切莫以為有那幾行懸鈴木，上海這城市就是羅曼蒂克的了，這裡面都是硬功夫，一磚一瓦堆砌起來。你使勁地嗅嗅這風，便可嗅出風裡瀝青味，還有海水的鹹味和溼味，別看它拂你的臉時，很柔媚。”王安憶曾在文章中如此談論上海。由城市性格論及上海女性，她認為：“在那水泥狹縫般的樓底街道上蠕動的、如蟻的人生，你要他們有什麼樣的詩情？這裡的女性必是有些男子氣的，男人也不完全把她們當女人。奮鬥的任務是一樣的，都是要在那密密匝匝的屋頂下擠出立足之地。”
因此，“上海的女性心裡很有股子硬勁的，否則就對付不了這城市的人和事……她們的硬不一定是硬在‘攻’字上，而是在‘守’。你沒見過比她們更會受委屈的了，不過不是逆來順受的那種，而是付代價，權衡過得失的。你決不能將她們的眼淚視作軟弱，就是這道理。”
王安憶小說《長恨歌》的女主人公王琦瑤，便是一位以“守”應對時代流變的上海女性，骨子裡自有處世的準則，旁人為她著想的建議，說服不了她的人，更難以左右她的心。她固守的那份舊時風韻，很多人不解或不屑，但也贏得一些人的尊重。可惜，她的人生最終敗在“攻”上。
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不久前在國家大劇院演出根據同名小說改編的話劇《長恨歌》，一幢老公寓在舞臺上的消失與復現，再現三個迥異的年代，講述王琦瑤搖曳最終偏於一端的生命軌跡。比起原著，該劇情節雖然大幅刪減，卻足以引人入夢留下嘆息。臺上歸於沉寂的風景，某種程度上映出臺下許多看客高開低走的人生。“王琦瑤是典型的上海弄堂的女兒……每間偏廂房或者亭子間裡，幾乎都坐著一個王琦瑤。”王安憶筆下王琦瑤的故事，屬於一個人，更代表很多人。比起那些王琦瑤們，作家展開書寫的對象無疑是幸運的：十五六歲的年紀去過電影片場、試過鏡、上了雜誌成為“滬上淑媛”，又陰差陽錯當選為上海小姐第三名。但這與張愛玲說的“成名要趁早”無關，更像是被安迪·沃霍爾所謂“15分鐘名人光環”籠罩了一下。芸芸眾生中成為頭名難度極大，可是第三名則近得多。
她的走運因此跟大眾更加接近，許多人的高光時刻，不正是年輕時的某次定格嗎？從此，是一路下行。
這種並非獨有的屬性，讓王琦瑤們與張愛玲塑造的曹七巧、白流蘇、葛薇龍等將謀生放在首位的女性相比，少了一份工於心計，多出一些願意與生活共舞的決心，哪怕生活波折不斷，仍然希望先去謀愛，再用這愛將生活溫暖。普通人家，誰不是這麼過日子？
區別背後，則是兩位海派作家身處年代的差異。張愛玲文字中的亂世，佳人們無法再把上海當作安全的活動背板，只能隨著遷移的人群趕往別處，想著有朝一日終會回來，卻往往只能錯把異鄉當故鄉，生存成為第一需求並不難理解。王安憶作為“69屆初中生”，讓她書中的人物與她一樣，因為時代原因短暫離開過上海，但上海作為大舞臺的逐漸穩固繁華，為離開的人回來提供越來越多的可能性。
王琦瑤VS白流蘇
小說《長恨歌》第一部分，王琦瑤在兵荒馬亂年月的美麗與哀愁，體現的正是王安憶對於時代不同於張愛玲的著墨。張愛玲小說裡，儘管有人在街道被封之後惦記著要準點回家做飯，帶出一副日子與戰亂無關的態度，但時局變換滲透於字裡行間。王琦瑤風風光光從少女轉化為少婦的上世紀40年代，風雲際會只是虛化的背景。上世紀60年代及80年代的社會變化，她同樣希望能夠拒之門外。
關起門來，王琦瑤也許守不住愛情，但能守住心中的執念。而她不去主動出擊，是因早早看透了人生的面子和裡子：“人的條件都是有定數，倘若定數只能面也湊合，裡也湊合，還不如丟下一邊，要一個滿滿的半邊，也是不圓滿的圓滿。”正因清楚取捨，她才活得明白，敢於承擔“不圓滿的圓滿”帶來的一切後果，不會讓人生字典裡出現“後悔”及“回頭是岸”。
她與李主任的短促愛情，起始當然有追求物質的虛榮成分。不過隨著兩人關係的確認，即便少了一紙婚書，李主任又音訊全無，她也不去接受母親與親朋及時“止損”的建議，沒打算要仗著手裡還有青春牌伺機翻身——她當然清楚引領她邁向光環的程先生還在原地等著，但從沒想過要把他當作備胎。鄔橋少年阿二羞澀表達的愛意，她深知只是一段少年情，以玩笑口吻一邊善待一邊拒絕。家中庶出的康明遜懦懦弱弱不敢為愛的代價埋單，她先是想拿薩沙當替死鬼把孩子打掉，又決定生下獨自撫養。
也是由於甘於寂寞，王琦瑤身上得以長存一份民國年間的風華，會褪色但不至於變調。這令有舊時代摩登做派的程先生，1960年代與她再度重逢時依然願意盡心盡力陪伴，也讓人不老心老的“老克臘”1980年代見到她後睜大了雙眼。但她與程先生未圓的遺民舊夢，在新時代並不能找到繼續做下去的空間，兩人默默相守還有重溫旖旎的可能，她心裡發起的微弱攻勢由他說破，意味著彼此走到散的時刻。她與“老克臘”相差40歲的老少戀，更是受到命運捉弄，“老克臘”身體裡再駐著一顆老靈魂，終究是個時代新人，她的猛烈進攻猶如烈風，吹得他顯出原形。
但與母親、女兒相比，王琦瑤的人生無疑又被不斷更迭的時代賦予傳奇性。要面子的母親斥責她，“自己要往低處走，別人就怎麼扶也扶不起了”，長相平凡的女兒嫉妒她，因為自己生長的年代，已經沒有培植女性風韻與情味的土壤。
南戲北上VS北戲南下
上話版《長恨歌》，拿掉了表現上海弄堂女兒們身上的共性，砍去王琦瑤女兒的相關支線，三言兩語交代完王琦瑤的少女時期，徐徐展開的是一位上海女性的命運悲歌。阿二之外她生命中5個男人在臺上的逐一亮相，似乎勾勒出“被嫌棄的王琦瑤的一生”，但仔細咂摸，她與5位男性的每一次交鋒，都是對王安憶文字的提純再現。時代讓男人們“走進”她又離開她，可是始終沒有打破她內在的步調。她當然心知肚明沒有誰能夠脫離時代，但就像總捨不得使用李主任留下的那盒金條，不到萬不得已，她不會跳上呼嘯向前的列車——事實上，她一直在舊光景裡的電車上晃盪。
王琦瑤的這份心事，上話版《長恨歌》給予充分尊重。上世紀40年代的舞美主體“愛麗絲公寓”，到了60年代被隱在暗處，但那盞客廳裡的大吊燈，卻在舞臺右側黑黢黢的空間顯現，與左側被王琦瑤改造為護士打針點的住所形成視覺上的鮮明對比，看似虛擲了舞臺空間，實則彰顯王琦瑤守在心底的綺夢的分量。
黑暗中的一盞燈，也似中國傳統藝術中的留白手法，以悠揚韻味道出王琦瑤關於人生不能過於圓滿的態度。2005年關錦鵬導演的電影《長恨歌》被各方詬病的最大原因，是替王琦瑤做主讓她追求圓滿的人生，忽略了月盈則虧、水滿則溢。影片不僅讓王琦瑤在失去愛麗絲公寓之後又獲得了房產權，通過可觸可碰的實體連接舊夢，更讓程先生一生對她不離不棄，看著她一步步作踐自己。以致王琦瑤老年死於非命引不來觀眾的同情唏噓，只視為是她不夠自愛的必然結果。
大概正因還原小說中一位上海女性40年“守”與“攻”的精髓，上話版《長恨歌》2003年首演至今能夠長演不衰，並吸引在臺上演過許多女性角色的焦媛推出了粵語版《長恨歌》。粵語版編劇與上話版一樣都是趙耀民，主體情節與上話版保持一致，但一頭一尾遵循小說，用王琦瑤的死亡呼應她早年在電影片場看到一個女人“死”在床上。上話版開場，則是王琦瑤在程先生的照相館為參加“上海小姐”比賽做準備，直接把她人生的高光時刻推到觀眾面前。
此外，從整體制作角度，上話版《長恨歌》體現出上海話劇藝術中心一貫的水準。上話近幾年來京演出的話劇《商鞅》《家客》《12個人》《糊塗戲班》《演砸了》等，不管題材是中是外，古典抑或現代，正劇或者喜劇，劇本、導演手法、表演和舞美等方面都可圈可點，並能通力協作相得益彰，逐漸扭轉北京觀眾對於海派話劇格局不大、難成氣候的慣性印象。
這版《長恨歌》之所以動人，除了前面提到的導演手段上用光影對舞臺時空的巧妙區隔、劇作對原著精髓的提煉等，還有沈佳妮等演員的精彩表演，時刻牽動觀眾的神經投入劇情，覺得3個小時的話劇一點也不長。
也許北京的院團也可以從上話這位兄弟身上學點什麼，思考一下為什麼現在打著北京烙印的話劇去上海演出，觀眾已經不再如過去那般追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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