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丨張是之
上篇文章《忘掉京東方吧》意外引發評論區爆表，點贊鼓勵的有，反對開罵的也有，實屬正常。
我當然也是支持掌握核心科技、支持謀求更上游資源的話語權，只是我更支持的是，誰覺得被掐脖子了，誰出錢出力去搞，別動動嘴皮子拉個大旗，就讓所有人湊份子。
一方面，不光是裹挾著別人出錢出力，在倫理正義上站不住腳，說不過去。
還有另外一方面，那就是財政補貼扭曲了價格結構，讓資源產生錯配，原本可以更高效的事情反而變得低效起來。
十年磨一劍，可能變成「十年假裝磨一劍」。
所以，奧派在論證上反覆強調正義和效率是一回事，並不是矛盾的，原因就在這裡。
但這麼說，顯得很枯燥乏味，蒼白而無力，那我們就來回顧一下過去，順帶展望一下未來。
正好，我大學所在的學院叫微電子與固體電子學院，學的是電子材料專業，對半導體 IC 領域還算熟悉。
實際上中國在這個領域並不是一開始就落後的，差距也沒有今天這麼大。
如果不是歷史上我們錯失了發展良機，今天誰掐誰的脖子還不一定呢。
所以在回覆這條留言評論的時候，我簡單寫到，「還是太不自信了，而且因果關係搞反了。」
半導體技術發展的里程碑之一，是 1947 年美國貝爾實驗室鍺晶體管的發明。
這個鍺晶體管相比之前一直使用的帶玻璃罩的真空電子管，體積更小、性能更高也更穩定耐用，全球電子工業界都為之一振。
1956年，其發明人肖克利獲得諾貝爾物理學獎。
而同樣是在這一年，一個鮮為人知的女科學家被國務院調到北京大學聯合籌建半導體專業組，並與北京大學的黃昆、吉林大學的高鼎三創立了我國第一個半導體專門化培訓班。
經過一整年的時間，謝希德與黃昆合著的《半導體物理學》問世，這也是我國該領域的第一部著作，直到現在也是專業經典教材。
這位女科學家的名字叫謝希德，復旦大學前校長，我國半導體事業的奠基人，被人們尊稱為「中國半導體之母」。
1951年，謝希德獲得麻省理工學院博士學位後，開始謀劃回國。
1952年，她冒著風險，通過朋友李約瑟的幫助，繞道英國、印度和香港，回到中國，回國後被分配到復旦大學物理系任教。（就是那個李約瑟難題的李約瑟）
回國後的短短五年時間，她從無到有，開設了固體物理學、量子力學等8門課程，並先後主講6門基礎課和專業課，且都編寫了教材和講義。
在她的努力下，復旦大學於1955年開設固體物理專業，致力於半導體物理的發展。直到今天，復旦的微電子在全國也處於領先地位。
這些課程的學習難度我還是知道的，可以想象一下六十多年前從無到有開設這些課程的難度。
基本上可以說，彼時的中國，在半導體教學科研領域，並沒有落後於美國多少，美國也是剛剛起步。
1959年，美國德州儀器的基爾比提出集成電路的構想；三個月後，仙童公司的諾伊斯用蒸發沉積金屬的方法替代導線，使得集成電路大規模量產成為可能。
而同樣是1959年，中國拉出了硅單晶，這個時間僅比美國晚一了年。（硅半導體的性能和儲量都優於鍺半導體）
1960年，美國人發明平面光刻技術，仙童公司隨即開發出全球第一塊晶體管集成電路。
同是1960年，中科院半導體所和河北半導體研究所（現中電13所）正式成立，我國的半導體工業體系初步建成。
60年代初，日本在美國的扶植下，引進美國技術，建立了初步的半導體工業體系。而此時的韓國和中國臺灣，仍然沒有像樣的半導體工業。
而在關鍵的1966年，眾所周知的「十年浩劫」開始了。就在這一年，謝希德又患上了乳腺癌。
更為不幸的是，她被關在自己一手創建的實驗室中，幾個月後又被安排去掃廁所。後來，她強烈要求去做和半導體相關的工作，才被安排去研磨硅片。
就在這關鍵的 70 年代，日本在美國的技術支持下，1971年研製成功 1K DRAM，僅比美國晚1年，並全面超越中國。
到了80年代，日本通過前期的技術積累，加上大規模的投入，在DRAM技術上完成了對美國人的逆襲，同時帶動了整個半導體工業的發展。
到了1990年，全球前十大半導體公司有6家都是日本公司，我們已經全面落後於美國和日本。
簡單梳理一下歷史，如果說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起步、70 年代發展、80 年代落地、90 年代遍地開花結果的話，我們起步並不晚，起點也不低。
但我們因為種種的歷史原因，錯失了高速發展的良機，後來便是一步慢步步慢。
即便在那個年代非常困難的時期，我們仍然能夠把握住了大方向和機會，撰寫的教材今天都還可以用。
如果說非要用民族這樣的大詞來表達情感的話，我願意承認中華民族大部分人是勤勞、刻苦和隱忍的。
更關鍵的是智商在線，我們從來都不缺聰明的人，缺的是良好的大環境。
謝先生被關在自己的實驗室，不允許搞科研卻被安排掃廁所，不進行硅片研發，卻去打磨硅片，想想都心痛。
人才、時間、機遇，都是這麼被浪費的。
然而時過境遷，文明進步，我們的高科技人才不用掃廁所了，卻有的忙著購買國外芯片回來打磨掉原來標識換上「漢芯」聲稱自主研發，有的忙著去寫各種各樣的報告，申請各種政策補貼。
去了解一下某些所謂高科技企業怎麼套補的，大概都能知道怎麼回事。
大部分政策補貼的套取，並不需要真實產品的說服力，只需要寫寫文字材料，滿足幾項條件，通過幾個所謂專家的認證、蓋上一堆印章就可以。
通關需要說服的人數通常不會超過百人，而且拋開這其中的利益不談，這百人通常都是吃皇糧的，產品質量跟自己幾乎沒有關係，自己也不會去使用。
但真正的企業想要通過產品、通過市場獲得消費者的認可，需要說服的對象何止百人千人，而且都需要讓消費者用自己的辛苦錢真金白銀做出選擇和決定。
企業時時刻刻要提高質量、壓低價格討好消費者，還要時時刻刻和競爭對手拼研發、拼速度、拼成本。
企業面對市場的難度，和麵對政策套補的難度，那完全不可同日而語。
所以，但凡補貼政策在，誰都會想方設法去套補。套補更容易，來錢更快，誰不套誰傻子。
而且更關鍵的是，你不套你高尚是吧，同行的競爭對手輕鬆套補，他走自己的套補路就可以讓你無路可走，劣幣驅逐良幣。
我一直想不明白，補貼扭曲價格和資源錯配這樣簡單的邏輯，為什麼那麼多人不願正視這個邏輯。
如果說謝先生當年被迫掃廁所是一種人才浪費、資源浪費，那今天的補貼政策同樣是在造成嚴重的資源浪費和人才浪費。
同樣的邏輯，一旦扯上民族大義的旗幟，很多人就繳械，就失去了判斷力。
所以我說，不瞭解下這段歷史，還是太不自信了，而且還錯置了因果關係。
美國今天的強大，是歷史上足夠的自由和開放。如果特朗普是美國的開國總統，不用想，美國走不到今天的，拿不出這麼多高科技成果。
特朗普錯了，我們沒必要也跟著犯同樣的錯。
在過去，如果我們足夠自由和開放，沒有經歷那段浩劫，我們自己完全可以培養出自己的核心科技；在未來，足夠自由和開放，完全可以超車。這點自信還是要有的，關鍵是前提條件。
還有觀點認為，半導體、集成電路是公認的資本、技術、人才密集型產業，需要產業鏈上下游緊密配合，經過仿真設計、晶圓廠製造、封裝測試，並通過長期的市場驗證才能推出成熟的產品，試錯成本極高，所以需要補貼云云。
舉個反例吧，在一個領域有三家企業掌握了絕對的話語權，產品銷售到世界各地，囊括了全球九成以上的市場份額。
這三家公司都是中國人創辦的，而且我相信他們不是靠補貼成長壯大起來的。
他們是比特大陸、嘉楠耘智和億邦科技，世界排名前三的數字貨幣礦機生產商。
你說造芯片難，人家也是大膽砸錢砸出來的。你說造芯片要補貼，可人家沒補貼也活下來了，而且還活成了世界前三。
中國在這個領域本來有機會引領全球，主導市場的，可你政策給補貼很痛快，給封殺也很痛快啊，只是看人下菜碟罷了。
中國證監會副主席姜洋曾經去嘉楠耘智調研並表示，「不管你們芯片用於什麼，本質上都還是一家芯片公司，希望你們在國內上市。」
這樣的表態又怎樣呢？
嘉楠耘智2017年營業收入達13億，同比增長超過4倍;2017年淨利潤為3.6億，同比增長6.9倍。而公司2015年的利潤才151萬，2年時間爆增了237倍。
就是這樣靠自己實力打天下芯片製造商，也沒有給人家 A 股的上市資格呀。
反而是京東方這樣靠補貼才能存活、全國人民輸血、股民還賠錢的公司，卻站在聚光燈下享受掌聲和讚譽。
這樣的反差和對比，不覺得諷刺和玄幻嗎？
搞個液晶面板是高科技，人家搞芯片就不是高科技了？
歸根結底，還是親孃和後孃的區別。
再看看民營快遞、網約車，哪裡出現一個新興行業，哪裡就會有更多的管制呼聲，就會冒出更多的管制新政。
中國不是沒有機會，可人家創造出機會後，政策不給補貼也就罷了，連路都給堵死。
謝希德教授值得尊敬，市場上用自己錢試錯開荒的企業家同樣值得尊敬。
中國不是沒有機會，該有的自信還是要有。
而是觀念決定了，能創造出什麼樣的機會和環境，以及企業家創造了機會，我們能不能抓住。
補貼和管制是補不出，也管不出偉大的企業的。
那些呼籲補貼和管制的人，我只能說，你們不配。
當然，現實是，要麼呼籲補貼和管制的人享受到了市場競爭和技術進步的好處，要麼補貼和管制落地，我們都被帶到溝裡。
觀念決定選擇，我能做的，也不過是寫寫文章罷了。
科學遠未普及，點贊、轉發、打賞或者參加課程學習都是普及科學，謝謝
閱讀更多 八十一難七十二變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