馮可慧 食通社KnowYourFood 2019-09-16
食通社說
“生態村運動”是在1970年代席捲世界的社運熱潮中的一支。自那時候起，各色的生態村從世界各地冒出枝芽，參與到以實際行動改造世界以及在公開場合積極表達社會訴求的隊伍中來。本文作者先後拜訪了美國和蘇格蘭的兩處生態村實踐，試圖在比對中辨明：生活在“生態村”及“生態村”本身，究竟意味著什麼。
兩處仙境，一個現實（上）
從愛丁堡一路向北，在三小時的車程後，我終於在下午一點到達了離“芬霍恩生態村”（Finhorn Eco Village）最近的弗里斯（Forres）火車站。雖然只是剛過午後，天色已經在慢慢暗下去。走出車站，雨還下了起來。這一切都在提醒我，這已是蘇格蘭日短夜長的冬天了。
〇冬日蘇格蘭午後一點的天光。
火車站離芬霍恩鎮還有30分鐘的大巴車程。在巴士站，一個60歲左右的老先生走過來問我：54號車走了沒？我說剛過去，他點了點頭，便也坐下來一起等車。他問我是不是要去芬霍恩。我說是。他笑了笑說，到這兒的外國人大多都是去那兒的。
他這句話牽引出了我記憶中的一個片段：三年前的夏天，我跑到美國亞利桑那州沙漠中部的“亞高山地”（Arcosanti )——那是生態社區的另一個實踐。在加油站等車的時候，一個美國小夥子也對我說了一模一樣的話：到這兒的外國人，大多都是去那兒的。
1
沙漠裡的生態城市實驗室：亞高山地
〇亞高山地位於亞利桑那州中部的沙漠中，其創始人是意大利建築師保羅·索萊裡（Paolo Soleri），此地於1970年開始建設。圖為通往亞高山地必經道路旁的路牌。
〇亞高山地的建築材料都是就地取材，並用一種具有低技術特性的“土鑄”辦法制成。當地人每日在不同的穹頂內工作，其居住地便位於穹頂四周延伸出去的空間，也就是穹頂的左右和背面。避免因工作產生的長距離通勤，是亞高山地對因城市擴張而生出的“市中心工作，市郊區生活”的當代生活模式的直接批判。圖片：紀錄短片《亞高山地》截圖
〇保羅·索萊裡希望亞高山地的建築能與周圍環境構成一定的關係，而不是處於完全密封的狀態。午飯前，居民們會聚集到穹頂下舉行社區會議，在這個開放空間中商量與各自生活密切相關的問題。圖片：紀錄短片《亞高山地》截圖
亞高山地的建築風格多是小型、緊密且重視公共空間的多功能性的。好比上圖中的穹頂，它不僅是個“會議室”，也同樣是舞臺，還是居民聚餐的落腳點。這樣的實踐與1970年同時期在美國大量興起的“別墅+車庫”類型的民宅有很大區分。這個核心理念源於保羅·索萊裡從法國哲學家德日進（Pierre Teihard de Chardin）論述中的襲承，即宇宙的發展會遵循一個“去物質化進程”的觀點。保羅·索萊裡認為，在這個“去物質化”進程中，“大規模的能源和空間”將會被“精神”替換，最終彙集到一顆抽象的“歐米伽之種”中。而建築的任務，就是要成為這個進程中人類社會和精神進化的鮮活容器，而不是隨著汽車的普及而大肆擴張開去。所以，在這個階段，對於保羅·索萊裡的實踐來說，建出一個符合“人的維度”（human scale）的，能承擔起的豐富多樣的人類活動的住所，才是最重要的事情。
各國的訪客，總是熱鬧的居民會議，穿著樸素的當地居民，節能且極具手工感的房屋設計——這一切都讓三年前站在沙漠陽光下的我驚奇，也埋下了讓我日後繼續關注生態村實踐的種子。我在亞高山地前後呆了小半年，和當地人一起生活，在廚房裡工作賺取自己的日常開銷，還順帶拍了一個紀錄片。我做的這一切都出於一個再簡單不過的好奇：這種與我的成長環境（城市）如此不同的居住地，到底是如何建設起來的？有著不同文化背景人們是如何匯聚到一起的？集體生活又是如何能夠成為現實的？
〇來參加工作坊的年輕人在學習保羅·索萊裡做水泥板的方法。亞高山地靠著製作精美的手工風鈴、陶瓷， 並出售給畫廊、餐廳和酒店維持著社區和工作坊的運營。
可惜的是，創始人保羅·索萊裡已於2013年去世，這些問題沒辦法通過與他溝通獲得答案，只能通過自己的觀察與探訪得知一二。年輕時，保羅繪製的草案都不太能被當時的地產商接受，因為他的作品不太符合當時的潮流：讓消費者獲得儘可能大的獨立空間。索萊裡熱衷於如何能夠最有效地利用空間，讓生態的觀念與建築並行。在他50歲的時候，他拿出畢生積蓄，在當時還是無人區的沙漠裡圈了一塊地，即便沒有資助，他也想要在那裡把他畫了這麼多年的稿圖付諸實踐。
〇在亞高山地檔案室，管理員在展示保羅·索萊裡最初有關亞高山地暢想的手稿。
70年代的美國深陷經濟停滯、環境汙染、政治動盪的泥潭，許多年輕人都不想輕易把自己的未來託付給政府安排或置於資本的控制中。在這樣的背景下，索萊裡在沙漠中的理想主義實踐一下就吸引來了建築系學生甚至全國的目光。在建設的頭幾年，就有200多個志願者無償參與到建設中去。這個沙漠中的未來之城，竟然還就真的這樣一點點靠人力蓋了起來，引來許多媒體的關注和報道。
〇報道標題：反對“都市災難”的戰役正在亞利桑那打響；先知者理念中的城市正在沙漠中崛起。圖片：亞高山地檔案。
〇報道標題：年輕的志願者正在動工。圖片：亞高山地檔案部。
〇志願者們正在沙漠中建設亞高山地的第一個建築：穹頂。也就是我們在最開始的圖片中居民們每天開會的地方。圖片：亞高山地檔案部。
2
停滯20年，居民怎麼看？
但是，當我2016年第一次來到亞高山地的時候，這裡的建設是停滯的。雖然這裡有40位常住居民，但已經有近20年沒有任何一個大型建設項目啟動了。最後一個關於“食物溫室”的建設項目也由於決策層的阻撓而叫停。原因是：沒有足夠的資金。保羅·索萊裡在世時便對各種資助方的資金來源特別審慎，除了接受個別個人資助者的捐贈外，他堅持通過售賣手工風鈴、舉辦教學性質的活動來維繫亞高山地的運營。在他去世後，居民們對於亞高山地是否應該接受外部資金的幫助有過許多激烈的討論。
今年72歲的琳達是最初參與到建設中來的年輕人之一，也是我在亞高山地最好的朋友。她如今還在這裡的製陶部工作，她的陶器是亞高山地為數不多的盈利項目之一，放在遊客中心售賣，也有來自高端餐廳和博物館的訂單。她如今已經不住在亞高山地的社區裡了。這幾年來，她每天往返於亞高山地和40分鐘車程以外的家之間，方便照顧生病的女兒。
剛來到亞高山地的時候，她才32歲，是個單親媽媽。沒有上過大學的她在社會上很難立足，也不喜歡朝九晚五的工作。一次偶然，她路過正在建設中的亞高山地，幾乎是不假思索地，她帶著女兒留了下來。當時這裡還沒有一座完成的建築，她就和來自世界各地的志願者一起在山腳下紮營地居住。參與到建設中的人有許多大學教授，在他們的幫助下，琳達系統研習了世界歷史和美國文學。“這個地方在我最困難的時候改變了我，所以現在，在她最困難的時候，我還是想要留下來。我不像別人，總有許多想法並熱衷表達。我能做到的，也就是做好手頭的事情。”
即便琳達常常跟我抱怨，每小時一次的遊客團會讓她感覺自己像個馬戲班裡的猴子一樣讓人觀看，但每次一旦有來訪參觀的人經過，她總會面帶微笑地給它們解釋：她做的陶瓷風鈴即便很小，但其實和亞高山地的穹頂是一樣的製作方法。因為她心裡知道，只有新人不斷加入，才能讓亞高山地繼續運轉下去。“索萊裡去世之後，我們所有人都在等待一個新的領導者。有的人等不及了，就走了，不願意在混亂中浪費生命。但我已經這麼老了，要是我不在這兒，我怎麼可能認識一個來自中國的女孩兒，還跟她成為朋友呢？” 這是屬於琳達的幽默。
〇經歷了近40年的建設，亞高山地距離索萊裡最初的夢想，還是很遠。
3
建築實驗室還是生活社區？
缺少資金、失去了有號召力的領導者、建築構想脫離於現實處境，這是亞高山地的現狀。但在我的觀察中，似乎還有一個問題更亟待解決。我發現到這裡來參加工作坊的年輕人，大多都是學建築領域的學生，或者已經是非常成熟的建築師。我在那的小半年裡，一撥撥人來了又走，關注的大多是如何能繼續推進亞高山地在建築理念方面的更新和實際建設項目的落成。無數的媒體視頻、新聞文章中對於亞高山地“城市實驗室”身份的一再渲染給了來這裡生活、學習的人一種幻覺式的存在感：我們來這兒是幹大事的，是要去討論出一個未來城市的模型。
但一個可持續的實踐，永遠要基於具體的生活本身。在這裡討論新的建築方案的學者，可能在這呆兩個月，至多半年。而把這裡當家的居民，則居住了短則5年長則40年的時間。這從根本上決定了他們所關注的社區問題是完全不同的。而在有限資金的限制下，顧得上客房床品的乾洗費，就顧不上修居民家裡的下水道；顧得上增加遊客體驗的基建建設，就顧不上社區廚房的新鮮蔬菜。這似乎從來都是個兩難的選擇。
〇熱衷於解決社區食物問題的居民們也曾在亞高山地舉辦過市集。圖片：亞高山地檔案部。
“食物溫室”之類的有益於提高生活質量的提案，只有少部分人在討論。而食物無法自給自足，影響了許多長期居民的生活。不去食堂吃飯的家庭，常常要驅車40分鐘，才能找到超市買菜。許多家庭在有了小孩之後，只能離開這裡到別處居住。我認識的一對曾經在此居住了二十多年的夫婦，也正是“食物溫室”項目的提議方，在和理事會協商無果後帶著他們的兩個兒子離開了亞高山地。而他們曾是建設這個地方的中堅力量，他們的大兒子也是第一個出生在亞高山地的孩子。
〇進行到一半的食物溫室大棚由於理事會的叫停而擱置在山坡上。
我在亞高山地的生活，起始於我對於“替代性社區”運行邏輯的好奇，終止於我認識到了對於生態社區而言，如何平衡長期、短期居民各自的利益，是一個十分難解的論題。在社區廚房工作的日子裡，我每天都要到冷庫挑選食材。來來回回都是那麼幾樣：番茄、土豆、洋蔥、花菜、豆子罐頭，難以想象每日以此為食的長期居民作何感想。送菜的大貨車每兩週來一次，把冷氣十足的庫房塞得滿咚咚的。而當我把番茄切開，看到果肉裡邊的亂糟糟的紋路時我就知道，這顆番茄其實根本沒什麼番茄的滋味。對於一個實驗性社區而言，其建築的形態和理念固然是重要的，但若因此忽略了在其中軟性生活的部分，那麼所謂的“可持續”生態建築，持續的也就僅是建築本身了。
4
生態村運動能連接未來嗎？
完成《亞高山地》紀錄片之後，我對“生態村”、“生態建築”、“可持續實踐”等詞彙產生了疑問。以亞高山地為例，建設者為了讓人擁有更多的自然空間，把居住點定在峭壁上，但從居民們日常生活中，卻很少發現居民們去親近自然、灌溉的土地的行為。
瑟瑟地躺在冬日的臥房中，這個沒有實現保羅·索萊裡理論中本應當“通過溫室氣體供暖”的斗室內，我開始思考亞高山地實踐中欠妥的邏輯。這和如今市面上打著環保的旗幟，實質是鼓勵買家去消費新一輪產品的企業有什麼區別呢？從不同角度出發的行為體，所關心的部分似乎一直都是自己領域內當盡卻未盡的雄心。“可持續”、“環保”和“個人主義”、“獨立空間”一樣，似乎都變成了一張張可以隨時被更換的牌匾。然而，從特定學科出發的實踐，應當在哪個階段與更宏觀的討論匯聚？是否需要這種匯聚？處於實踐中的個體，又應當在哪個時刻開始有意識地界定自己的位置呢？
在亞高山地的公共閱覽室，我發現了一本書：《連接未來》（Linking the Future）。裡面介紹了在70年代掀起的生態村運動中的三個中堅力量，它們分別是美國的亞高山地，印度的太陽村（Auraville），和蘇格蘭的芬霍恩生態村(Findhorn)。在80年代中期，生態村正實踐得火熱，這三個村莊間常常進行村民的交換項目，讓各自駐地的管理者到“鄰村”學習、交流。我心想，也許我需要將亞高山地的個例，放在一個更廣闊的實踐空間中考察。
雖說這三個項目都貼著“生態村”、“實驗性社區”、“替代性居住方式”的標籤，但它們的建設起點是完全不同的。我曾生活過的亞高山地，如前文介紹，發端於對生態建築的實踐；印度的太陽村，則是基於文化、環境可持續的社區營造的實驗；而蘇格蘭芬霍恩生態村的出發點相比起來顯得有些不起眼：它始發於一群愛種菜的人們，想在一起用樸門農法種出自給自足的食物。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越來越多的人加入，這裡才進而壯大成了一個村落。
〇芬霍恩生態村從最初的好友結伴到社區性地共同參與。圖片：網絡。
機緣巧合，我來到了蘇格蘭唸書，心裡總感覺應該去芬霍恩生態村看看。但直到畢業前夕，我才踏上旅程。在芬霍恩的匆匆三日，也許連管中窺豹也談不上，但所見所聞，又似乎在處處回應我去亞高山地前的好奇，和紀錄片完成後的疑問。
下期預告
生態村運動中的另一個實踐支流，蘇格蘭芬霍恩生態村，在半個世紀後是什麼樣的形態呢？與亞高山地的發展又有著什麼樣的呼應關係？敬請期待本文的下篇。
閱讀更多 農本自然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