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著名思想家、政治活動家、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
隨著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範圍內的迅速傳播，各國採取的抗疫措施也不斷升級，其中部分國家還對出入境旅行實施了禁令，從而使這場危機形成了對全球化進程的“巨大考驗”，與此同時，自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主導全球的“自由市場”和“國家不干預經濟”等原則，也受到了巨大的考驗。
受到新冠肺炎疫情影響的地區，都處於恐懼與擔憂之下，唯恐其人口會被病毒無情吞噬。
美國著名思想家、語言學家喬姆斯基（Noam Chomsky）在接受美國媒體採訪時談到，“新自由資本主義本身，正是美國在應對新冠疫情時遭遇失敗的原因所在”。需要指出的是，喬姆斯基是當今世界上最具影響力的公共知識分子之一，曾撰寫120餘本著作，發表文章數千篇，獲得過無數的獎項，目前是美國亞利桑那大學社會和行為科學學院的榮譽教授。
喬姆斯基表示，在這場新冠肺炎疫情出現的很久之前，就已經預料到了世界大流行的出現，但是處理這類危機的必要預防措施，卻因經濟體系的殘酷性所阻止——這種經濟體系根本不在乎防止未來的災難，因為這在經濟上是無利可圖的。
野蠻的自由主義
這位美國思想家以其對“野蠻的自由主義”及對美國曆屆政府的外交政策的尖銳批評而聞名。喬姆斯基解釋稱，美國在應對危機方面的有著糟糕的記錄。
他還指出，多年以來，科學家們已經對大流行疫情的出現發出了警告，特別是自2003年非典爆發之後。喬姆斯基認為，自那時起，建立快速響應制度以應對疫情擴散的時機就已經成熟，並需要儲備必須物資，採取措施研發相關病毒的預防和治療模式。
喬姆斯基補充稱，但是科學的理解還不夠，“必須有人付之實踐”，但是由於當代社會和經濟體系的弊端，這一選項被取消。
喬姆斯基指出，“市場信號非常明確，預防未來的災難無利可圖。政府原本能夠進行干預，但是，由於資本主義所奉行的理念——政府正是麻煩，這種干預是不被允許的，這就意味著，必須將決策權完全移交商界，而該領域卻只重視行業與個人利益，缺乏關心公共利益的個體。”
喬姆斯基補充稱，“隨後的幾年給不受限制的資本主義制度一劑苦藥，野蠻的新自由主義由此產生了扭曲的市場形式。”
在應對疫情的過程中必不可少的呼吸機出現匱乏，從而使資本主義的頑固弊端暴露無遺。喬姆斯基指出，美國衛生部在疫情發生之前已經預測到了出現世界大流行的可能性，並與一家小型公司簽約，以生產廉價且易於使用的呼吸機。
喬姆斯基補充稱，但是後來，資本主義的邏輯卻對此進行了干預。一家大公司收購了這家小公司，並將該項目邊緣化。“在2014年，這家大公司沒有向政府交付這批呼吸機，而且根據3名美國聯邦醫療研究機構前任官員們的說法，該公司的高管們還向該機構的官員們表示，他們想要取消合同，因為這項合同為公司創造的利潤不足。”
新自由主義的危險
喬姆斯基認為，這場危機凸顯了僱用私營公司對公共醫療領域所構成的風險，這些公司重視的只是實現利潤最大化，這通常與政府為未來危機作準備的目標不相一致。
這位美國思想家表示，按照新自由主義學說，正如諾貝爾獎獲得者、經濟學家米爾頓·弗裡德曼所言，公司高管的任務是實現利潤最大化。對這項“道德義務”的任何背離，都將摧毀“文明生活”的基礎。
喬姆斯基指出，新冠危機產生的花銷將非常巨大，甚至令人震驚，特別是對於貧窮和弱勢群體而言，他認為，美國現政府雖然提前得到了有關可能發生重大疫情的警告，卻仍然選擇以商業的方式來處理危機，如果我們對這種後果加以考慮的話，我們會發現，這可能會產生歷史上最大的罪行。
喬姆斯基表示，我們很容易將應對這場危機的災難性反應歸咎於特朗普，“但是，如果我們希望避免未來再次發生災難，我們就必須看到以後，特朗普上臺的背景，是一個在持續40年的新自由主義中已經病態化了的社會”，“自里根總統和撒切爾夫人上臺以來，資本主義就進入了新自由主義時代”，喬姆斯基認為，里根對富人的慷慨，與今天發生的一切有著直接關係，這導致了政治變革並帶來了可怕的後果，該政策旨在為少數人謀取利益，而其他人則因此陷入困境。
喬姆斯基在評論中指出，那些重視在當前的危機之下重建一個適於生存的社會的人們，他們對歷史學家維傑·普拉薩德的呼籲進行回應將是一件好事，後者認為，“事情不會恢復如常，因為這種如常的狀態正是問題所在。”
開創性的學者
喬姆斯基被譽為現代語言學創始人，他提出了開創性的“句法結構”等理論，對20世紀的語言學理論作出了重要的貢獻。自加入亞利桑那大學社會和行為科學學院以來，他還多次對其提出的語言學理論進行了修改，但是保持了最基本的假設。他還提出了“語言與思想”，“句法理論”和“最簡方案”等理論。
在政治領域，除美國外交政策外，喬姆斯基對無政府主義哲學早有興趣，並在媒體上對自由資本主義進行了廣泛的批評，因此，他毫不猶豫地將自己稱為“無政府主義反對者、自由社會主義者”。
1968年，喬姆斯基因支持學生抗議運動，而被當時的美國總統理查德·尼克松列入“國家公敵”的名單，並數次被捕。1967年，喬姆斯基在其文章《知識分子的責任》中，提出對美國軍事入侵越南的反對，而被列入“新左派”的名單。
喬姆斯基認為，2001年9月11日發生的襲擊之所以著名，只是因為它是針對西方的外部行動。他還指出，沒有人記得發生在1973年9月11日發生的事情，當時，美國支持了智利的一場流血政變。
喬姆斯基還反對2003年美英對伊拉克的入侵，他後來還強調，正是這場入侵，摧毀了伊拉克社會，並使宗派主義趁機崛起，才為ISIS的出現創造了適宜的環境。
喬姆斯基認為，美國擔心阿拉伯地區會出現任何真正的民主，特別是隨著阿拉伯之春革命的爆發以及其統治世界的力量的衰退。
喬姆斯基在2012年10月訪問了加沙地區，並與加沙人民團結在一起。喬姆斯基總是強調，以色列採取的是使風險最大化的政策，“這些政策選擇犧牲安全而實現擴張，導致了道德敗壞與國際孤立，並剝奪其合法性，並可能最終導致其毀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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