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朱提故城遺址
首先來做一個知識普及，"朱提"讀音:shū shí ，先為山名，繼為縣名，再為郡名，後為銀名(朱提銀)，文獻所載始自西漢，並沿用至唐初，持續了近800年。朱提文化所覆蓋的地域，即包括今雲南昭通市的昭陽區、魯甸、大關、永善、鹽津、綏江、水富、威信、彝良、鎮雄、巧家，雲南曲靖市的會澤、宣威，雲南昆明市東川區，貴州的威寧、赫章、畢節、水城等地。
朱提縣郡志
朱提縣，《漢志》顏注引蘇林曰：“提音時，北方名匕曰匙。”漢洗或作“朱，從木。《爨龍顏碑陰》作“朱緹”。《水經注·若水》：朱提，山名也。應劭曰：在縣西南。縣以氏焉。”蓋本少數民族語言之譯音，故無定字。西漢置縣，東漢、蜀、晉因。《御覽》卷七九一引《永昌郡傳》曰：“朱提郡在犍為南千八百里，治朱提縣，川中縱廣五、六十里。”按朱提縣故治即今昭通，所謂“川中縱廣五、六十里”即今昭通壩子。昭通一帶出土漢代朱提、堂狼洗甚多，可證。又昭通東北二十里東晉霍承嗣墓誌雲：“先葬蜀郡，改葬朱提”，尤為明證。《水經·若水》：“若水（金沙江）又東北至犍為朱提縣西，為瀘江水”，亦合。其他證據尚多。朱提縣轄今昭通、魯甸、彝良、大關、永善等縣。
銀，《漢志》朱提縣下雲：“山出銀”。顏注引應劭曰：“朱提山在西南。”《續漢志》朱提縣下亦云：“山出銀、銅”。漢時朱提銀著名全國，《漢書·食貨志》載：朱提銀一流（八兩）值一千五百八十文銅錢，其他銀一流只值千文。但在蜀、晉時因成本高已停止開採。其產銀之朱提山即今魯甸西南八十里的樂馬廠山。清乾嘉時樂馬廠銀礦大旺，後漸衰。
按：朱提，古山名，稱朱提山，今之魯甸縣龍頭山。樂馬廠山，似是騾馬廠，因辦銀廠而騾馬成群馱運得名，山因廠名，故曰騾馬廠山。這也是一種推測，其實來歷，筆者不知。龍頭山，因山形得名，筆者曾見過。這兩山的山名來歷和含義，並不重要。重要的是確定古朱提山即今龍頭山。朱提山含義，“蓋本少數民族語言之譯音，故無定字。”蓋，發語詞或傳疑詞，沒有確定意義。少數民族，以西漢置縣時講，此地的少數民族（確切點說，此地的先住民）或許是濮人、僰人、彝人，語音、語種各不相同，那麼，是哪個少數民族語言的譯音，也就無可考了。從置朱提縣至今，二千一百多年了，朱提山的含義，成了歷史之謎，只好說待考了。朱提山由山名演變為古縣名、古郡名，也是知其名多，知其實少了。朱提縣、郡的設置，據《昭通地區志》，起於西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迄於唐高祖武德八年（625），七百多年 。
西漢武帝建元六年（前135），在今四川省南部和雲南省東北部置犍為郡，領12縣，其中今昭通地區境內有朱提、南廣、堂琅3縣。
朱提縣轄今昭、魯、大、鹽、綏、水範圍；南廣縣境域包括今彝、鎮、威及四川高縣、珙縣、筠連、興文等縣；堂琅縣轄今巧家及會澤、東川。
元封二年（前109），在犍為郡南部設都尉，稱犍為南部都尉，轄5縣：朱提、南廣、堂琅、漢陽（貴州威寧、水城一帶）、 （宣威一帶）。
東漢安帝永初元年（前107），分犍為南部設犍為屬國都尉，領朱提、漢陽兩縣。原堂琅縣併入朱提縣，縣併入漢陽縣。南廣縣仍屬犍為郡。犍為屬國境域為今昭、魯、巧、永、彝、大以及東川市、曲靖市會澤、宣威，貴州省威寧、赫章及水城北部一帶。
漢獻帝建安二十年（215），改犍為屬國為朱提郡。轄朱提、漢陽、南廣（今鹽津）、堂琅、南昌縣（今鎮雄、威信、赫章一帶）。
蜀漢延熙元年（238），從朱提郡中劃出部分境域，即今鎮、鹽、威、四川省珙縣、興文、貴州省赫章、水城一帶設立南廣郡。西晉惠帝建武元年（304），改南廣郡為縣。懷帝永嘉五年（311）五月復置南廣郡。轄南廣、南昌縣。明帝太寧二年（324），撤銷南廣郡。
西晉時朱提郡轄朱提（今昭、魯、永）、堂琅（今巧家、會澤、東川區）、臨利（彝良）、漢陽（貴州威寧、赫章）、南秦（晉武帝太康元年南昌更名，今鎮、威、貴州省畢節）。
東晉成帝咸和八年（333），復置南廣郡，轄南廣（鹽、鎮、威）、常遷、晉昌、新興（後3縣在今大、鹽、綏、四川、筠連一帶）。
南北朝南齊時分置南、北、東朱提3郡。南朱提轄朱提、漢陽、堂琅、南秦；北朱提轄河陽（今永、綏）、義城；東朱提轄今貴州省水城、畢節、赫章、威寧。
北周武帝保定二年（526），在南寧州東北部分置恭州，轄今昭通市、東川區和曲靖市會澤縣。
隋文帝開皇四年（584），設恭州、協州。恭州轄今永、昭、魯、巧、會澤、東川；協州轄今鎮、彝及貴州省威寧縣。
開皇六年（586），在戎州（今四川宜賓）置開邊縣、治地包括今水、綏、鹽。
隋煬帝大業三年（607），廢恭州、協州，復置朱提郡。唐武德元年（618），復設恭州、協州，設靖州（轄今大、彝、貴州省威寧、畢節）。武德八年（625），改恭州為曲州，轄朱提、唐興二縣。朱提縣即今昭、魯；唐興縣即今巧家、會澤、東川區。
按：據傳聞，魯甸縣龍頭山地段，民國三十四年至三十五年（1945-1946）。設立朱提鄉、樂馬鄉、龍溪鎮。民國三十七年八月初六日（1948年9月11日）立碑一塊，文曰：“朱提鄉購買中心小學校舍碑記。”這可以說明：朱提山這個山名，遠在西漢置朱提縣以前不知什麼時候就有了，而且很出名。近在民國末年，迄今50多年前，還在用這個朱提山名設官府，立碑記。
查閱資料，遺址劃定範圍在雲南省昭通市昭陽區太平街道辦事處永樂社區，是漢晉時期朱提縣（郡）治所在地。遺址分為上諸葛營、下諸葛營，面積約50萬平方米。
在導航裡輸入“朱提故城遺址”或者“朱提故城”是搜不到目的地的，我們通過相關資料，找到了遺址就在昭通市諸葛營村，於是順著導航來到村裡。進到村裡，可以看到整個村近一半的村民正在加蓋房子，村裡道路很窄，主通道就剛剛夠兩個小車會車通過。諸葛營村面積不大，開車一會可以繞完，村裡所有房子平均就三四層高。
諸葛營村
諸葛營村
因為沒有什麼標識牌或者詳細資料，要找遺址只能詢問路過的村民，有些村民不知道，而有些村民知道後，他們就會給你指路，讓我們順著大路一直走就可以看到。
彎彎曲曲，我們終於在諸葛營村的另一個出入口旁邊的路邊上找到了兩塊石碑。石碑很新，是剛立沒有多久。
左邊的是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朱提故城遺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二0一九年十二月立。
右邊的是昭通市市級文物保護單位“諸葛營城址”，昭通市人民政府二0一八年四月公佈，昭通市人民政府二0一八年十二月立。
全國重點保護文物石碑
我們在村裡繞了好久，除了這兩塊石碑外，其它有關遺址的東西都看不到，為了能有多一些的發現，還是決定再回村裡走走。
我們沿著人多的主通道邊走邊問，終於有一個熱心村民主動走向我們，問我們是不是找什麼東西，我們說明來意，並把手機裡的資料給他看，說他大概瞭解一些情況，正好上個星期，有一批專家學者好多人來到他們村進行考察測量，正好有幸他也跟著看了看聽了聽，知道一些情況。
他放下手上的事，帶領我們走進了附近田地裡，並用手比劃著告訴我們，其實遺址就是我們現在站在的這裡，田地前方和後方不遠處有都有一條小水溝，就是以前的護城河的範圍，邊說邊用手比劃。還說，在右方的一塊田的下面，有一些泥土經過研究發現也跟其它地方的不一樣。
村民所指的小水溝，我們找到了，現已經乾涸，有好多垃圾。寬大約2米，深大約1米。
小水溝。
我們順著村民劃的路，又找到了反方向的另一條小水溝，這條水溝也乾涸了，也是好多垃圾。寬大約4米，深約1.5-2米。這個溝用混泥土築了河壩，並有多個道閘。
道閘
水溝的旁邊就是昭通機場的保護範圍區了，有長長的隔離防護欄。
2019年10月，國務院發文公佈“朱提故城遺址”為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以上就是遺址現狀。
朱提文化的內涵和深厚底蘊還有待於更多的專家學者挖掘和發現，作者僅能將現有的資料整合於此文中，供廣大讀者學習交流。
以下文章載於《昭通日報》2003年12月2日星期二第三版
隨著雲南建設民族文化大省戰略的深入，加快昭通文化建設越來越被各界人士所重視。昭通是個文化資源富集的大市，歷史文化源遠流長，文化底蘊深厚，從古至今，地靈人傑，人才輩出，但在西部大開發和雲南建設民族文化大省的新形勢下，昭通文化舉什麼旗，走什麼路，打什麼品牌，顯得尤其重要。對昭通文化進行定位，弄清昭通文化的基本內容，加以包裝，對外推介，已經成了當前昭通文化界所關注的重要課題。對昭通文化的認識，相對集中的觀點有這樣幾種，即把滇東北區域文化稱為千頃池文化、朱提文化、烏蒙文化、昭通文化，究竟以哪一個文化來命名昭通文化，並對其進行定位，綜合考慮，筆者贊同用“朱提文化”來命名，因為“朱提”先為山名，繼為縣名，再為郡名，後為銀名，從文獻所載始自西漢，並沿用至唐初，持續了近800年，這段時間也是滇東北政治、經濟、文化最為繁盛的時期，朱提所覆蓋的範圍也與歷史上的行政區劃相當，加之朱提一詞在明清筆記小說中比比皆是，朱提銀在全國經濟與貨幣史上曾有過一席之地，以“朱提文化”來命名滇東北區域文化是適當的。因此，本文想就朱提文化這一概念的內涵和外延作一探討，拋磚引玉，旨在引起社會各界對昭通文化發展、建設的關注和重視。
對“朱提文化”這一概念的內涵和處延，分歧不少，但主要集中在時間起始上，有自舊石器時代昭通人生存以來，也就是把遠古至南北朝時期滇東北區域繁榮一時的文化稱為朱提文化，有自漢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至東晉恭帝元熙二年（公元420年）這段“漢、晉時期以朱提為中心的廣大地區的政治、經濟、文化的綜合性的人文現象”稱為“朱提文化”，有下迄至唐天寶年間的，還有把昭通自有人類活動以來到今天的文化歷史稱為朱提文化，而對朱提文化所覆蓋的地域則持一致的看法，即包括今雲南昭通市的昭陽區、魯甸、大關、永善、鹽津、綏江、水富、威信、彝良、鎮雄、巧家，雲南曲靖市的會澤、宣威，雲南昆明市東川區，貴州的威寧、赫章、畢節、水城等地。
筆者以為，朱提文化是一廣義概念，是中央王朝對朱提這一地區進行開發後產生的一個文化現象，是一個以外來文化占主導地位的多元文化的複合體，由於本土文化在這一文化體中的成分較少，因而其文化時限應從中原文化對這一地區的滲透漸浸到這一文化的斷裂遷徙為界，朱提文化的內容應當涵蓋這一時期朱提的政治、經濟、文化各個層面，是當時朱提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總和，即政治文明、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
一、政治文明的建立
過山洞人牙化石的出土，說明至少在5萬多年前，昭通就有了人類活動，但隨著人類從舊石器時代步入新石器時代，尤其春秋晚期有“從天墮”的杜宇由南向北將農耕文明取代了成都平原落後的漁獵生產方式，並遠治蜀國後，朱提地區並沒有大的發展和變化，仍是僰人聚居和彝族襲居之地，處於奴隸社會發展階段。朱提地區政治基礎的建立是秦王朝在公元前316年大敗蜀王開明氏，攻取巴蜀，設巴、蜀、漢三郡之後。公元前250年，李冰任蜀守，期間，開始由僰道縣修築通往滇東北的道路。公元前221年，秦始皇派常頞修築五尺道，自僰道經朱提至建寧（今曲靖），長達二千餘里，因而《史記·西南夷列傳》有“秦時，常頞略通五尺道，諸此國頗置吏焉”，儘管司馬遷未明確記述五尺道上的昭通當時為何名何國，何人管理，但事實上當時的昭通已納入秦中央王朝的統轄範圍，“蜀郡千萬”鐵鋤，“蜀郡成都”鐵鋤的出土及“蜀郡”為秦置四十郡之一可證明秦統治勢力範圍已覆蓋其時的昭通。
漢代秦後，公元前135年，漢武帝“開蜀故徼”，派唐蒙修築僰道至牂牁江的道路，即南夷道，並置犍為郡，繼續將朱提等地納入管轄範圍，朱提（昭陽、魯甸、大關、永善）屬犍為郡南部，與堂狼（巧家、會澤、東川）、南廣（鎮雄、彝良、鹽津、威信）、存鄔（宣威）同屬犍為郡管轄；公元107年，東漢將朱提、堂狼、南廣、存鄔 連同漢陽（今威寧、畢節、赫章、水城）合併為朱提、漢陽二縣；公元215年，蜀漢政權將犍為屬國置為朱提郡，下轄南廣、漢陽、南昌、堂狼四縣，屬庲降都督府管理。兩晉時，朱提郡改屬寧州，一度稱為“南朱提”、“北朱提”。秦王朝對朱提進行開發後，即派官吏進行管理，著名的比如唐蒙、文齊，並實施移民開墾等措施。由於中央王朝對西南夷地的重視與開發，設郡置吏，為朱提文化的崛起，繁榮奠定了政治基礎 。
二、蓬勃發展的經濟
隨著秦漢王朝對西南地區的開發，開鑿五尺道，修通南夷道，並“募豪民，田南夷”，或“募徙死罪及奸豪實之”，移民開發，大量的漢族移民進入朱提，帶來了中原或巴蜀地區先進的農耕技術，引進了內地先進的農業生產工具，如鐵器和牛耕，進行水稻種植，開礦冶銅製銀，推動並加快了朱提社會經濟的發展。據《後漢書·郡國志》載，在漢時犍為屬國已有漢戶7938戶，371873口。而且，朱提地區在秦以前儘管發展緩慢，但仍具備了一定水平的農業耕作基礎，在2002年4月對魯甸野石山野址的發掘中，出土陶製器、石器，還出土了13件青銅器。青銅器的發現和使用，已能窺出當地生產力水平已經由使用石器向鐵器過渡。漢設郡置吏後，開始加強農田水利建設，興修水利， “穿龍池，溉稻田”，同時利用朱提豐富的銀、銅礦資源，加以開採冶煉，使朱提工農業生產進入一個繁盛時期。
朱提在這一時期經濟的蓬勃發展主要體現在兩方面：
第一、農業畜牧業得到迅猛發展。漢族移民引入鐵器，牛耕，興修水利，推行水稻，實施灌溉，提高種植技術，耕作水平，農業生產有了較快發展。《永昌郡傳》記述了朱提壩子土地肥沃，水利勃興，稻菽千重的景象，“朱提郡，川中縱廣五六十里，有大泉池水，僰名千頃池；又有龍池，以灌溉種稻”。昭魯壩子梁堆中出土過大量青銅和鐵器生產工具，如鐵口鋤多標有“蜀郡”、“千萬”、“成都”字樣，體現了當時農耕技術水平。除種水稻外，朱提地區的種植業還表現在對荔枝、姜、玉米、高粱的栽培上，《太平御覽·郡國志》有“西夷有荔枝園”，“園植萬株”的記述，在朱提山區，僰人也延續著他們的種植技術，大量種植玉米，高梁，這從近期僰人懸棺出土有玉米、高梁等農作物種子可證。朱提人民還大力發展畜牧業，主要是養牛養馬，在昭通白泥井出土的東漢畫像磚中，牛、馬圖案非常普遍，反映了秦漢時朱提牛馬的數量和規模，體現了朱提畜牧業發展水平。
第二、以礦冶業為主的工業生產使朱提經濟水平達到巔峰，提升了朱提在全國的經濟地位，擴大了朱提的知名度。朱提有豐富的礦產資源，尤以銀、銅藏量居首，移入朱提的漢族豪民、奸商自然不會放過這一發財致富的機會，他們饒有資財，加之當時這些內地移民懂得開礦冶煉的技術，具備豐富的管理經驗，因而大量徙民入朱提，設置鍊銅工場，批量生產，運銷全國，至東漢時期，朱提已成為全國青銅製造業的重要基地，尤以傳世朱提銀、堂狼洗最為著名，另外還產有大量的五銖錢、莽錯刀、漢白金、銅甑、銅鼓、銅鏡、銅杯、銅搖錢樹等，特別是五銖錢出土尤多，據統計，作於朱提，堂狼之器，有地名可考的共50多件，其餘未著地名而可知是朱提、堂狼造的，僅容庚《漢金文錄》所著錄，亦20餘器，數量不少。朱提青銅器產量如此之多，是因為當時已採取規模生產。朱提豪民，奸商之富還體現在對朱提銀的開採冶煉上，他們廣採博煉，朱提銀因成色較好，被列為官方貨幣，王莽時改革幣制，發行“銀貨二品”，據《漢書·食貨志》載：“朱提銀，重八兩為一流，直一千五百八十。它銀，一流直千”，可見，朱提銀已流通中原，聞名全國。三國時，朱提銀仍被大量開採冶煉，《諸葛亮書》：“漢嘉金，朱提銀，採之不足以自食。”《華陽國志·南中志》。“出其金銀、丹漆、耕牛、戰馬，給軍國之用”。1936年，昭通灑漁河出土一銀塊，經鑑定，含銀42%，該銀塊上刻“建盉重五十斤”篆文，為朱提銀的生產和出產地提供了實物證明。可見，銅銀的大量開採和生產既為朱提豪戶提供了滾滾財源，也給朱提人民的經濟文化生活給予重要支撐，帶來和營造了朱提經濟的輝煌。
三、璀璨奪目的朱提文化
政治的穩定，經濟的發展也帶來了朱提文化的繁榮。漢民徙入，除帶來經濟的飛速發展，還把漢文化帶到了朱提，使朱提人民受到漢文化的薰陶和傳播，產生了獨具特色的文化藝術風格。朱提文化重點表現在儒學傳播和造型藝術方面。《華陽國志》載（朱提）“其民好學，濱犍為，號多士人，為寧州冠冕”。朱提儒學勃興，乃受巴蜀影響，西漢景帝末年，蜀守文翁派人至京師“授業博士，或學律令。又修起學官於成都市中，招下縣子弟為學官弟子”，開地方郡國設儒學先例，儒學南漸，朱提學子學風濃郁，有的位列三公，後朱提太守多為犍為人士擔任，並形成孟、朱、魯、雷、興、仇、遞、高、李等南中大姓，士人習漢書，行漢文，文學造詣頗高，用典古樸，行文流暢，簡練自然，如《行人謠》：“猶溪赤水，盤蛇七曲，盤羊鳥櫳，氣與天通；看都濩泚，住柱呼尹，庲降賈子，左儋七里。”孟孝琚碑則碑文練達，文辭古茂，從書法藝術上，亦“結體方整，筆意圓勁，渾樸在篆隸間”，而碑主孟孝琚更是“十二隨官受韓詩，兼通孝經二卷”，堪為當世名儒。在造型藝術方面，突出表現在石刻、畫像磚、壁畫上，1945年出土“孟 之印”子母印，1973年出土“孟琴之印”三連子母印，鳥篆結體，構思巧妙，製作精湛。東漢石棺及搖錢樹造型別致，圖案飄逸欲飛。東漢畫像磚圖案內容豐富，尤以表現當時朱提大姓驅牛馭馬，乘輦坐車出遊的瀟灑場面，構圖自然，比例恰當，有較多寫實風格，牽牛放牧圖其一畫一披氈椎髻人牽牛放牧，其另一畫披氈椎髻揚鞭催馬，將平凡生活上升於藝術，既樸素又粗獷，陶製立體撫琴俑及一塊女伎翩翩起舞的漢畫像磚，則體現了朱提人在音樂、舞蹈方面的才華。而美術方面的突出表現可從晉霍承嗣壁畫窺見，技法古樸粗略，充分展示了“夷漢部曲”，主體人物大，侍從人物小，有東晉畫風，而構圖對稱，內容突出現實和神話的結合，想象力豐富，也再現了朱提人民在漢晉時期夷漢交融，和諧生活的文化生活場面。
上述幾個方面意在表明，朱提文化這一概念主要涵蓋了涉及秦始皇派常頞修築五尺道即公元前221年以來至朱提的消亡即公元420年（東晉恭帝元熙二年）這段時期朱提政治、經濟、文化崛起、確立、發展、繁榮乃至消亡的內容，是這段歷史時期朱提政治、經濟、文化發展的總和，設郡置吏，發展農牧業、礦冶業、手工業，興辦儒學，繁榮文化，形成雕刻、書法、美術等造型藝術是朱提文化豐富多彩的外在表現形式。
由上可見，朱提文化有以下特徵：
其一，朱提文化是以外來文化佔主體的文化。也就是說，朱提文化是以漢文化為主，漢文化居於支配地位，而當地土著民族的僰文化、彝文化居於從屬被支配地位。在政治上，秦吏漢官處於統治地位，管理該地區行政事務，形成中央王朝統一的行政體制；在經濟上，中原、巴蜀的手工業製造和礦冶技術佔工業生產的最大比重，儘管畜牧業還繼續繁殖，但鐵農具輸入，以灌溉等中原地區之科技水利技術的推廣已逐漸改變和取代了傳統的農業生產模式；在文化上，儒學西漸，士人良多，漢族特徵的建築、服飾、宗教、信仰、喪葬、禮俗、文學、美術、雕刻、舞蹈已經滲透到朱提社會的各個側面各個角落，如居住有斗拱、瓦頂的漢式房屋，以壺、洗取代陶鼎、陶壺，人多穿短衣、長褲、黑鞋，士多戴頭盔、披鎧甲，墓室棺槨形制乃至碑刻與內地同，白虎、青龍、朱雀、玄武的裝飾與內地道家文化相符，文字以漢魏晉風格為主，還有美術作品中的人飾，也是漢人佔主體，人物大，而披氈椎髻的人物小。從社會生活的各個層面都體現了以中原而來的漢文化的極力張揚。
其二，朱提文化是複合型文化。儘管漢文化居於支配地位，但其他文化亦交相輝映，共同存亡。出土的壁畫、畫像磚、青銅器、陶器等除具有典型的漢文化特徵外，還可以看到巴蜀文化、滇文化的影響及土著文化特徵的存在。如霍承嗣壁畫內容著力表現現實與神話的結合，朱提搖錢樹與四川三星堆的神樹異曲同工，明顯是巴蜀文化的影響；昭通出土的以牛頭為造型，牛頭鑄一官吏作騎馬出巡狀，牛右角上鑄一人鳴鑼開道，又兼有滇文化特色。霍承嗣壁畫中的披氈椎髻人物表現的是當地的彝民，1977年貴州赫章出土的銅搖錢樹上有吹蘆笙的人物形象也反映的是當地的少數民族，在貴州威寧中水出土的漢代陶器上有很多刻畫符號和文字，被專家認定為古彝文，說明土著文化與漢文化、巴蜀文化、滇文化的共存。
其三，朱提文化具有樸素的現實主義風格，顯得古樸、典雅、自然。如畫像磚、直觀地反映了朱提人民的文化生活方式和放牧情況，在朱提生產的青銅器中，遠不如滇文化類型中的工巧精細，而顯得莊嚴、典雅、質樸而實用，這即是因為規模生產，不求奢侈，也與民風淳樸，務實自然的風格有關，而被譽為海內第一石的孟孝琚碑和石刻、印章，也呈典雅古樸的風格。
其四，朱提文化具有脆弱性。朱提整體文化的繁盛是在中央王朝“開邊”政策的背景下，興修交通，移民開發，而且政治穩定，又有銀、銅礦資源的優勢下逐步形成的，當中央王朝發生政局動盪，對邊疆的政策發生變化，無力經營而漢民又回遷之時，這種外來文化必然會回落。在朱提周圍，因交通限制，當時又沒有形成一個與朱提相匹配和交流的文化圈，因此，由於朱提本土文化的薄弱，生命力不強，朱提文化就顯得脆弱和孤獨，當政治不穩定，戰亂頻仍，而云南與中原的通道西移，經濟文化相對先進的漢民或南遷或北歸，而經濟文化和對落後的叟人遷入朱提地區，朱提文化的斷裂和衰亡就難以避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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