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论
当我写下这个标题的时候，其实是将作家方方，放在严肃作家这个身份位置，并对其有对等的文化尊重的。这一点，在自媒体时代语境下，非常重要。因为对于作家方方来说，一切来自文学之外的指责，都是业余的，都不值得她回应乃至尊重。
虽然作家方方曾经贵为作协主席，但通过她回应网络指责或谩骂的内容，我们也基本上可以看出这位地方性作家领袖的成色。
网民的本质，其实就是普罗大众，更明确地说，其实就是"赛博市井"。由于教育的普及化，如今的市井，或者通过互联网体现出来的"赛博市井"，已不再是从前的"文盲市井"的语言结构了，但市井就是市井，它能通过集体攻击与逻辑跳跃的方式，让任何试图正常说话的人，精神崩溃。
所以，不论作家方方写作《方方日记》（或者如其外文出版物所称的《武汉日记》），从市井的道德角度看，是否正确，这都不是最终评价《方方日记》的价值标准。
正如科学的归科学、政治的归政治，那么，文学的，就应该归文学。
因为已经有作家方方的支持者，将《方方日记》在国外的出版，与鲁迅的《狂人日记》在国外的出版，混为一谈。这种帮腔的言论，其实对于文学本身来说，连笑话都算不上。
那么，既然作家方方以一名有家国责任，乃至人类文明责任的文人自居，以独立作家的人格为定型，那么，一切"赛博市井"式的指责、谩骂，其实正成就了这位作家的"光环"。
然而，就文学来说，我不认为她能戴上这顶"光环"，也仅仅就文学的角度而言。
因此，我既不是作家方方嘴里的"极左分子"，也不可能"祸国殃民"，因为这亦是一种市井式的破口，且有辱斯文。
一、《方方日记》属性批判
作家方方以一名知识分子的名义，对率先在中国武汉爆发的新型冠状病毒疫情，进行了一次时间跨度达60多天的日常写作。她自己将其称之为"日记"。
那么，作为日记，这种体裁的写作，在方方这里应该归为什么呢？
国际版《武汉日记》将其归为报道：暗示其独立新闻的视角和客观性。
但，这是被广泛诟病的。
批评者指认作家方方在居家隔离期间，无法有效知道正在爆发、瞬息万变的确切真相。
这一指认无疑是正确的，但没有把握住重点：方方作为一名巨大灾难性事件的亲历者，是有资格站在她自己的主体视角，记录她自己的感受的，这一记录对于作家方方来说，是属于"主体真实"的：因为一切涌向她的信息，不论真假，对于方方的精神压强，是真实的。
如果否定了这一点，我们将否定一切集体性社会行为，对个体所能够制造的、隐秘的伤害记忆的，真实性与可能性，从而也可以说，否定了个体的精神性价值的独立。
毫无疑问，这将是灾难性的，历史反复告诫过我们这一点。
作为一名女性作家，方方也时不时地会提及到，中国在特殊十年的浩劫中，对她个人的心灵制造的伤害。我们应该将这一切，以"主体真实"的名义领受下来，并还给作家方方主体感受的公平，并承认作家方方作为一名女性的特殊敏感。或许，这也是作家方方从文艺青年走向职业作家的特殊才能之一。
但《方方日记》绝不是新闻报道。
新闻报道无法在不亲历微观现场的情况下，仅仅在一个更大的事件场域里，靠第三方消息凭空写就。《方方日记》里，提到的许多事件，都需要亲历事件的微观现场，而不是仅仅因为作家方方身处武汉，就判定其"在场"性的有效。
若是这样的话，那么，对于世界范围的疫情来说，每一个在中国爆发疫情期间，在中国的人，对中国各地所发生的一切事件，都属于"在场有效"吗？
毫无疑问，这是不现实的，也是虚假的逻辑。
这正就是说，《方方日记》作为新闻报道，属于"在场无效"的。这就否定了《方方日记》的新闻性可能，及其延展出来的，一切新闻写作的道德价值。
那么，《方方日记》属于文学吗？
这里面当然就包括了中国曾经红极一时的报告文学、纪实性文学，或者美国新闻写作界提供的深度写作、特稿写作范式。不论是威廉·曼切斯特的《光荣与梦想》，还是盖伊·特立斯的《被仰望与被遗忘的》，抑或那些普利策新闻奖的作品，它们其实都属于文学。只不过，这属于是人们希望通过文学的深度场景还原方式与技术手段，更加深入地，抵近真相的核心层面。
这也正是《方方日记》甫一露面，就受到文化界众多人士的肯定的原始出发点：人们期待由职业作家参与的，这一场工程浩大的写作，是中国特稿写作的《光荣与梦想》、是《被仰望与被遗忘的》，是即将获得普利策新闻奖的好作品，是能够充分抵达与还原"武汉疫情"真相的良心之作。
然而，曾经的作协主席与作家方方，其实辜负了学界对其的职业期待。
那些仍旧闭着眼睛力挺方方的人们：张抗抗、朱大可、吴亮……，他们都枉顾了一个事实：《方方日记》的文学水平，糟透了！她甚至来不及认真处理所有来自第三方的资料，就将其堆砌罗列在一起，不问真假，一锅乱炖就去出版了。
从文学的技术性来说，眼前的《方方日记》，更像一堆杂乱无章的素材，或尚未汇编的资料合订本，信息真假不辨。
这种名利的急切，毒害了《方方日记》可能的文学高度，或许，也历史性地体现出了作家方方的真实文学水平。
然而，作家方方的这一部，一石激起千层浪的《方方日记》，其名字只是《方方日记》，也就是说，作为个人的日记，不论如何，没有什么问题，出版也没有问题，或者到国际上出版，其实也没有问题。
问题在哪里？
问题在《方方日记》的属性模糊。
因为其文学属性的模糊，就会造成非常大的认知障碍：它或许会被过高地赋予了道德意义，或者别有用心地赋予了政治目的。
毫无疑问，《方方日记》不属于小说《狂人日记》之类，因为《方方日记》不属于小说，当然也不属于新闻报道和深度写作，更不属于散文、诗歌，或者戏曲文本。
从文学上，最接近《方方日记》的，或许就是随笔了，记录一点个人感受，真真假假无需做什么道德评判。
但包括张抗抗与朱大可在内，他们或将作家方方类比鲁迅，或者类比普希金，这种类比，其实具有更深的群体精神性需要，我们将在接下去的文本中，予以阐释。
作为更为专业的角度看，我个人倾向于将《方方日记》归为"口述史"与"个人记忆"研究。因为对于集体记忆研究的学术性而言，是允许"虚假记忆"这个范畴存在的。
因此，如果将《方方日记》归为"口述史"与"个人记忆"，我们就能够显现，对于《方方日记》中的虚假成份的学术批判角度。
在学术界，"口述史"首先是不作为历史事实来对待的，而是作为"个人记忆"来对待。
而关于"个人记忆"的虚假性，法国社会学家莫里斯·哈布瓦赫通过对记忆的研究发现，个体的记忆，依旧是在社会框架下的记忆，是被社会框架所规范和形塑的记忆。
美国电影《记忆的骗局》，就深刻描写了个人记忆，因个人内在感受导致的扭曲性与虚假性。
《方方日记》为什么可以归为"口述史"与"个人记忆"呢？她的日记又怎样被社会框架所规范与形塑了呢？
其实，这是一个非常特殊的学术问题，它涉及到历史感的本能性、集体历史感扭曲、以及前集体记忆的视角规范（比如方方这一代文艺青年所历经的特殊历史时期的集体记忆样式，价值观形成对方方写作《方方日记》的集体记忆属性的社会规范与扭曲）。
接下去，我们就此而讨论。
二、《方方日记》撬动的，是集体历史感的代际断层
随着《方方日记》事件在"赛博市井"的发酵，整个舆论场立刻严重分裂为正反两派。
严格来说，反对作家方方及其《方方日记》的，具有明确的道德指向，而支持作家方方及其《方方日记》的，具有明确的文化指向。因此，前者批评方方叛国，而后者试图将方方形塑为一位世界级作家。
可以说，这两方都用力过猛，而尤以支持方有失职业水准。
首先，通过《方方日记》的属性批判，我们已经可以明确看到作家方方在文学写作这个层面的基本水平，这样的水准说其"以文叛国"，似乎太抬举她了。
这也就一个政治博弈夹缝中的棋子，而且终将成为弃子。
恐怕，严格来说，方方本人对于《方方日记》将会制造多大的麻烦，她自己未必知道。作家方方，不过一代老天真而已。
其次，我们必须认真关注到包括作家张抗抗、文学理论家朱大可、批评家吴亮，皆试图将作家方方抬上圣堂。这一点，其实是值得学界高度警惕的。
它暴露了一个从未有过的现象：这些同代人，正在基于历史感错位，抱团取暖，甚至可以说是在垂死挣扎，已经到了枉顾事实、不顾一切的地步了。
这里面的一个核心关键词，就是"历史感"。
历史感，可以说是人类个体与群体的精神性本能，是个体的人对待存在、对待存在者、对待"在……里存在"的一个基本精神判断需要。
方方也好，张抗抗也好，乃至朱大可、吴亮如此等等的一批知识分子，他们正好是中国，以自我为地理与心理中心的古老多民族共同体，向现代世界转向完成后的第一批现代人。
这一代人打开世界眼界后，对"异者性"的新奇与关注，培育出了极强烈的文学性世界观，而不是历史唯物主义世界观。
因此，他们这一代人，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坚定反对者：因为这将破坏"文学性世界观"的幻象目标。
而正是这个"文学性世界观"，扭曲了他们这一代人的历史感，而不是心性。他们不是坏人，也非叛国者，他们只是迷失在，扭曲后的历史感的精神本能里。
我们必须看到，历史感对于西方文明的个体来说，特别是对于新教国家比如美国的个体的人来说，就是"自证神选者"的过程。
也就是说，对于新教资本主义国家的人来说，其历史感的精神表现重点，就是努力自我证明自己是"神选者"。这正是个体"绝对自由"的宗教性一面，当然另一面，是通过资本主义交换方式转变为，以个体交换为主，从而让个体脱离共同体束缚来完成的：它们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自由"精神这个命题的，硬币的两面。
个人对自己是否是"神选者"的自证过程，也就是个人历史感的显现过程，于是：明星、首富、各种第一人，层出不穷，乃至竞选总统都包含在内。
可以说，这对于方方这一代文艺青年来说，由于对个人"进入历史"这个可能性，从了知到向往，乃至最后的极度渴求，集体性地扭曲了这一代人的个体历史感。从而，彻底迷失在扭曲后的历史感本能的驱动下，最终落实与体现为，作为对新教国家的美国的，无条件崇拜里，一代人无法自拔。
"进入历史"这件事情，成为这一代人，人生追求的全部意义。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颠倒梦想。
它枉顾了中国作为社会主义世界的事实，这个事实无关乎制度设计的原理，而是个人历史感的表达不同。
急于"进入历史"，导致了《方方日记》的急就章事实，也导致了她的同行者，不顾一切地将她高举起来，将其与鲁迅、普希金等等文学巨匠相类比，他们不过是希望成就一种共同自证而已。
也就是说，这一代人，为了"进入历史"，而将"文学性世界观"发挥到了极致。
正是这种极致性，导致了方方与其同行们，与新一代人的历史感之间，发生彻底的代际断裂。这种断裂非常残酷，完全不是用是否"民族主义"可以解释的，因为它们根本不是一个学术范畴的问题。
由此而言，《方方日记》是完全不具备戴上她的同行们，赠予她的桂冠的，他们只是希望集体戴上这顶历史感桂冠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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