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藍海銀行董事長 陳彥
從武漢抗擊疫情開始，到中國內陸自生的(扣除輸入的)病例零增長，累計病例 82079 例。中國用了僅僅一個多月時間，成功遏制了病情的蔓延。
值得注意的是，截止 4 月 3 日，全球感染者已達百萬，第一個十萬用了 2 個多月時間，第二個十萬用了 11 天時間，第三個十萬僅用了 4 天......
何時結束?特效藥在哪裡?疫苗在哪裡?現在疫情蔓延的同時，全球經濟呈現出快速惡化的態勢:
全球股市一季度下跌 21%，創下自 2008 年四季度以來的最大跌幅。美國道瓊斯指數較年初已下跌 20%，且 10 天熔斷 4 次，這是自1929年“大蕭條”以來前所未有的。
中國統計局數據顯示，2月份城鎮調查失業率為 6.2%，比 2019 年全年平均失業率(3.62%)激增 71%；美國公佈的數據顯示，3 月 28 日當週首次失業救濟申請人數 664.8 萬人，相比上月的 328 萬人 翻番並再創新高。過去兩週首次申請失業救濟人數已達 1000 萬，美國疫情在 4 月還將持續一段時期，美國勞動力市場可能繼續承壓，失業申請可能繼續以較高速度增長。整體看，最高峰時期，失業率可能上行至 15%甚至更高。二戰以來失業率最高點為 1982 年 11 月的 10.8%。失業也代表著個人貸款違約的增加，美經濟學家估計，如果疫情延續到今夏，那麼美國房貸家庭違約率可能會提升到 30%。
2020 年 2 月份中國製造業 PMI 指數 35.7，隨後的復工復產政策逐步推進，使得 3 月份 PMI 指數升至 52；美國 3 月製造業 PMI 指數 48.5，創 2009 年 8 月以來新低；歐元區 3 月製造業 PMI 由 2 月一年高點 49.2 大幅降至 44.5，連續 15 個月低於枯榮線，創下 7 年半新低。
在疫情和經濟下行雙重重壓下，中國和美國，包括一些歐洲國家採取了截然不同的策略方向和對沖手段:
中國:側重行政手段為主，實施限制出行、強勢避免人傳人的系列舉措，包括封城、居家隔離、延遲復工復學、隔離密切接觸人群等阻斷傳染源擴散和輸入；隨後又採取了精準落實復工復產各項舉措， 採取更積極的財政政策，包括新基建、穩就業等措施。
隨後，中國的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也將雙管齊下。
美歐:側重經濟手段為主，對民眾施以道義上的提醒和幫助;隨後密集出臺各項貨幣政策，包括降息至 0、7000 億鉅額量化寬鬆等; 出臺更激進的財政政策，規模高達 2.2 萬億美元。
很顯然，中國是以疫情為主先治病、控疫後幫助經濟恢復生產，而美國則是以經濟刺激為主，疫情防控次之。
是什麼造成不同國家應對策略差異。
我認為很大程度上是制度的不同，導致中美做出優先級輕重順序的差異。
美歐在採取強力隔離、暫停聚集性活動等措施方面不如中國。導致海外防疫過程更加漫長，代價也將更大。
無論從理論和實踐上看，中國方式是最優的，這種比較成果顯而易見。但是，中國強行富有奇效的措施歐美做不到。
顯然，特朗普的決策順序是以他的總統位置為第一，面對疫情的開始他更關心經濟，因為這代表了選民的利益，甚至背後利益集團的利益，最終決定著選票的多少。
這種思維順序，使美國失去了防治疫情的最關鍵窗口期。
目前美國民眾儲蓄率低至 7.2%，十多年來美國民眾靠股票升值為自己帶來財富，由此民眾比較擁護政府，這也是美國的執政之本。
但本次美股暴跌導致很多企業和民眾破產，他必須要啟動量化寬鬆、積極財政舉措來拯救這些企業和民眾，以平抑民眾負面情緒，增加流動性，防止經濟快速下滑。
美國解決宏觀經濟問題，無非通過兩個部門：美聯儲和財政部。美聯儲 3 月 3 日降息 50 個基點至 1.00%-1.25%;
3 月 16 日再次緊急降息 100 點至零利率附近，同時美聯儲還表示將增加債券持有規模 7000 億美元;
3 月 26 日 G20 峰會發表聲明，不惜一切代價應對疫情衝擊，啟動 5
萬億美元經濟計劃;增加對疫苗和藥品研發資金的投入力度等舉措;
3 月 27 日美聯儲採取無限量寬鬆+美國 2.2 萬億美元巨量刺激，為穩定市場，其中包括購買無限量的政府債券和投資級公司債券。
美聯儲被迫切換至“漫天撒錢模式”，但堪憂的是，資產負債表可能“爆表”。
美聯儲實際上已從銀行的最後貸款人轉變為最後的商業銀行，為整個經濟兜底。
目前美聯儲已啟動無限量化寬鬆政策，美聯儲的“印鈔機模式”已全面開啟，目前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已達到 5.3 億美元，過去兩週增加了1.2 萬億美元，約為美國 GDP 的 5.6%。以目前每週 6250 億美元的速度實施量化寬鬆，到 6 月份美聯儲的資產負債表將達到 10 萬 億美元，略低於美國 GDP 的 50%。即使假設美聯儲放鬆油門，其資產負債表到 6 月份也幾乎肯定會達到 7 萬億美元。
QE：法理上是說的通的，即財政發國債，美聯儲印錢買，再由各 國包括金融機構、公司甚至個人買。體現為負債。
美債槓桿越來越大，繼續演繹發新還舊劇情。目前美債規模 23 萬億，目前接連“熔斷”就讓美股蒸發了 15 萬億，這次美國國會剛通過的抗疫國債也超過 2 萬億。
這裡出現新問題，槓桿這麼高，發這麼多，為什麼中國及各國要買。我們來分析下原因:
一是國家形成鉅額外匯儲備。中國是世界最大工業國，向全球供應工業品，必然流入鉅額美元;
二是外儲形成是結售資金。為了維護主權貨幣風險，流入中國的美元是不能流通的，需要兌換成人民幣進行流通，這就導致央行持有鉅額美元儲備;
三是外匯儲備投資的侷限性。美元是世界貨幣，美債通過借新還舊維繫債券的良好信用，這就使得中國的央行只能是買點美債，美債儘管收益率不高，但是也比躺在央行賬戶上掛著強，相當於“用沒有收益的收據來換點有收益的收據”。
美國系列寬鬆政策會帶來什麼後果?
任何經濟潰敗都伴有流動性不足，巨量的貨幣寬鬆可以延緩經濟危機的發展速度，延續股市的階段性上漲，平抑國內民眾情緒。
但是很顯然，疫情問題不能很快解決，無論多少貨幣是不能從根本上阻止美國經濟的衰退，造成世界性通脹，因為多年積聚高槓杆，一環節停擺會造成流動性短缺，似核力量踩踏效應，不一定都能解決。
儘管有無限量 QE，美元荒仍在加劇。據美經濟學家估計，到今年 12 月，全球美元短缺規模可能會從 3 月的 13 萬億美元上升至 20萬億美元。
那麼以美國為龍頭經濟衰退對中國經濟是如何傳導的。
疫情全球大流行和金融危機，將通過貿易、外需、產業鏈、資本流動、金融市場、疫情輸入、外匯、房地產等途徑向中國傳導。
中國已深度融入全球經濟，難以獨善其身。
從貿易和外需方面傳導過來，直接促使我國出口下滑。疫情直接衝擊海外經濟增長和消費意願;金融市場劇烈波動導致居民財富大幅 縮水，消費、投資、進口需求均受衝擊;隨著海外疫情持續蔓延，外需收縮不利於出口企業。
從產業鏈方面，會導致下游需求減少，上游減產或斷供。產業鏈 衝擊將通過供需兩端影響中國:外需減弱導致國外零售下降，中國生產的零部件、加工品出口等受拖累;海外產業鏈上其他國家斷供或減產，衝擊下游產業。
從金融市場方面，可能的場景有兩個方面。一方面有可能會出現外資抽逃、資本流出、情緒傳染局面。美股下跌，海外投資機構流動性緊張，拋售資產，資金迴流美國，引發全球金融市場調整。3 月中旬以來，美股持續下跌，四次熔斷，海外投資機構面臨流動性壓力，快速拋售股票債券，資金持續迴流美國。
A 股短期面臨流動性壓力，中期警惕基本面衝擊。短期來看，海外資金流出施壓 A 股;中期來看，海外疫情衝擊加劇國內經濟下行壓力，企業經營受損，警惕基本面風險。
中資美元債收益率上升，信用利差拉大，國內企業償債壓力上升、海外融資難度加大，加劇現金流壓力。
從另一方面看，也不排除氾濫的貨幣在美國因為利率為零，資產收益價格大幅降低，同時經濟波動加劇，從而擁入中國尋求套利機會。
顯然，兩種場景均不利於國內金融的穩定，加大宏觀調控的難度。
此外，中國正面臨境外疫情輸入風險，防疫戰線拉長。
部分外國政府重視不足、措施不力、動員能力不強，未來海外疫情發展不確定性大。
從交叉傳染角度分析，會衝擊我國匯率和房地產市場，
貿易和外需、產業鏈、金融市場、疫情外部輸入等渠道還可能出現交叉傳染，相互強化，或者共同作用，擴大沖擊範圍。
人民幣匯率可能受到衝擊。出口減少、外資抽逃、美元指數上升等都會衝擊人民幣匯率。
房地產是週期之母，一旦觸發房地產市場風險則牽一髮而動全身。
目前主流經濟觀念都認為，美國經濟的衰退已成為必然。
形成危機的表現形式：1.股市暴跌；2.大批企業破產、倒閉；3. 債市大量違約金融衍生品市場及基金的大量贖回。
目前看高槓杆造成的危機形成基礎已然存在，至於危機爆發時間則取決於當局者的應對措施，和對疫情的應對能力，但是所有應對措施都是有成本的，美國政策制定者會受到桌面上和桌面下的利害權衡，包括施政目標、個人施政等多因素影響。所以我們對信息的不完整化是無法預計出最終的結果。
而目前已形成的共識是，全球經濟將全面步入衰退期。
從國家層面來看，經濟處於低迷時期，不宜再收槓桿了，而應採取刺激經濟、財政減稅之策，央行引導 LPR 利率下浮、擴大再貸款、降準等系列政策鼓勵生產。
銀行進一步擴大消費貸規模，引導消費升級，迅速恢復有效消費， 使經濟恢復良性循環體系。
對槓桿高行業重新做結構調整和風險重估，尤其是金融機構。
目前，在國家強力控制疫情的同時，我們看到國家也採取了系列財政、貨幣政策，對沖經濟下行的衝擊。
從理論上說，GDP 連續兩個季度負增長、股市債市大幅下滑、失業人數大量增加就會被認定為經濟危機到來。顯然，美國似乎現階段已符合該特徵了。
既然是經濟危機，我們也希望不要演變到金融危機，因為金融機構的流動性危機會有核踩踏效應，危害更大，對經濟破壞力也更持久。
作為我國的政策，目前經濟最大困難是超國界的，比如供應鏈斷裂問題、高科技產品封鎖問題、因生產要素不完整復工但不能復產問題、輸入疫情拖拉導致服務業無交易行為問題......
這些問題單靠一國之力無法解決，我們能做的就是在困難之際，用一些我們獨自能實施的政策，用時間換空間，迎來最終的黎明。
穩金融。金融是經濟命脈，金融不出問題，經濟上的問題好辦的多。金融風險的核心問題是流動性問題，流動性核心問題是不良資產問題。
而銀行中資產的大頭是房地產，房地產出問題會讓金融崩潰。
所以，在國家產能升級還沒達到一定數量級之前，解決好房地產問題，既關乎到 GDP 增長乃至就業穩定程度問題，還關乎到金融資產房地產存量的優劣，適時放鬆限購能解決很多問題。
拉動消費，刺激內需。
疫情導致進出口下滑是不可逆的，所以拉動消費、刺激內需成為重中之重，而消費大頭是房和車，其他消費是補充，但不是立竿見影的內容。深化消費升級的同時，通過補貼、低息貸款等刺激消費能力 提升。
全力盤活中小微企業。
中小微企業是經濟中最活躍的經濟實體，對此國家下了大力氣幫助中小微企業發展。
方向是正確的，但一些措施不十分對路，比如強行要求銀行對中小微企業貸款。
我們認為，銀行是企業。銀行有自己本能的訴求，就是貸款要能收回，還要有利潤。
現實情況是中小微企業貸款風險比大企業尤其國企大得多，從而造成國家的行政命令執行效果並不好。
正確做法是國家對銀行應予以中小微企業貸款風險補償機制、利息的補貼等經濟手段幫助中小微企業發展。
可以斷言，在 2020 年裡，疫情及石油價格的對抗暴跌等因素疊加作用，中國乃至世界一定是個風雨交加的艱難年。
但是，疫情一定會過去，石油經濟對抗不符合多數經濟體利益，註定長不了。
從此次疫情我國政府出色的控制能力，我們有理由相信中國政府會不畏風雨，帶領全國人民智慧前行，擺脫疫情及經濟危機的風險， 走上一條健康發展大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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