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有句古话，“举贤不避亲”，也就是我国古代就知道唯才是举、才尽其用，但现实情况是这句话有可能成为大搞裙带关系的遮丑布，往往腐败问题是“拨出萝卜带出泥“。来自不同政治背景的研究均对于政府内非正式人际关系的作用持消极的观点，大多认为这些私人网络关系将会因为滋生腐败而降低政府实现公共功能的能力（Rose-Ackerman 1999）、扭曲政治动机（Geddes 1994）和颠覆正式的问责机制（Stokes 2005）等，Goldsmith 1999; Ilkhamov 2007; Zon 2001等人看来，以东亚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国家为例，泰国、印尼等国裙带资本主义是这些国家经济落后的原因之一。
是否一定要否定提拔亲信的正面作用，有个有趣的实证结果对此的回答是“No”。最近，香港中文大学蒋俊彦教授另辟蹊径，撰文对中国当代科层制进行了深入研究，在政治学顶级期刊AJPS期刊上发表《使科层制运转起来：中国的非正式关系、绩效激励和经济发展》。此文不禁让人想起经典著作帕特南的《使民主运转起来》和王亚南的《中国官僚政治研究》。
提拔亲信的正面作用有三个。一是中国正式的干部晋升制度并没有把经济增长和晋升直接联系起来，除了经济增长外，其他德能勤绩四个指导性晋升条件同样重要。上级一把手对提拔下级官员具有较高的自由裁量权，不能排除在忠诚和绩效两者权衡中，经济增长绩效对晋升还产生了相反的作用，高绩效的地方官员可能对上级官员产生潜在的竞争威胁，高绩效者未必会被提拔。这时候，对于下级官员而言，高绩效就不是晋升的可信承诺，他们发展经济的激励也不会那么高了。然而，与上级密切的私人关系可以很好地化解这一“委托-代理”问题。
二是私人关系可以保护下级官员发展绩效的积极性。一方面上级官员可以很放心地根据下属绩效提拔下属，和上级有私人关系的下级政府官员更有激励发展地方经济。另一方面，为了推动经济快速增长，地方官员需要绕开一些体制内的约束和限制，触犯一些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可能引发社会矛盾，从而面临政治风险。好的私人关系会使得上级领导保护下级官员发展经济的激励性，力挺下级政府大刀阔斧地进行改革。
三是私人关系给下级官员产生更多发展压力。在上下级绩效共同体中，地方经济增长同样是上级领导的主要政绩。上级领导也会要求下级官员大力发展经济，对于和上级领导有私交的下级官员，他们出于回报老领导信任和表现忠诚的考虑，也会更加努力的发展经济。当上级领导提出一项发展规划或政策方案时，有私人关系的地方下属官员通常就努力成为最积极的践行者。地方下属官员如果把上级政策方针执行好，就会向老领导表明自己不仅有能力而且很忠诚。
利用2000年到2011年间除西藏和直辖市之外的地级市GDP增长率和特定行业的GDP增长率数据、铁路货运、电力消耗和基于卫星的夜间亮度等验证数据，作者将地市主官与省委书记的关系作为最重要的自变量，当地经济增长为因变量进行面板回归。其中这个关系变量是某某是从某某担任省委书记的省份第一次晋升为该市市委书记或市长的，衡量私人关系。省-市领导的私人关系在省委书记任职期间相对稳定，但是当省委书记更换时，就会发生很大的波动。
一是与在任省委书记的私人关系显著提高了地级市的经济增长率，有政治关联的地级市GDP增幅要比没有政治关联的地级市高0.38%，相当于多创造约700亿元的总产值。在三大产业中，政治关联对制造业产值增长的影响最为明显。如果省委书记与中央有关系，这种激励更为明显。
二是私人关系对经济增长促进作用随着时间而慢慢衰竭，一般持续的顶峰为半个任期，约3年左右。在产生私人关系前4年，关联城市和非关联城市的经济增长率没有显著差异，在私人关系消除后的三年里，关联城市和非关联城市经济增长率差异迅速消失。
三是良好的私人关系也有利于上级给下级各种资源倾斜。上级往往会在转移支付、银行贷款、土地配额、国家和省级开发区等政策加以倾斜，其中转移支付的力度明显。
四是人走茶凉也是较为明显。随着省委书记年龄的提高，经济增长的影响显著降低，当省委书记年龄超过55周岁，私人关系对经济绩效的影响变得不显著了。腐败省委书记则显著削弱了地级市经济增长的正向影响。
总之，在中国这个人情社会，隐性的委托-代理问题非常严重，“奴才文化”根深蒂固，有才并一定有位，这对当前的治理和经济增长提供一个另外的视角。
閱讀更多 央人街 的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