是這樣的。
在絕望中，病人和未發病但踹踹不安的人只能將希望寄託於天神能收回對世人的懲罰。因此，各種宗教在瘟疫時期就興盛起來，尤其是基督教，因為基督教會對病人提供基本的護理，使得不少人生存了下來，這些因基督教提供的基本護理（食物及水）而活下來的人，就成為基督教的死忠，當漫長的疫情退去，基督教已經是羅馬名副其實的第一大教了。
無獨有偶，張角的太平道的發展模式與基督教一模一樣。
幾乎和基督教的行徑相同，張角和他的弟子也為世人提供醫療（符水、咒語），並且因此救活了不少人，隨後張角的太平道就這樣野火燎原，最終大賢良師提出“蒼天已死，黃天當立”的口號，宣佈起義。
等到黃巾之亂被平定，三國亂世的序幕也被徹底拉開了，常年的戰亂，使得瘟疫更上一層樓，魏晉南北朝佛道流行的原因，就在於此，在無邊的絕望中，人總要找些靈魂的寄託，宗教則是大部分民眾最容易接觸到的，所以新冠疫情一來，韓國的新天地邪教就作妖，其實也是有道理的。
實際上，瘟疫並不僅僅只是病而已。
威廉·H·麥克尼爾在《瘟疫與人》中寫道：“傳染病在歷史上出現的年代早於人類，未來也將會和人類天長地久共存，而且，它也一定會和從前一樣，是人類歷史中的一項基本參數以及決定因子。”
正因瘟疫對國家的巨大影響，古人很早就開始了對於瘟疫的治理，包括順應節氣、注意公共衛生、派遣醫生巡診及無償施藥、處理屍體等等。在人類的文明演進歷程中，瘟疫已經並非是一種時不時出現的現象，而是一種會深刻影響到文明演進的狀態，改變文明的形態、改變文化的形態，是“人類歷史中的一項基本參數以及決定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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