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日公布的两份重磅文件，为户籍“破壁拆墙”的速度按下快进键。
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国家发改委发布两份文件，均提到了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容。文件要求，城市群内部城市“破壁”，在长三角、珠三角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还要求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专家称该制度有望减少“人户分离”现象。
察时局关注到，2014年后，我国的落户限制政策加速开放，从“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逐步变为今年的“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专家表示，户籍逐步放开的过程，也是适应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通过高质量的城镇化，推动高质量的工业化发展。未来，户籍有望越来越回归到统计功能本身。
居民户口簿。南都记者 方光明摄
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间落户更加便利
4月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布《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构建更加完善的要素市场化配置体制机制的意见》（下称《意见》），其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的内容出现了与往常相比较新的提法。
《意见》提出，探索推动在长三角、珠三角等城市群率先实现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
察时局关注到，这是继去年2月国家发改委首次提出后，我国再次明确提出该政策。与去年相比，首次明确了率先推行此政策的城市群为长三角、珠三角。
据悉，所谓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就是在同一城市群的不同城市间，互认彼此的居住、社保等落户指标的统计年限，从一城去另一城后，在原有统计年限的基础上继续计算，而非重新开始统计。
“举个例子，以前你在一个大城市发展几年，积累了一定的落户指标，这时想换个城市发展就会很纠结，因为落户指标要从零开始计算。如今有了这个政策，在同一个城市群的不同城市间可能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研究员马庆斌称。
据马庆斌观察，城市群内部的人口流动，已成为我国的新经济现象之一。以往人们更多关注人口从中西部往东部转移，而目前在东部城市群内部，不同城市之间的人口流动非常频繁。
在马庆斌看来，目前国家战略将城市群作为推动城镇化发展的主体，城市群被视作经济发展的新动能和增长极。推行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有助于为居民在城市群落户提供便利，增加城市群对人才的吸引力，进一步激活城市群的发展潜力。
为何政策率先选择长三角、珠三角两个城市群推行？马庆斌认为，这两个城市群的经济活跃度高、人口涌入量大、就业机会多，居民在不同城市之间流动频繁，有最紧迫的需求。而京津冀城市群拥有首都北京，有其特殊性，暂未作为试点。未来范围也可能会逐步扩大，推广至成渝城市群、长江中游城市群等。
“经常居住地”可减少“人户分离”现象
除了户籍准入年限同城化累计互认，《意见》还提出，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察时局注意到，早在2013年公安部便表示，到2020年，要基本形成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形式的新型户籍制度，2019年公安部副部长孙力军表示，要加快建立新型户籍制度，除落户超大、特大城市和跨省迁移户口实行审批制外，积极探索试行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
对此马庆斌认为，“经常居住地”未来将成为落户的一个重要评判标准。目前我国存在大量人口户籍在老家，但常住地在大城市的情况，该政策有利于减少这种“人户分离”的现象，有利于保障这些人群也能享受到户籍带来的优惠。
在马庆斌看来，随着户籍政策的不断放开，未来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资源也要与人口规模相匹配。这也是《意见》提出，“建立城镇教育、就业创业、医疗卫生等基本公共服务与常住人口挂钩机制，推动公共资源按常住人口规模配置”的原因。
值得关注的是，并非所有城市都将试行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制度，《意见》提到一个限定范围，即“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实际上，这里指的个别超大城市只有两个，那就是北京和上海。”马庆斌称。近年来，只有四个人口超过1000万的超大城市（北京、上海、广州、深圳）有落户限制，其他城市都基本都已打破了户籍的“壁垒”。而京沪由于城市定位的原因，比广深更为严格。
2014年后我国落户限制加速开放
除了上述《意见》，同日，国家发改委又公布另一份重要文件——《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和城乡融合发展重点任务》，涉及中国城镇化的提法，同样传达了一些不容忽视的关键信号。
这份文件提出，督促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下城市全面取消落户限制，推动城区常住人口300万以上城市基本取消重点人群落户限制。
察时局注意到，依据住建部最新公布的《2018年城市建设统计年鉴》，目前有长沙、昆明等29个城市城区人口超过300万，成都等15城超过500万，6个城超过1000万。这6个城市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天津和重庆。
由此，除以上城市外均将全面取消落户限制，以上城市将放宽放松落户限制并基本取消在城镇稳定就业生活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城镇就业居住5年以上和举家迁徙的农业转移人口、农村学生升学和参军进入城镇人口四类重点人群的落户限制。
值得关注的是，2014年国务院曾提出一个目标，在2020年努力实现1亿左右农业转移人口和其他常住人口在城镇落户。此后，我国放宽落户限制的政策便不断加快。
2014年，国务院提出，全面放开建制镇和小城市落户限制。
2018年，国家发改委再进一步，将全面取消落户限制的城市范围扩大到中小城市和建制镇。
一年后，落户限制范围再次扩大。《2019年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要求城区常住人口100万—300万的Ⅱ型大城市要全面取消落户限制；城区常住人口300万—500万的Ⅰ型大城市要全面放开放宽落户条件，并全面取消重点群体落户限制。
户籍改革的进程不断加快，今年的说法已变成“放开放宽除个别超大城市外的城市落户限制”。
据悉，去年我国的城镇化率刚刚迈过60%的关口，且有不少在中小城市。而发达国家的城镇化率在80%左右，中国据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
在马庆斌看来，近年来我国户籍改革不断加速，城市落户限制逐步取消，不仅是城市化的问题，更是背后工业化、现代化的问题。在经济发展到一定水平之后，更需要稳定的劳动力，而不是一批批来了又走、对城市缺乏忠诚感与归属感的年轻人。特别是未来的工业要应用更多人工智能技术，有经验有敬业精神的产业工人是一座城市急需的人才。将这批人才留住，实现高质量的城镇化，从而推动高质量的工业化，高质量的经济发展。
“户籍逐步放开的过程，也是适应中国不同发展阶段的需要。”马庆斌称，未来户籍有望越来越回归到统计功能本身。
南都记者 林方舟 实习生 韩佳良 发自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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