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向武，西北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趙戰花，西安外國語大學新聞傳播學院副教授。
本文系國家社科基金西部項目“互聯網群組治理與社會資本的約束作用研究”(項目編號：18XXW012）的階段性成果。
社交媒體不僅已漸漸成為新聞獲取的最主流渠道（郭雅楠，2016）。社交媒體也正在對社會產生多維的影響。龐大的社交媒體群體，已成為人們信息消費的重要來源，正在重構全球信息流動的圖景（戴麗娜，2018）。由各個國家的社交媒體所形成的國際社交媒體傳播格局，也正在對全球信息傳播產生越來越大的影響。
我國目前對國際社交媒體傳播的研究，主要聚焦於三方面：一是對國際社交媒體研究現狀的關注，二是對國際社交媒體傳播規律的研究，三是對國際社交媒體傳播秩序的研究。
社交媒體不僅對國內的輿論影響、社會動員、情感溝通等表現出重要的作用，而且很容易跨越國家界限，對國際信息傳播產生影響。但是，對國際範圍內社交媒體傳播的基本狀況，國內目前的研究尚不清晰。為此，本文將從傳播渠道和輿論影響的角度，對世界各主要國家和地區社交媒體傳播所形成的總體圖景和傳播秩序做進一步的研究。
一 國際社交媒體平臺與佔有率
世界各國近年來推出了諸多社交媒體，比如日本的Mixi、韓國的Line、德國的Xing、俄羅斯的Vk等。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社交媒體的發展極不平衡，人們的使用偏好也不盡相同。比如，Facebook在全球範圍內使用人數最多，但在白俄羅斯、哈薩克斯坦、摩爾多瓦等國，最受歡迎的社交媒體卻是俄羅斯的Vk。
本文對成為研究對象的社交媒體的界定方式為：首先將社交媒體分為移動端應用程序和網站兩大類，再參照上述分類方式進行取捨。取捨標準更偏向於對輿論有較大影響、用戶生成信息的類別。移動端應用程序，主要為基於移動設備的即時通訊及社交軟件，但不包括手機短信和手機遊戲。網站類較多，包含社交網站、百科網站、博客、微博、論壇、問答站點、公告板、群組信息平臺、視頻圖片分享站點，不包含搜索引擎、門戶網站、新聞網站、電子商務平臺、電子郵件、分類廣告、遊戲網站和色情網站。
在此基礎上，我們對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社交媒體進行統計。對於社交網站的統計，主要依據Alexa網站流量數據。該網站為專門發佈網站世界排名的網站，有多達幾十億的網址鏈接。其排名方式主要有兩種：綜合排名和分類排名。綜合排名是所有網站的名次，每三個月更新一次，依據是用戶鏈接數和頁面瀏覽數三個月累積的幾何平均值。分類排名，一是按主題分類，如新聞、娛樂、購物等。二是按語言分類，給出某站點在所有同類語言網站中的名次。Alexa自己也曾承認，其數據可能有誤差，低於100000的排名是粗略估計，準確度隨著排名的提高而增加。用Alexa數據來測量定義每個國家或地區中流量最高的網站，即使存在偏差，即使只有某些類型的互聯網用戶會安裝Alexa工具欄，但不會對前幾位的排名有影響。
在本研究中，我們統計了每個國家排名前10位的社交網站，並且只分析其中的前3名，即每個國家和地區的主要傳播渠道。由此，我們得到了2018年6月22日到2018年9月23日時段內，按照流量排名的180個國家和地區的社交網站。
為驗證這一結果的可靠性，我們再取另一家SimilarWeb網站的數據作比較。SimilarWeb屬於一家以色列公司，是一款在線競爭情報工具。其數據來源除瀏覽器插件外，還通過網絡爬蟲、網頁資料、語義分析及統計學演算法等手段互相完善印證，最終得出的數據非常精準。其缺點是目前的數據覆蓋面還不夠全面。通過與上面類似的統計方式，我們獲得了2018年6月22日到2018年9月23日時段內，按照流量排名的58個國家和地區的社交網站。
我們取兩個排名中每個國家和地區前3位的網站進行相互驗證，發現兩個排名在YouTube項的數據出現了系統性誤差，原因可能與SimilarWeb的綜合算法有關（如YouTube視頻類內容的瀏覽時間相對較長）。從而導致YouTube項和Facebook項的排位在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現顛倒。除此之外，兩個排名高度吻合，基本可以作為當前世界各國社交網站使用率排名的結果。由於本研究下一步主要辨析的是網站所屬國，因此，YouTube和Facebook項的排位不同，也不影響本研究的結果。
按照上面的統計結果，全球訪問量排名前10位的網站，依次是：Google.com、YouTube.com、Facebook.com、Baidu.com、Wikipedia.org、Yahoo.com、 Qq.com、Taobao.com、Tmall.com、Twitter.com。根據本文所確定的研究標準，訪問量最高的5大社交網站依次是：YouTube.com、Facebook.com、Wikipedia.org、Qq.com、Twitter.com。以國家和地區的個數作為計算單位，則在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中使用最多的前五位的社交網站，依次是YouTube.com、Facebook.com、Wikipedia.org、Instagram.com和Twitter.com，全部為美國公司的產品。我國的Qq.com，雖然絕對訪問量很高，但主要只在我國大陸使用。
進入統計的全球180個國家和地區中，只有阿爾巴尼亞、亞美尼亞、中國、伊朗、俄羅斯、烏克蘭等6個國家使用率最高的社交網站不是美國公司的產品。其中，阿爾巴尼亞、中國、俄羅斯、伊朗四國使用率最高的網站是本國的產品，亞美尼亞、烏克蘭都是俄羅斯的產品。俄羅斯的社交網站Vk.com在全球17個國家排名進入前3位，這些國家主要分佈在前蘇聯地區。所以，就本國社交網站的國際影響力而言，俄羅斯其實在全球僅次於美國。統計還發現，在泰國、孟加拉國、中國臺灣、波黑以及薩爾瓦多等國家和地區，使用率前3位的社交網站中，都有自己的產品。
根據上述排位，我們再對這些網站的所屬國按照美國和非美國進行區分，然後根據每個國家和地區排名前三位的社交網站中包含美國產品的個數進行分類統計，結果如下表1（Alexa排名）和表2（SimilarWeb排名）。對比兩個統計表，只有日本、荷蘭兩個國家的結果不吻合，其餘國家都一致。
由表1可見，當前全球180個國家和地區所使用的社交網站中，沒有一個國家和地區排名前3位的社交網站中，沒有美國的產品（按照Alexa的數據，YouTube是中國使用流量排名第3的社交網站）。也就是說，美國的社交網站在所有的國家和地區都擠進了前3名。只有中國、俄羅斯等29個國家和地區，排名前3位的社交網站不全是美國的產品。全球有151個國家和地區，其使用率排名前3位的社交網站，均為美國產品。這意味著，美國的社交網站至少在全球151個國家和地區佔絕對的領先地位。在進入統計的國家和地區中佔比達到84%。
適應於當前移動社交媒體不斷增長的現實，我們再來對移動設備的社交媒體應用程序進行調查統計。對此，我們採用Google play store與Apple app store的APP下載量，作為其使用率排名的近似測量數據。累計統計值能更準確地反映總體的下載量，但用戶在下載後，隨時間推移，仍存在卸載，或者使用頻次下降等多種可能性，對實際使用率的體現也有偏差。所以，我們根據上述網站所能提供的數據，選擇一週的下載量做一近似測量。這一數據更能體現出當前各類APP的受歡迎程度。
考慮到全球社交媒體的用戶目前還在以13％左右的速度增長，中亞和南亞地區的增速甚至達到了90％和33％（2018年）。新增用戶都在不斷下載各種APP，這一數據能更好地反映當前各類APP的活躍度和使用率。Google play的數據對APP下載量的統計，應該有較好的代表性。Apple app store的下載數據，受該商店列入APP種類的影響，以及可替代性的同類下載源的分流影響，會更偏向於美國公司的產品，而在其他一些非美國的、非“主流”的APP的統計數據方面會有所減少，有一定的誤差。
最終，通過Google play，我們獲得了2018年9月17到2018年9月24日這一週內，全球98個國家和地區的移動端APP下載量，通過Apple app store，得到了143個國家和地區的下載量。同網站的分析一樣，最終取每個國家和地區排名前3位的APP。
對比兩組數據發現，其差異性較大。考慮到Apple app store的數據偏差較大，我們以Google play的數據作為分析對象，以Apple app store的數據為參照。在Googleplay中，並沒有獲得關於中國大陸的數據，這是因為Google無法在中國大陸使用的原因。同上，我們仍只將最終的APP分為美國和非美國兩類，然後根據每個國家和地區排名前三位的APP中包含美國產品的個數進行分類統計，得到表3（Google playapps）和表4（Apple app store apps）。
統計發現：WhatsApp Messenger、Messenger、Facebook、Instagram及YouTube是全球各個國家和地區下載量前5位的APP。在Google play的數據中，進入統計的98個國家和地區中，WhatsApp Messenger是56個國家下載量最多的社交媒體應用程序。這98個國家和地區中，除了中國香港、中國臺灣、日本、韓國和挪威，其餘93個國家和地區的下載量最高的社交媒體APP都是美國的產品。這5個國家和地區中，韓國和挪威分別是其本國的Kakao Talk和Digipost，中國香港則是微信。韓國的即時通訊工具Line在日本和我國臺灣地區的下載量最高，在泰國也排在前三位。有12個國家和地區下載量排前3位的社交媒體APP不全是美國的產品，分別是：日本、韓國、中國臺灣、中國香港、泰國、越南、印尼、吉爾吉斯斯坦、哈薩克斯坦、俄羅斯、白俄羅斯和挪威。進入統計的全球98個國家和地區中，有86個國家和地區下載量排名前三位的社交媒體應用程序，都是美國的產品。即美國的社交媒體應用程序至少在全球86個國家和地區佔絕對的領先地位，佔比達到88%。
綜合兩方面的數據可見，美國的社交媒體產品，無論是網站還是應用程序，在全球絕大多數國家和地區，都已佔據統治地位。《2018年全球數字報告》顯示，2018年全球互聯網用戶為40.21億，社交媒體用戶數為31.96億，活躍的移動設備社交媒體用戶為29.8億。這其中，中國的兩大社交媒體微信和QQ的用戶數分別為9.8億和8.4億，主要來自中國大陸用戶。Facebook和YouTube的用戶數分別達到了22億和18億（2018年）。美國本土的人口為3.2億多，Facebook和YouTube的用戶中，大部分是其他國家的用戶。
二 國際社交媒體信息傳播與輿論影響
由以上統計可見，由各種社交媒體所形成的國際社交媒體信息傳播格局中，表面上，是不同國家的人們自由地選擇、使用各類新興便捷的社交媒體。結果，卻是美國的社交媒體產品佔據了世界統治地位。這種格局，正悄然間對世界信息傳播和輿論產生著重要影響。
社交媒體應用的實質，是網絡空間對現實社會關係的複製與重構。社交媒體與經濟、社會和政治等領域進一步融合，各種社會關係不同程度地呈現出有學者所提出的“社交媒體化”（social medialization）現象。社交媒體網絡空間與國家安全、國家利益和價值觀之間的聯繫日益深化。社交媒體也逐步成為一種重要的戰略資源（汪曉風，2012）。
充分認識到這種資源的重要性，並先知先覺、積極在各方面付諸於實踐的是美國。美國前國防部長羅伯特·蓋茨認為，社交媒體正發揮著類似於冷戰時期前蘇聯國內地下出版物的重要作用，“這些通訊工具所提供的通信自由，對美國而言，是巨大的戰略資產。”（Riley，2009）美國國務院《2011－2013財年信息技術戰略規劃》中就提出，“國務院將利用社交媒體、信息分析和知識管理工具，推進現代外交和對外關係的目標。”（U.S. State Department Bureau，2010）除了在全球主要社交媒體上開設賬戶之外，美國國務院及駐外使團也非常注意在駐在國最流行的社交媒體網站上開設賬戶，作為公共外交在網絡空間的擴展（汪曉風，2012）。美國政府各機構和駐外使團還在各國流行的社交媒體上積極活動，與公眾互動。雖然到2018年上半年，今日俄羅斯在Facebook網站上的官方賬號，其關注總數已經超過2000萬人，以Facebook為代表的微傳播形式已經成為今日俄羅斯國際傳播體系中的重要組成部分（謝爽，2018）。人民日報的Facebook賬號，到2018年6月，其粉絲數也已超過四千萬。但總體而言，對於社交媒體資源的重視程度，俄羅斯、中國與美國還有較大差距。
社交媒體還具有一些獨特的作用。在國際社會中，不干涉內政原則仍然是當今各國普遍認同和遵守的國際準則之一。公開、直白地通過傳統媒體等方式影響他國國內輿論的方式總是受限。社交媒體在實際上具有突破主權國家輿論壁壘的作用，實際上也成為影響他國輿論，甚至形成事實上的干涉他國內政的有效手段。2011年馬克思主義新聞觀研究的“阿拉伯之春”，也是在美國社交媒體的重要推動下完成的。也正因此，關於Facebook、Twitter和YouTube等社交媒體平臺在這些事件中所發揮的作用，曾引起了多方面的討論。有研究認為，使用Facebook和Twitter來獲取與傳遞抗議信息的民眾，更有可能去參加第一天的抗議活動，而這對於活動的最終“勝利”至關重要（Tufekci & Wilson，2012）。在2009年我國新疆的7.5事件中，境內外反動勢力之間也正是通過社交媒體來傳播信息的。
社交媒體的轉發功能較之以前的各類媒體都要便捷、強大，在當前的國際社交媒體信息傳播中，就形成了這樣一種結果：美國通過其高使用率的社交媒體平臺，以及高使用率的英語語言，使美國和英語信息，成為跨國界、跨個人、跨屏幕傳播中的中心影響因素，從信息源的角度，引領著國際社交媒體的信息傳播秩序。通過YouTube、Facebook、Wikipedia、Instagram和Twitter等社交網絡的全球拓展，美國牢牢掌握了新媒體時代的全球話語權，主導了全球輿論場（相德寶，2017）。媒介帝國主義和文化霸權研究中所描述的“以美國為代表的西方國家打著信息自由流通旗號，通過跨國媒介大集團全力維護信息由美國等西方國家向發展中國家流動的舊格局。”（徐培喜，2018：42）只是以社交媒體傳播的方式，呈現出一些新的不同而已。
社交媒體的傳播，還使得其在影響輿論方面能混淆視聽和錯誤地煽動公眾情緒（張開，2015）。“它能夠製造並傳播令人難以置信的謠言。”（金兼斌，2018）《科學》雜誌2018年3月所刊載的研究報告顯示，社交媒體已成為虛假新聞氾濫的主要原因，且虛假新聞比真實新聞的傳播速度更快。而相比於金融等其他領域的虛假新聞，政治虛假新聞的傳播更為深遠（Vosoughi，Roy & Aral，2018）。如果社交媒體平臺上的這類虛假信息、謠言在社會中大量傳播。一方面，會加劇社會的不信任感。另一方面，社會信任度越低，虛假信息就會更多地在社交媒體這樣的“非官方渠道”大量傳播。如此往復，則會惡性循環。根據世界價值調查（WVS）的數據，參與第六波調查的59個國家中，低社會信任度國家的詳細排序情況見下表5。
按照該組織給出的標準，信任值低於19%的國家，為低信任度國家，一共有29個。根據前面的統計，這29個低信任度國家，排名前三位的社交媒體全部都在使用其他國家的社交媒體產品。而且，除了亞美尼亞和尼日利亞，其餘全都在使用美國的社交媒體。對這些國家而言，在社交媒體的傳播方面完全受制於其他國家，越發缺少對社交媒體的信息管理能力，社會信任的提升會越發困難。通過社交媒體影響這些國家輿論的效果，也會更加突出。如果想通過社交媒體來影響該國的社會秩序，也極易收到效果。更長遠來看，市場競爭的規律顯示：在社交媒體使用中，用戶互動深受網絡平臺的影響。當一個社會網絡結構形成後，鑲嵌在其間的社會資本，就成為對社會網絡成員最有價值的資源。所以，美國社交媒體已佔據主導地位的市場上，其社交媒體不會輕易被取代。而美國政府通過這些社交媒體平臺，影響世界各國輿論的局面，短期內也很難得以完全改變。
在社交媒體環境下，1980年代《麥克布萊德》報告中世界傳播秩序的不平衡，非但沒有緩解，反而在繼續擴大。今天互聯網治理領域的一些全球辯論，也被認為幾乎是國際信息新秩序辯論的翻版（徐培喜，2018：10）。社交媒體傳播表面上看起來削弱了以往西方國家的“信息壟斷”，但其對於信息的控制卻更加集中，更加隱蔽。美國成為全球新的社交媒體傳播秩序中的唯一寡頭。過去以美國和多個西方國家所形成的傳播霸權，在社交媒體時代，變成了美國的一家獨大，西方霸權成為美國霸權。政治與市場的同盟非但根深蒂固，並且正在藉助新的技術手段不斷加固他們之間的同盟（徐培喜，2018：245）。文化帝國主義和文化霸權的影響程度也更加深刻。發展中國家面臨的來自美國的“文化入侵”也在原有文化產業的基礎上，增加了新的渠道和方式。
三 美國對國際社交媒體的信息控制
藉助這些在全球佔據領先地位的社交媒體平臺，美國就具有了對信息傳播的把關與控制權，從而具有更加隱秘地影響世界各國輿論的能力。
近些年，YouTube、Facebook和Twitter等公司每半年都會公開發布一次“透明度”報告。按照Twitter公司的說明，他們之所以發佈這樣的透明度報告，是為了提高他們“被迫刪除內容的透明度”，“避免無聲刪除”。在“透明度”報告中，這些公司發佈了各國提出刪除信息請求的狀況。透過這些要求的提出及滿足情況，也可以間接看出美國所具有的通過社交媒體平臺影響世界各國輿論的能力。與其他各種限制或者控制信息的方式相比，如關鍵字阻止、搜索引擎過濾等，直接刪除仍然是最有效的控制信息傳播的方式。
這些“透明度”報告所披露的刪除信息的請求，大部分來自各國政府、法院、警察等部門，基本上都是一些各國自認為“合法”的要求。比如一些信息有違於當地的法律、宗教或生活習俗等。近年來，提出這種請求的國家和要求刪除信息的數量都在大幅增加。
Facebook公司從2013年起開始發佈其“透明度”報告，由於Instagram於2013年被Facebook收購，Facebook公司所發佈的數據中，也包括了Instagram的數據。數據顯示：2013年上半年，有71個國家和地區共提出26607條刪除信息的請求。2017年下半年，則有104個國家和地區提出了82341條請求。期間的2017年上半年，則有117個國家提出了78890條請求。YouTube公司從2009年下半年起開始發佈其“透明度”報告，2009年下半年，有9個國家提出了320條刪除請求。到2017年下半年，則有48個國家和地區提出了8144條請求。其中包括我國所提出的165條。期間的2017年上半年，則有42個國家和地區提出了13210條請求。Twitter公司的“透明度”報告從2012年上半年開始發佈，當時只有5個國家提出了6條信息刪除請求。到2017年下半年，則有42個國家提出了6651條信息刪除請求。2016年下半年，提出的國家數則多至46個。由此可見，世界各國對於這些社交媒體平臺上的信息刪除要求，從國家數到刪除信息的總量都越來越多，增長趨勢明顯。
這三大社交媒體公司2017年全年所接收到的要求刪除信息國家的總數，以及提出要求最多的前10位的國家見表6。
由此表也可看出，印度、英國、美國、意大利、土耳其、俄羅斯、法國、德國、日本、韓國、西班牙等國受這三大公司的影響較大，但各個國家受不同社交媒體影響的程度也不盡相同，表現出社交媒體影響的複雜多維。
對於這些刪除請求，上述公司在判定是否進行刪除時，依據的標準，均是這些公司自己的“社區規則（community rule）”。只有符合其規則的條款，才有可能被受理。根據Twitter公司所公開的受理結果，我們統計了從2012年到2017年該公司所接收到的所有刪除信息的請求，以及最終的處理結果。提出申請數量前10位的國家的最終處理（withhold）比率見表7。提出申請最多的是土耳其，實際的滿足率只有16%。日本的滿足率雖然比較高，但其所提出的刪除數量本身較少。美國、韓國、印尼三國的所有請求都被拒絕。平均計算，這10個國家的請求滿足率只有18%。這也就不難理解為什麼土耳其前總理埃爾多安多次公開批評，稱Twitter為災禍之源。
YouTube公司並沒有詳細公佈他們對於各國請求的最終處理結果，但公佈了提出這些請求的詳細原因。其中，國家安全、對政府的批評、誹謗、違反宗教、侵犯隱私、攻擊性語言等是最主要的請求刪除原因。根據YouTube的“社區規則”，對各國政府及政府領導人批評或不滿意的內容一般都不會被刪除。對於大量要求刪除的內容，也只是限制在違反當地法律或宗教習慣的地區播出，而不是完全將其從平臺上刪除。這就導致另一個結果：雖然一些需要刪除的內容在本地無法觀看，但在世界其他區域是自由傳播的。由此而造成的輿論影響一直存在，且經常造成一些信息的“倒流”“出口轉內銷”。同時帶來的另一個結果，就是各種謠言、虛假信息在這些社交媒體上大量傳播。
也就是說，依託這些在全球佔據領先地位的社交媒體平臺，美國悄然間具有了一種決定什麼樣的信息能或不能在社交媒體平臺上傳播的能力。這種決定權，與傳統媒體的把關權有所不同，是在表面的用戶自由傳播信息的背後，由平臺所掌握的一種信息選擇機制。在其背後，更是以美國為核心，悄然形成的世界範圍內的新的輿論影響體系。
Facebook、YouTube、Twitter等公司，將自己公司所制定的“社群規則”，作為內容刪除的判別標準，而不是傳播行為所在地的法律法規。其實質，就是以企業規則超越各個國家和地區的實際情況，是藉助技術優勢和市場優勢來擴張自身規則，是通過商業方式影響國際社會的輿論和社會文化、政治生活。詳細比對這幾家公司的社群規則，其內容大致相同。Facebook的社群規則對錶達意見的具體表述為：
我們成立的宗旨是接納多元觀點。即使有人持反對意見，我們亦寧可選擇允許多元內容，而非一味禁止。
若我們認為某項內容具有分享價值、事關重大或與公共利益攸關，即便是違反規則的內容，我們有時也會允許發佈，唯此前提是，經權衡後確認公共利益價值大於可能造成實際傷害的風險。
按照上述社群規則，其核心原則為堅持“多元觀點”能夠自由傳播，且“公共利益”至上。問題在於，在國際範圍類，公共利益與國家、族群之間的利益高度關聯，超越了國家、族群的公共利益，該是什麼樣的公共利益呢？又是有益於誰的公共利益呢？這也是近年全球互聯網治理中“主權”主張和“人權”主張爭端頻起的一個反映。許多國家都制定了本國的社交媒體法律法規。但是，美國的這些社交媒體公司，均以互聯網信息的自由傳播為由，拒絕遵守這些法律法規。對此，已經有研究者明確提出：國際社交媒體傳播應遵守“落地國”的法律法規（周園，2017）。
即使對這樣的規則，在執行中也是存在兩面性的。比如，自2015年中期以來,Twitter查封了36萬個與“伊斯蘭國”有關的賬戶，理由是涉嫌恐怖主義。而與此相反的是，在Twitter上，18個與白人民族主義相關賬戶的粉絲數，卻從2012年的3500人激增至2.5萬餘人（周園，2017）。伊朗曾在Facebook、Twitter、YouTube和Instagram等社交媒體上，註冊了大量匿名賬號，傳播來自德黑蘭的聲音。對此，YouTube公司以“違反服務條款”為由，通過技術手段，不斷關閉伊朗背景的“國際虛擬媒體聯盟”YouTube賬號。Facebook公司也對涉嫌與伊朗有關的賬號進行調查，並關停了其中一些。Twitter公司也關停了類似的770個“違規”賬號（李賜，2018）。
還不容忽視的一個問題是，早在多年之前，美國政府就開始通過In-Q-Tel公司，以投資等方式，來控制影響以Google、Facebook為代表的多家互聯網公司和社交媒體公司。這些公司通過商業方式影響各國輿論和社會文化、政治生活，背後一直有美國政府通過社交媒體平臺，對其他國家的輿論實行干預的影子，在一定程度上體現著美國政府的意志（張笑容，2013：33）。
不僅如此，美國還通過諸多方式，實現其對社交媒體信息傳播的控制。美國國務院公共事務局快速反應處專設有一個工作組，對社交媒體上那些可能影響美國國家利益的事件、動態及網民反應進行監控（Hanson，2012：20）。在介入中東北非“茉莉花革命”、推動“互聯網自由”理念國際化等等一系列事件中，都能看見美國政府積極運用各種社交媒體尋求實現戰略及外交目標的影子。
美國的新聞觀念一直是以“雙重人格”存在的：“一方面，就其國內新聞實踐而言，為了標榜媒體在多黨林立的政治環境中的中立身份，倡導新聞專業主義；另一方面，就其國際新聞實踐而言，為了推行殖民主義、霸權主義，實施的則是‘新聞干預主義’。”（葉俊，2017）在美國國內，以新聞自由為基礎的信息獲取自由、監督批評的自由，是其政治體制中權力互相制約所需要的。但也不排除美國政府經常通過各種方式，來干預這種所謂的“自由”。比如常常利用《愛國者法案》和《國土安全法》，來監控美國的網絡信息。在國際範圍內，美國則經常籍口“新聞自由”來影響他國的信息傳播和輿論。當前，通過社交媒體來影響他國的輿論，正是美國一貫的“新聞干預主義”的新表現。
四 國際社交媒體治理與傳播秩序
由上面的分析可見：正在逐漸形成的國際社交媒體信息傳播秩序中，美國佔據了統治性的優勢，而且，美國正積極而隱秘地利用這種優勢資源，構築對世界各國的輿論影響體系。據牛津大學網絡研究院2017年發佈的研究報告，自2010-2017年，“有組織的社交媒體操縱”跡象已波及28個國家（戴麗娜，2018）。社交媒體平臺對公共輿論的操縱已經成為公共生活的重要威脅之一（王俊美，2018）。誰是社交媒體的幕後操縱者？如何防止社交媒體的信息傳播被有目的地加以利用，已經成為社交媒體治理目前要解決的重要問題。
在巴黎《查理週刊》恐怖襲擊案之後，法國國內要求加強對社交網絡上言論監管的呼聲特別高漲。英國也出臺了一些與社交媒體相關的法規,如《社交媒體法》、《數據保護法》等。英國軍方新建立的“第77旅”，其主要責任便是運用社交媒體打心理戰、遏制社交網絡的威脅等（周園，2017）。可見，西方國家也已在種種事實面前，認識到了國際範圍內新的社交媒體傳播秩序所存在的問題。但是，要改變目前這樣的局面，卻並不容易。
中國在社交媒體領域中，基本都是在使用我們自己的社交媒體產品。在面對美國通過社交媒體影響輿論方面，面臨的風險和壓力相對較小。但也面臨著很多“出口轉內銷”的虛假信息、政治謠言、國家安全信息等等的傳播。根據Alexa的網站流量綜合排名，中國前十名的網站為：Baidu.com、Qq.com、Taobao.com、Tmall.com、Sohu.com、Jd.com、Weibo.com、Sina.com、360.com、Login.tmall.com。排名緊隨這十個網站之後的是Google.com和Youtube.com，所以在本文前面的統計結果中，我國社交網站的使用率排名中，排在第三位的是Youtube。雖然國內網民通過一般的方式不容易直接登錄Youtube這樣的美國網站，但通過VPN等方式，這一渠道並沒有被堵死，結果是Youtube的瀏覽量仍然非常大。而在Youtube平臺上，常年存在並隨時生產著大量關於我國的政治性謠言、虛假信息。國內的用戶也很容易接觸到這些信息，並輕鬆實現轉發。這其實已經構成了對我國正常的信息傳播的干擾和影響。所以，中國對源於社交媒體的潛在的破壞社會政治穩定的力量，應予以足夠的重視。不僅需要進一步完善防止美國利用社交媒體影響我國輿論的制度，更應在國際範圍內倡導和推動建立新的國際社交媒體傳播秩序。
在全球範圍內，“相比社交媒體應用規模和社會影響力的快速增長,對社交媒體的治理進程顯得嚴重滯後。”（戴麗娜，2018）同時，“社交媒體的跨國界、去國家中心化、去政府管理化等特點，正在建構新的國際政治現實，影響著國際輿論的形成和輿論的導向。”（張開，2015）中國應積極倡導和推動建立新的國際社交媒體傳播秩序，逐步消除美國社交媒體的影響。網絡空間的全球治理之路，應該是基於協調而非控制基礎上的，包括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的持續互動過程（蔡翠紅，2013）。應該使社交媒體的管理既要符合所在國的政策法律，也接受國際規則的約束。而不僅僅只是掌控在這些巨無霸的社交媒體公司以及所在國手中。
本文系簡寫版，參考文獻從略，原文刊載於《國際新聞界》2019年第12期。
本期執編：阿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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