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個月從200到2萬,土耳其也守不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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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

半個月從200到2萬,土耳其也守不住了

就在土耳其宣佈了第一例新冠確診病例時,我隱隱約約感覺到對門的鄰居也生病了。

鄰居是一對跨國小情侶:巴西男模和他的土耳其女友。平時他們一直玩高分貝音響,一夜之間突然安靜了,但隔著牆壁能聽到他們的咳嗽聲。

正逢冬春交接,感冒的人多,起初我沒有太在意,直到他們大吵了一架。模糊聽到女孩說“我不想死”,男孩一邊咳嗽一邊說“我已經接觸了很多人”,我才感覺大事不妙,馬上聯繫物業經理,問他可否派人來消毒樓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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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7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一隻貓走過已經停止營業的星巴克咖啡店

物業經理說了一番安撫我的話,大意是土耳其目前僅有幾例病例,不必太過擔心云云。

我當然明白他的弦外之音——不會專門派人來消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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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免疫力的自信

在土耳其宣佈第一例新冠確診病例前夕,儘管離伊朗和意大利的疫情暴發已有近20天,土耳其境內還是很平靜。身邊的土耳其朋友會好奇地問我中國的疫情情況,但是中國畢竟離得太遠了,除了表達慰問,他們並無過多的戒備之心。

談起意大利的情況,他們似乎更能感同身受,心疼意大利的同時,也驚訝於意大利採取的嚴厲防疫措施。

最後,他們放眼土耳其,很自豪,“我們就是一個病例也沒有”。

那個時候,身邊的朋友多數覺得這是流感,謹慎者叫它“嚴重的流感”。大家更多地把它看作一個新聞事件,它出現在電視和手機裡,並沒有影響到自己的日常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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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土耳其安卡拉,營業員在一家市場整理待售的食品

女性朋友較為關注疫情的發展,甚至“大義滅親”。

我的土耳其女性朋友是前土耳其航空的空姐,她聽到機組人員間流傳一個近期發生的故事:從法國里昂到伊斯坦布爾的航班上,有一名法國男子出現疑似症狀,他什麼也沒說,然而他的妻子舉報了他,導致全機組人員被隔離。

另外,有在德國的朋友抱怨說,他的女友不願意見他,原因是他在德國疫情期間照舊天天外出。

可見,在疫情蔓延的前期,確實存在著男女性對疫情重視程度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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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受新冠疫情影響,藍色清真寺遊客稀少

當時還出現了一些討論土耳其人為何能把病毒擋在國門之外的博文,有作者認為土耳其人愛衛生、勤洗手,家家戶戶都備有含80%酒精的古龍水。

也有媒體說,土耳其人天生免疫力高。

我個人對土耳其的情況是比較擔憂的。土耳其航空在促進土耳其和世界各國交通便利的同時,也增大了和疫區(如伊朗、歐洲其他國家)人員流動的風險。

伊斯坦布爾既是重要的交通樞紐,又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城市之一,尤其在我居住的歐洲區市中心,不分晝夜,車水馬龍。

自從鄰國伊朗疫情暴發後,我一個月裡幾乎閉門不出,唯一一次出門見朋友,看到當時伊斯坦布爾市中心人頭攢動、餐廳滿座。

土耳其女性朋友說,比起新冠肺炎,大地震更讓人害怕。中國閨蜜說,年輕人,得了也會好起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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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米距離的尷尬

接下來的故事情節,開始大幅度轉彎。

自從土耳其第一例新冠病例公佈後,每日確診人數直線上升,國家循序漸進地公佈了一系列的措施。

學校放假,體育賽事不對公眾開放,公職人員未經審批不得出國,暫停與歐洲9國的航班……我男友在德國,本來3月排滿了在歐洲各地表演檔期的他,因為疫情暴發,表演計劃逐一被取消。

考慮到接下來歐洲可能會陸續封國,男友將來伊斯坦布爾的計劃提前,匆匆買了幾天後柏林-倫敦-伊斯坦布爾的機票,沒想到臨飛前一天,土耳其將英國也列入禁飛國家,航班取消。他終究還是晚了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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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4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大巴扎的商店關上了店門停止營業

儘管確診人數加速上升,我偶爾出門買菜時,外面的花花世界依然熱鬧,左躲右閃才能和別人相隔一米距離。

政府已經下令關閉美髮美容院一週了,我家附近的美髮店依然開著。當政府下令禁止65歲以上的老人出門時,我很擔心附近老伯伯的有機肉店會被迫關閉。

他滿頭銀絲,怎麼看也不像65歲以下。孰料,肉店正常營業,只是老爺子旁邊的桌上多了一瓶消毒液。老爺子也還如往常一樣熱情地和我嘮嗑,毫無戒心。掛在牆角的小電視,正播著新冠疫情的新聞。

我去超市買菜,熱情的超市小哥突然一頭湊過來,要幫忙挑馬鈴薯。我尷尬地跳開,艱難地維持相隔一米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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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警察勸離海邊散步的市民

疫情加重後,我開始嘗試網上購買蔬菜,起初想在口碑很好的瑞士連鎖超市Migros網購,可能是附近的超市太多,我所在的區域不派送。

之後,我向朋友打聽了新的購物軟件Getir,上面的蔬菜水果雖然選擇不多,但總體體驗還是不錯的:送貨極快,下單後半小時送達,而且放在家門口便離開,實現無接觸派送。

疫情期間,一些快遞公司已經改為快速電子簽收,快遞員戴著口罩並保持2米距離。另外一些快遞公司還保持著要填身份證號和簽字的傳統習慣,在家門口磨磨蹭蹭好幾分鐘,讓人提心吊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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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市民佩戴口罩出行

此時的工作,也遇到了一系列的新挑戰。和我們合作的歐洲公司,多數採取居家辦公或輪班制;居家辦公的效率明顯比上班時差了,並且狀況不斷:電話不接,郵件回覆大幅延遲;貨運港口出錯,導致貨物沒按計劃裝上船;重新訂艙位,卻發現新訂的船去的不是同一個目的地。

朋友解釋,對於歐洲小市民來說,居家辦公就是放小假;朋友發來一個歐洲人居家辦公的視頻:主人公不是被孩子打鬧襲擊,就是自己躲在角落喝啤酒,著實無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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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到的疫情,看不到的數據

疫情暴發以來,土耳其政府圍繞伊斯坦布爾是否要封城,尚未有明確的定論。反對的聲音是擔心造成高失業率,怕對本來在去年就動盪不已的經濟造成嚴重打擊。

土耳其當初公佈第一例確診病例後,貨幣里拉立馬貶值。所以,總統埃爾多安在非常時期出臺了經濟刺激計劃。

最初,政府說土耳其境內沒有一例新冠病例時,我和朋友們已從其他渠道知道了不少土耳其輸出的病例了。然而在確診病例近1萬時,土耳其政府也未公佈確診病人分佈的城市。

換言之,生活在土耳其的我們並不知道每個城市的確診人數,也並不知道身邊是否會有潛在的感染風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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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30日,土耳其伊斯坦布爾,工作人員給街道消毒

在土耳其聲望很高的加拉塔薩雷足球俱樂部的教練確診後,他的兩個女兒在社交媒體發文,說父親在確診前曾建議取消球賽,卻不被採納。

面對來勢洶洶的新病毒,人們對它的認知顯得很被動。在不被重視的很長一段時間裡,土耳其的疫情發展神速,3月19日還不到200例,半個月後就變成了2萬例,增速可謂同期全球最快,且穩居亞洲第三大疫情國。

日前,土耳其衛生部長表示,疫情已蔓延至土耳其全部81個省,60%的病例出現在伊斯坦布爾。

由於當初指定的定點醫院已經爆滿,政府不得不將有治療傳染病能力的私人醫院也納入定點醫院。政府亦計劃在伊斯坦布爾建起方艙醫院,初步計劃增加約3700個床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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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2日,土耳其安卡拉,醫護人員在市中心的“衛生艙”為市民做檢查

我想起世衛組織人員曾在一次公開演講中所說的,“高度的全球化程度,人類和自然的不協調發展,給了新冠疾病發展成大流行病的機會”。

自己從疫情初期給武漢捐款,到在疫情全球擴散後給欠發達國家捐贈防護物資,除了盡己薄力共度難關的願望外,內心更是有擺脫不去的、對人類過度開發自然的贖罪感。

鄰居的小情侶已從咳嗽中康復。疫情終會過去,在為生命祈福的同時,我也寄望於度過難關者在人與自然關係的問題上,會有更深刻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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