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8年，美國密蘇里州聖路易斯市，紅十字會工作人員正處理西班牙流感受害者。
新冠狀病毒已經對美國和世界經濟造成巨大沖擊。這種衝擊最初體現在供應鏈中斷和出行受限上，而現在，影響迅速蔓延，人們開始自發或應政府要求進行“社交隔離”，學校等公共場所關閉，大家留在家中。各行各業都停工歇業。按德國安聯保險公司(Allianz)顧問穆罕默德·艾爾-埃利安(Mohamed El-Erian)的說法，“全球經濟突然停擺”。
至於此次衝擊的規模和性質，歷史上沒有明確的先例。有些經濟學家認為，美國未來一個季度的產值將比2008年至2009年經濟衰退最嚴重的那個季度降幅更大。然而以往的大規模流行病、災難和危機事件還是能給我們提供一些線索，讓我們瞭解將來可能發生什麼、決策者如何使局面好轉或惡化、以及可能產生的長期後果等。
我們從中總結了幾個主要的經驗教訓：
首先，政府和公眾永遠得在經濟穩定與公共衛生安全之間權衡利弊。他們越重視健康和安全，短期內要付出的經濟代價就越大，反之亦然。
其次，災難發生之初，決策者要面對巨大的不確定性。他們最初的反應往往是畏手畏腳或偏離目標的，而且往往由於存在政治分歧，政府沒有及時採取更徹底的行動。
“我們領悟到：必須做到速度優先、分階段思考問題以及保持信息透明度，至於這樣做的成本，放到以後再考慮。”蒂姆·亞當斯說道。在“9·11事件”和卡特里娜颶風(Hurricane Katrina)期間，亞當斯任職於美國財政部，現在擔任國際金融研究所(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Finance)所長。他說：“如果你行動遲緩，想制訂出完美的應對措施，就會失去寶貴的時間，而且不管你的應對措施多麼完美，總會有所遺漏。”
第三，災害往往會永久性地改變人們的習慣，而受影響最嚴重的行業和地區可能需要多年時間才能恢復。卡特里娜颶風過後，新奧爾良的人口下降了一半，雖然後來人口數量穩步回升， 但至今還沒有恢復到颶風前的水平。不過，就整個社會而言，創傷的癒合速度非常快。人類具有極強的適應能力。
第四，
雖然冠狀病毒不是流感病毒，但新冠疫情與20世紀的大規模流感相類似，因為它具有高度傳染性和相對高的致命性。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致死率最高，導致全球至少5億人被感染（佔當時地球人口的四分之一以上），死亡人數至少達到5,000萬；而根據美國疾病控制與預防中心(Centers for Disease Control and Prevention)的數據，其中美國死亡人數達67.5萬人。
然而令人驚訝的是，西班牙流感只對美國經濟造成了輕微的影響。美國國家經濟研究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表示，美國的經濟衰退始於1918年8月，並持續到1919年3月。流感可能不是導致經濟衰退的原因。2006年，史蒂夫·詹姆斯(Steve James)和蒂姆·薩金特(Tim Sargent)為加拿大財政部寫了一篇論文，論證西班牙流感對國際貿易、零售、鐵路客運和股價幾乎毫無影響。他們發現，流感疫情對美國工業生產有一定影響，工業產量在1918年10月和11月急劇下降，但部分原因在於當時第一次世界大戰臨近結束，軍工生產亦隨之下降。他們認為，西班牙流感只導致美國的年度工業產值下降了0.5%。
這可能有幾個原因。 首先與現在相比，那時候需要密切社交接觸的工作種類要少得多。按詹姆斯和薩金特的說法，當時從事農業、漁業和林業的人口占美國職業人口的16%；而到2004年比例下降至0.3%。當時的工人幾乎沒有病假亦沒有失業保險。因此，一旦生病或因其他原因沒法工作，工人就沒有了生活來源。
其次，當時很多政府都專注於戰事，不像現在這樣重視遏制疫情；而聯邦政府在抗擊傳染病方面幾乎沒有起到什麼作用。約翰·巴里(John Barry)在《大流感：人類歷史上最致命的流行病》(The Great Influenza: The Story of the Deadliest Pandemic in History)一書中寫道，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從未公開提及過西班牙流感；芝加哥的公共衛生專員甚至拒絕關閉企業，巴里引用他的話說：“我們的職責是讓人民遠離恐懼。憂慮比流行病更能奪人性命。”
根據理查德·哈切特(Richard J. Hatchett)、卡特·邁切爾(Carter E. Mecher)和馬克·利普西奇(Marc Lipsitch)在2007年所做的一項研究，凡持這種態度的城市，其民眾的死亡率高於其他城市。疫情爆發16天后，費城才開始限制社交聚會，甚至還允許一個遊行照常進行。聖路易斯市則在疫情爆發兩天後就採取了限制措施。在疾病高峰期，費城的日死亡率比聖路易斯市高出五倍甚至更多。這裡的經驗教訓是：美國人越願意承受短期經濟損失，就能挽救越多生命。
閱讀更多 世界那點資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