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年前，從拍攝記錄安東尼奧尼的那一天開始，劉海平、侯宇靖就踏上了一條“追尋馬可·波羅的攝影機”的道路。在他們看來，安東尼奧尼、李察尼、蒙塔多、貝爾特魯奇、託納多雷……這些拍攝過中國的幾代電影大師，都像一架“馬可·波羅的攝影機”。他們要做的，就是用手裡的攝影機，去追尋和紀錄。
文｜張丁歌
4月的北京，託納多雷在一場中意電影論壇上，和他的電影製作人安德烈邊自拍著邊進入會場。一個小女孩的背影吸引了他的關注，直到他們面對面時，領著女孩手的媽媽，用意大利語向託納多雷打招呼，一架攝像機又從側面探了過來，持鏡的是女孩的父親。託納多雷沒有不悅與意外，他又遇到“老朋友”了——這對中國夫婦，分別在意大利和北京拍攝過他很多次。只是有些恍然，當年那個2歲的小女孩已經長大了。
上一次，七年前，在託納多雷羅馬美杜莎工作室的機房內，他正在趕製電影《巴里亞》的後期，準備第66屆威尼斯電影節上的首映。劉海平架著攝像機、推著嬰兒車、“拖家帶口”地敲開了他工作室的門——太太侯宇靖做翻譯，女兒劉愛慈乖巧地呆在角落“旁聽”。託納多雷印象很深，他用中文向這個年齡最小的“攝製組成員”打招呼：愛慈你好。因為2007年，他也是帶著小女兒來到北京，為奧運宣傳片《重聚》選景拍攝。“女兒讓我很驚奇，她當時很小，但總能記得中國和它的城市，兩年後仍能從電視裡馬上認出來。”
與託納多雷的“重聚”，對於劉海平、侯宇靖夫婦來說，並不是一個句號。他們從2004年起，就在默默無聞地搶救式追拍意大利的電影大師。在中國，他們的片子不是那麼容易被看到，而在意大利，越來越多的電影人開始聽聞這對“總是帶著孩子工作的中國夫婦”。12年前，從拍攝記錄安東尼奧尼的那一天開始，劉海平、侯宇靖就踏上了一條“追尋馬可·波羅的攝影機”的道路。在他們看來，安東尼奧尼、李察尼、蒙塔多、貝爾特魯奇、託納多雷……這些拍攝過中國的幾代電影大師，都像一架“馬可·波羅的攝影機”。他們要做的，就是用手裡的攝影機，去追尋和紀錄。
一、
“我們見面好像是1972年吧，我記得是夏天。他們來了幾個人我就記不太準了，印象最深的是三個人，一個是安東尼奧尼，一個是攝影師，還有個女的。女的我記得最清楚，她那腳指甲上有紅瓤，染紅了，所以我印象最深。”
2007年的一天，河南林縣，劉海平和侯宇靖架著一臺攝像機，拿著一沓老照片，穿梭在村子裡尋人拍攝。說話的人叫馬東昇，60來歲，他打量著照片裡35年前的自己，“當時我才二十五六歲，是大菜園黨支部副書記。我是第一次見那個牌子，‘啪’一捻，就代表拍攝開始。我又陪著安東尼奧尼先生和那個攝影師到農民家，到我們大隊的糧食加工廠、學校、校醫院。好像還去了二龍山，山前墳堆都已經平了，石碑都還在。他說他要拍石碑。”
1972年5月28日，拍攝紀錄片《中國》的安東尼奧尼一行，從北京來到林縣。林縣大菜園、任村、合澗北小村莊是他們在中國期間拍攝的唯一一組農村鏡頭。時隔35年，劉海平夫婦來到這裡，隨身帶來一張光碟。村子裡的人，才第一次看到了《中國》。馬東昇一眼認出了自己和大隊幹部在破爛的大隊部裡開會的鏡頭，那時自己烏髮粗眉，還是個小夥子。他當年曾發現攝影師在“偷偷拍攝”土坯牆草房，便通過翻譯給安東尼奧尼說，“群眾住的大多是紅瓦房，草房不能代表大菜園的面貌。”安東尼奧尼解釋說，“我尊重你的建議，現在只是取鏡頭，回去還要剪輯的。”看完劉海平帶去的紀錄片後，馬東昇發現果然沒有土坯房的鏡頭，壓在他心底30多年的謎團終於解開了。
劉海平生於1966年，安東尼奧尼來拍攝《中國》那年，他還在老家湖南，是個正讀小學的湘西少年。他的早年記憶裡，沒有這段歷史。直到31歲時，學統計出身的他，辭掉了家鄉銀行會計的工作，以“大齡”進入北京電影學院攻讀攝影時，才接觸到了《奇遇》、《放大》、《紅色沙漠》。他驚訝地後知後覺，安東尼奧尼這位意大利電影的棋手，竟然在七十年代初還拍過一部關於中國的紀錄片，並引起過軒然大波。攝影機為劉海平打開了另一個世界。那些年，除了深受意大利新現實主義影響，他還迷戀安哲羅普洛斯，甚至為此去學過希臘語。“要走進大師的藝術，得懂他們的語言吧。”
還沒來得及投身去學意大利語，他先“認識”了一個意大利留學回來的北京女孩。那是2001年，北電畢業的劉海平在紐約跟一個攝製組拍專題片，異國他鄉，漫漫長夜，老哥們導演劉烈雄在國內打來一通電話：海平，有個女孩，你們倆精神世界很像，她還是個意大利通。很快，在北京的侯宇靖，就接到了帝國大廈附近打來的電話。劉海平正在那個地標拍攝，累了，一串號碼撥了出去。一個在紐約的白天，一個在北京的晚上，圍繞著意大利電影，兩人的愛情開始了。
儘管當年看《奇遇》時，劉海平差點睡著過兩次，但他至今都確信人生是會出現“奇遇”的。他不再是一個人單打獨鬥，他成了侯宇靖的初戀，愛人，以及他們“雙人攝製組”的最佳拍檔。他負責導演，拍攝，剪輯，侯宇靖負責外聯、翻譯，工作助理。他們一遍遍地看安東尼奧尼的《中國》，兩人恍然發現了一個巧合：安東尼奧尼拍攝過的臨縣，正是侯宇靖出生的地方——她的父親曾是中央醫療隊的醫生，當年被調至臨縣治療食道癌，侯宇靖就生在臨縣並長到8歲。1972年，安東尼奧尼來拍攝時，1歲半的侯宇靖被母親抱著，在紅瓦房前等父親下班。
“我們當時就決定要去意大利拜見安東尼奧尼，而且要重走一遍安東尼奧尼拍過的‘中國’”。2004年9月，醞釀已久的劉海平和侯宇靖飛到了意大利，在威尼斯（而非羅馬）第一次見到了已92歲高齡的安東尼奧尼和夫人恩麗卡。那期間，安東尼奧尼的《愛神》正在威尼斯電影節首映。
“我來是想問候您！”面對面時，感性的侯宇靖幾乎忘記採訪時要控制情緒，她哭著遞給安東尼奧尼自己小時候在臨縣的照片，安東尼奧尼看著黑白老照片裡1歲多的東方娃娃，又打量著眼前這對突然冒出來的中國夫婦，情緒激動起來，開始抽泣。劉海平的攝影機，不動聲色地記錄著這一切，像是一次遲到了30年的撫慰。
而在此後兩個月的國內，2004年11月25日，“安東尼奧尼電影回顧展”在北京電影學院舉行，禁播了32年的《中國》，才得以在中國第一次公映。僅有一場，一票難求。
二、
1972年5月18日，安東尼奧尼和當時只有19歲、還是他助手的麗恩卡，及攝影師都沃裡一行來到中國，要拍攝一部關於這個東方大國的紀錄片。22天的旅程，5 座城市，3萬米長的膠片，安東尼奧尼最終完成了一部長達四小時的紀錄片《中國》，也始料未及地令自己陷入一個“全民公敵”的境地。在中國，他一度成為“反華導演”的代名詞。一首編派他的兒歌曾這樣唱：“紅領巾，胸前飄，聽黨指示跟黨跑。氣死安東尼奧尼，五洲四海紅旗飄。”
2004年，劉海平和侯宇靖見到安東尼奧尼時，他早已身患中風多年，出門要坐輪椅，只能講簡單的話語。在劉海平的鏡頭前，已成為安東尼奧尼夫人、與他生活了30多年的恩麗卡回憶起當年他們剛著陸北京時的場景：“當時是5月，氣候和意大利很像，剛下飛機時，看到停機坪上正舉行一個盛大的歡迎儀式，人們跳著舞蹈，有飄帶、紅旗，我們以為是迎接我們的。其實不是，是某個國家的領導來了。然後我們就被帶去賓館呆了四天，討論拍什麼。”
恩麗卡當時不滿20歲，還是個熱愛電影的女學生，中國之行對她是全新的體驗甚至挑戰，“那次旅行我不適應，不適應和米開朗基羅（安東尼奧尼）一起工作的困難。他總是什麼都想拍，一天就想拍八十個鏡頭。以往他是非常緩慢的，一天只拍兩三個鏡頭。當時他拍攝起來就像一個年輕的導演。”
22天旅程結束後，紀錄片《中國》的誕生，東西方的看法不同，也給早已成為電影大師的安東尼奧尼帶來前所未有的“傷害”。“米開朗琪羅拍完影片後，從中國聽到了鋪天蓋地的評論，他很痛苦，即使西方很喜歡這部影片。當一個導演拍攝一部影片，他自己好像是裸露的，他打開了心扉，打開了思想，他其實是在奉獻，捐出他的觀點和靈魂給大眾。導演也是凡人，卻要承受數以萬計的指責。他非常愛中國，強烈地喜歡中國和它的傳統。”在2005年另一次敲開安東尼奧尼在羅馬的家門後，劉海平的鏡頭也打開了恩麗卡的心扉。
“不過，我媽媽說過，中國之行另有意義，它成了我們的蜜月之旅。”去中國之前，恩麗卡只是安東尼奧尼的學生，《中國》拍攝結束後，他們生活在了一起。
當年的親歷者、意大利駐華大使孟凱蒂，1972年曾陪同安東尼奧尼一行在北京拍攝。他向劉海平夫婦回憶起一件趣事：“我帶安東尼奧尼到協和醫院我熟識的一位大夫那看病，大夫問他‘您多大了’？他說‘六十了’。‘結婚了嗎？’‘有一個女朋友。’‘女朋友多大了？’‘二十歲。’‘那你沒有病。’大夫給他開了幾片阿司匹林。安東尼奧尼出來後玩笑說：‘你看看這個愚蠢的大夫朋友。’”
當兩張孟凱蒂提供的黑白老照片放在安東尼奧尼眼前時，他看著33年前的自己在天安門前、在王府井大街上的工作照，手在抖動，眼中閃著淚光。“真好啊。”他吐出幾個字。“看，我多可愛，多可愛啊，十九歲。”恩麗卡激動地依偎著輪椅上的安東尼奧尼。劉海平一直用長鏡頭在紀錄，紀錄。
那幾年，劉海平、侯宇靖往來中國和意大利，拍攝了安東尼奧尼夫婦五次。每剪出一段片子，會捎給安東尼奧尼，請他過目。一次早上，恩麗卡打來電話，說剛看完片子的安東尼奧尼那夜夢到了中國。後來，侯宇靖懷孕了，在家待產到女兒劉愛慈出世。當2007年7月30日，聽到安東尼奧尼在羅馬家中去世（距離他95歲生日還差兩個月）的消息，劉海平和侯宇靖既悲痛又焦急：大師走了，他們還沒有拍完。孩子太小，他們飛不過去。
後來，劉海平夫婦沿著安東尼奧尼的《中國》，重走了河南林縣，上海，南京，蘇州及更像威尼斯的周莊。2009年6月，他們帶著新拍的素材，新生的女兒，和中國的一抔泥土，先後飛到羅馬（安東尼奧尼的家）、博洛尼亞（安東尼奧尼的大學所在地）、費拉拉（安東尼奧尼的出生及長眠地）。他們在安公的墓地獻上中國的泥土，在他羅馬的家中第一次看到那間私密的臥室被打開，在那部拍攝安公的紀錄片中用了他房間中的光影，最後取名為：《中國已遠——安東尼奧尼與中國》。
三、
此前，劉海平一直以為安東尼奧尼是拍攝中國的第一位西方導演，直到他架著攝像機整日出沒在意大利的街頭巷尾，有當地朋友無意中跟他聊起：拍中國的，最早的當然是Lizzani啊！
Lizzani是誰？劉海平腦子當時空白了。他和侯宇靖按照意大利語去查，原來是大導演Carlo Lizzani，中文翻譯成李察尼。他1922年4月3日生於羅馬，是戛納電影節獲獎影片《苦難情侶》的導演，並與安東尼奧尼、費里尼等多位意大利導演合拍過短篇集《小巷之愛》。1979－1982年，他還連續四屆出任威尼斯電影節主席，曾把獎項頒給過安哲羅普洛斯、文德斯、戈達爾和黑澤明等人。繼續查資料，侯宇靖發現，李察尼一生最傳奇的經歷，是在1957年，作為西方第一人，來到新生的中國拍攝了一部名為《中國長城》的彩色寬銀幕紀錄片，時長一個半小時。
這個發現讓劉海平夫婦大吃一驚，此前竟然從未聽說，連身邊專業從事紀錄片研究的學者，也無一知曉“李察尼”和這部與當代中國緊密關聯的紀錄片。他們查遍了中文資料，只在文化部網站的交流檔案中發現一則簡訊：“1957年2月——11月，意大利電影攝製組裡查尼夫婦和彭奇三人訪華拍攝紀錄片《黃河》”（後經李察尼解釋，當時拍攝時曾暫定名為《黃河》）。
李察尼到底是以什麼身份來到中國？當時中意之間還沒有建交，為什麼一個西方人，能在中國逗留那麼長時間？從北京到廣州，從上海到內蒙，還去了香港，他都記錄了什麼？劉海平、侯宇靖充滿好奇，他們決定要找到李察尼，請他親口來講這個故事。
2009年6月5日，劉海平、侯宇靖抱著著2歲的女兒，經意大利朋友的介紹，在羅馬找到了李查尼的家。這位87歲的意大利導演，雖然之前被告知了此次拜訪，開門時還是錯愕了一下。並不寬敞的老式公寓內，一進門的過道，牆壁上最顯眼處，便掛著當年《中國長城》的海報——已經半個世紀久遠，仍佔據家中重要位置。
“我當時是通過意共與中共聯繫，請求到中國進行拍攝。因為中意沒有建交，需要輾轉瑞士和蘇聯，我拿著意大利共產黨的一封信，去瑞士伯爾尼，那裡有駐瑞士大使館，拿到它們頒發的簽證才能進入中國。第一次出發是1956年5月4日，由伊爾庫茲克飛往北京，一個月後由香港返回羅馬。1957年影片正式開拍，2月從北京開始，11月由香港結束拍攝。”李察尼的中文名字本該翻譯成裡扎尼或理查尼，但當時使館給了他一箇中文李姓，在中國大江南北拍攝期間，大家都親切地稱呼這位意大利大個子導演——老李。
安東尼奧尼在上世紀70年代用不到一個月去了中國五座城市，李查尼在上世紀50年代用近一年時間走遍了中國大江南北。1957年，李察尼在拍《中國長城》時，比他大10歲的安東尼奧尼在意大利剛剛拍完《吶喊》，正籌備《奇遇》。同樣也是5月，李察尼曾記下了他剛到北京時的“中國第一面”：
“驅車從機場開往北京，數以千計的商店和小鋪，一個接一個，亭子、攤點，各個年齡的攤販。桌子、籃子、在紙上放著的說不清的商品。客人似乎很挑剔，他們精挑細選，慢慢挪動，用心地研究著，指尖接觸時很細膩，低聲交談，又似和自己商量。所有的事情看起來有點像我們地中海的街道上的情景。”
“包括中國的餐館，也把我帶回到了地中海沿岸。酒店裡，天熱了，門半開著，窗簾隨風搖曳，電風扇轉呀轉，廚師們穿得很好，但圍裙有點髒，跑來跑去，在廚房裡忙活。這樣的擺動門在歐洲早已消失了，服務員端出來的食物是秘製的。我們知道，為燒這些菜，牆壁都燻黑了。”
在那部《中國長城》裡，當年35歲的李察尼拍攝了北京的長城、鄉村的葬禮，包頭的炸冰，內蒙古的賽馬和摔跤、桂林的魚鷹，廣州的龍舟，中國的小腳婦女和新時代女工。到最後，中方的接應人開玩笑說：老李，你已經拍了三萬米膠片，還不夠啊？這些米數可以剪三部片子了！
面對劉海平的鏡頭，回憶起52年前的那次拍攝，李察尼透露：1957年到1958年間，意大利的政治局勢有些好轉。但《中國長城》還是遭受了額外的審查——影片沒有遭到刪減，反而是被增加，增加了香港的一些歌舞廳的鏡頭。即便有不滿，但這部片子當年在布魯塞爾和墨西哥城的電影節獲了大獎，李察尼還是很欣慰，“讓我感到非常吃驚。”
然而，讓劉海平和侯宇靖更吃驚的是，那次拍攝後，他們回國製作完紀錄片《李察尼與中國長城》不多久，就聽到了令人扼腕的消息：2013年10月5號，李察尼從三樓家中的窗戶投身跳下自殺，享年91歲。那間他們曾交談過的房間，成了記憶裡的告別室。拍攝與紀錄，成了與生命和時間在搶跑。
“這些有才華的大導演，也許無法面對自己的年老與羸弱。此前就有95歲的意大利導演莫尼切利不堪病痛從病房中跳下，後來又是李察尼！意大利的報紙貼出了一張漫畫——巨大的釘子釘著窗戶：導演們停止吧！”侯宇靖心痛不已，她決定翻譯李察尼生前那部中國日記。書的名字劉海平非常喜歡，叫《我在短世紀裡的長途旅行》。
四、
幾年前，崔永元還在央視做《電影傳奇》的時候，聽聞了這對“專拍意大利電影大師的中國夫婦”，他曾找到劉海平和侯宇靖，以安東尼奧尼為主題，請他們剪輯了一版適合電影頻道播出的短紀錄片版本。2歲的女兒，也天天泡在機房，跟著一句句剪輯，竟然靠聽，背下了那首嘲諷安東尼奧尼的歌謠。片子播出後，不像那些國家行為的紀錄片，製作團隊的名單要走二三十秒。他們的很簡單，兩屏字幕就完了，導演是劉海平，製片人是侯宇靖，曾被恩利卡稱為“最小的紀錄片工作者”的女兒或許該署個“劉監製”。
那一次的經歷，讓這個默默無聞的“家庭攝製組”，體驗到了播出平臺對作品傳播的重要性。崔永元感動於他們的執著，鼓勵他們要堅持下去，“你們列個單子，爭取把那些大師都拍下來。”可惜的是，劉海平夫婦還在還在與大師搶時間的時候，崔永元沒有堅持下來，離開了央視。
無人資助，一直靠自費，和朋友們的鼓勵及各種引薦，劉海平和侯宇靖沒有停下腳步。每年攢一點錢就飛去意大利，拍些素材呆幾個月再飛回來。辦簽證時，使館的人問他們“去多久？”，已相熟的工作人員會說一句，“他們啊，錢花完了肯定就回來了。” 即便有“恐飛症”的侯宇靖，還是跟著執著的劉海平，一飛飛了十幾年。這些年，他們又陸續採訪拍攝了蒙塔多，貝爾特魯奇，託納多雷，雅克貝漢，奧米，都沃裡，卡羅·迪·卡羅等幾十位意大利電影人。女兒愛慈長到9歲了，從未上過一天學，卻在旅途中學會了意大利語，詩歌，繪畫，電影配樂和剪輯的節奏，這些經歷將來或許就是她的童年、她的大學。
“李查尼、安東尼奧尼、蒙塔多、貝爾託魯齊、託納多雷，其實最核心的是這五位，甚至可以說是‘五代’拍攝中國的意大利導演。他們從1957年到1972、1982、到2008年再到現在，跨度60、70年的時間裡，都分別來記錄了中國不同的時代。從時間軸來看就很有意思，他們每人都是馬可波羅精神的載體，只不過用的是攝影機。”面對已拍攝下的大量素材，劉海平準備先沉澱下來，將來把對五位導演的紀錄，合剪成一部紀錄片，就叫《馬可波羅的攝影機》。
2014年，劉海平意外地受到了一枚勳章——由意大利總統與外交部長共同簽署的證書及“意大利之星”騎士勳章，為表彰他長年致力於研究意大利文化和電影。在意大利，這象徵著最高榮譽。
從不注重物質生活的劉海平，在被拍照時，會精挑細選出他的意大利西裝、風衣，認真站在鏡頭前。快門按下一剎那，會說，“等等，等我戴上勳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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