騎士的優雅
文 | 黑擇明
瑞典演員馬克斯·馮·敘多不久前以90歲高齡辭世。
但是絕大多數觀眾對他的名字是茫然的，必須提醒一下，他扮演了當紅美劇《權力的遊戲》裡的“三眼烏鴉”時，人們才會恍然大悟地“哦”一聲。
很少有人會意識到，馬克斯·馮·敘多是世界電影史上屈指可數的最偉大的幾個演員之一。在一個沒有基本演技的明星都會被“吹爆”、送上熱搜的時代，似乎“演技”已經是個可疑的詞。前一段時間，表演類綜藝的被追捧，也佐證了這一點，例如，連有的“導師”都把裝腔作勢的“感動”當作好的表演。
但越是這樣，我們越是要去“吹爆”真正的演員，因為他們對世界電影藝術的卓越貢獻一望而知，他們的表演本身就是電影傑作的一部分。
誠然，馬克斯·馮·敘多演過100多部電影，每一部都不曾辜負自己的角色，但只有英格瑪·伯格曼的電影，才和他是完美的相互匹配。
《第七封印》海報
人們通常樂於將演員的形象和角色聯繫起來——或許正因為如此，英國某海報公司為紀念馬克斯·馮·敘多的仙逝，邀請我國著名設計師黃海設計的紀念海報上，正是死神籠罩著騎士——《第七封印》講述的是歐洲黑死病流行期間，一個歸來的十字軍騎士與死神較量（下棋）的故事——或許是設計師刻意要避開“博弈”這個影片的核心意象，力圖發揮新意，捨棄了“下棋”。只是離開了人與死亡的博弈，這個故事看起來就和星球大戰或是“權遊”一樣的平庸了，特別是在全球當下特殊的語境下，人類是否能戰勝病毒，如何戰勝，影片已經給出了答案：騎士雖然被瘟疫死神收割，但他從未害怕、退縮，並盡他的全力愛人、救人，面對死神，在這種極為考驗人性的情境下，他始終保持著騎士的（或者說人本主義的）優雅和尊嚴，這本身便是戰勝；最後逃出生天的馬戲團小丑一家，更是強化了這種戰勝。馮·敘多本人與生俱來的、耀眼的優雅氣質，使他不用怎麼去演就令人信服。他的外形即便在最挑剔的女觀眾看來也是毫無指摘的。他有典型北歐男性的外表：身材頎長、瘦削，卻很結實，給人力量感，純正的、淺色、閃亮的金髮（這一點很稀有，金髮一詞並非指咱們認為的“黃頭髮”），北歐天空一般的灰藍色眼睛。但奇怪的是，我們很少為他本人的英俊外表所吸引。
當然，在這部影片中，馮·敘多也演繹出了騎士複雜內心的層次感、信仰的動搖，以及為何最後我們會深信其高貴的原因。但這並不是他最好的演出。
當然，能塑造離本身形象條件很遠的角色，是一個優秀演員的本事。比如在伯格曼導演的《處女泉》中，馮·敘多扮演的是一個愛女被歹徒強暴殺害，為女兒復仇的中年農村地主。其實他當時還很年輕，但他同樣使你信服，這是一個農村的父親。影片裡他在密室中手刃三惡徒的橋段，對於看慣了浮誇的功夫片的我們來說，真實樸素得令人吃驚。
《處女泉》劇照
關於好演技常見的見解中有一種傾向認為，能演出一些極端的、偏離日常生活的角色才是好的演技。例如馮·敘多出演過各種內心陰暗的變態、巫師，但此種見解是相當平庸的。這些角色對於馮·敘多而言，就好比他在遊戲中客串馬里奧大叔一般。
對於演員來說，真正的考驗是演“普通人”，是演出普通人人性的複雜、豐富、飽滿。這意味著演員首先要理解自己、認識自己，認識自己身上普遍的人性，不依靠誇張、離奇的肢體語言和聲嘶力竭的臺詞，讓觀眾從這個藝術形象中看到自己，這樣的啟迪並不是每一部影片、每一個著名演員都能給予。
這樣的情況通常只能發生在偉大的導演和偉大的演員之間。我們不妨通過伯格曼的兩部電影來說明。在大導演當中，伯格曼恐怕是最喜歡給演員極大發揮空間的，他也常常將成果歸功於演員——無論導演真實目的是什麼，演員的創造的確發揮了重要作用。
《安娜的受難》劇照
《安娜的受難》（The Passion of Anna，1969）經常被譯作《安娜的情慾》或者《安娜的激情》。從這個譯名我們可以看出伯格曼電影從來就與大眾絕緣，從來不是輕鬆的休閒娛樂。作為一個從小就徘徊在基督教信仰邊緣的藝術家，Passion一詞本來具有的宗教意義，蒙難、受難、蒙受羞辱，正是伯格曼這部影片的關鍵詞。馮·敘多扮演的安德列亞斯和麗芙·厄曼扮演的安娜，他們都在“蒙難”，他們都是生活中的“失敗者”，都因為別人的所謂“好意”而蒙羞，因而被踐踏的感覺更加深重。而安娜又將這種羞辱反作用於安德列亞斯。安德列亞斯是一個“失敗者”，一個被判過刑的男人，他來到一個小島，以為可以重建自己的生活，結果他發現自己依然根本無法逃離。安德列亞斯坦承：“我害怕蒙羞，那就像地獄一樣，我接受蒙羞並忘卻它……我沒有死，但卻活得沒有尊嚴，我知道這聽起來很蠢，但大多數人活得沒有尊嚴，內心充滿蒙羞、鬱悶、憤懣。他們只知道他們還活著，他們知道沒得選擇，即便選擇了也不會有結果。一個人可以厭惡蒙羞嗎？這是我們必須存在的疾病嗎？我們總是談論自由，可自由不是蒙羞的毒藥嗎？或者只是迷幻藥。蒙羞的人就要忍耐嗎？我不能這樣活著……”這部影片的“蒙難”指的正是“沉默的大多數”，他們甚至被剝奪了因為痛苦而喊叫的權利，因為他們驚擾到“上層人士”的歲月靜好了。
問題是演員要怎樣才能把這種蒙羞感和反抗演出來？而且是在臺詞極少的情況下？這是一部關於電影的電影，裡面穿插了幾段對演員的採訪：對於他們所扮演角色的理解。馮·敘多是這樣說的：“他想掩飾自己，卻沒有意識到這裡也是個監獄，他成了島上的犯人。作為一個演員表演最大的難度在於，臺詞很少的時候怎樣表達這種感受”。
然而他的表演並沒有時刻在想著這些感受要如何表達，而是將表演建立在對真實的生活的反應中，安德列亞斯真實的軟弱流露在看到被陷阱捕捉的小狗那一刻，那是真實痛苦的流露；但他也會穿上西裝， 參加精緻的利己主義者艾里斯的晚宴，也似乎很得體；在和安娜的關係中他是被動的，直到無法忍受，不斷刺穿對方的偽善。重要的一點是，他的表演都基於角色對於生活的立場。例如，安德列亞斯去看被島上的居民迫害自殺的約翰最後一眼。在這短短的一分多鐘，他沒有什麼大幅度的動作，只是用了幾個眼神就讓我們覺察到他的“物傷其類”，隱藏的憤怒和反抗。
《羞恥》（1968）是另一部馮·敘多的表演發揮了極大作用的伯格曼電影。本來這部影片是伯格曼對於1968年世界動盪時局的回應，但兩位主演，即馮·敘多和麗芙·厄曼的精彩表演完全避免了某種政治觀念的傳達。
塔爾科夫斯基在《雕刻時光》中極為稱讚馮·敘多在《羞恥》中的表演：
……我們來看看伯格曼的電影《羞恥》。裡面沒有任何演員傳達導演理念、詮釋形象的概念……它完全隱蔽、融化在角色鮮活的生活中。影片的主人公們被環境所壓垮，他屈服於環境，因此，他從不向我們傳達任何思想，以及對影片中所發生的事件下任何結論，一切留待電影整體，以及導演構思去解決。他們的表現何等出彩！我們不能簡單地評價他們孰好孰壞。我永遠不認為主人公馮·敘多是個壞人。每個人身上都有好的和壞的部分。影片中沒有作任何評判，因為演員的表演中看不出來任何傾向性。導演在電影中環境的設置利用是為了研究在這些環境下，人性所能達到的可能性。而根本不是為了圖解某種預設的理念。
馬克斯·馮·敘多這條線索拍得何等深刻。他是個很好的人，一個音樂家，一個善良而敏感的人，他貌似膽小鬼。然而並不是所有勇者都是良善之人，懦夫也未必就是壞蛋。誠然，他身體虛弱，性格軟弱。他的妻子比他強很多，她有足夠的力量戰勝自己的恐懼。而主人公馬克斯·馮·敘多卻是無力的。他因為自己的軟弱無能而深受折磨，他試圖隱藏，躲在角落，裝聾作啞——他這麼做，就如同一個孩童，真誠而幼稚。然而，當生活與環境迫使他做出防衛時，他馬上就變成了一個惡棍。他失去了以往內在的善。然而，全部的戲劇性和荒謬性在於，因為這種新的特質，他變得為妻子所需要，而她則從他這裡尋求支撐和救贖。同時她一如既往地鄙視他。當他扇她耳光，叫她‘滾’的時候，她依然匍匐在他身後。這裡有某種傳統的消極的善與積極的惡的理念。然而這一切表現得何等複雜！主人公在影片的開頭連一隻雞都不敢殺，然而他一旦找到了防禦手段，就變成了一個殘酷的無恥之徒……
塔爾科夫斯基的觀察是敏銳的：戰爭，或1968，並不是影片的目的，只是用來揭示人性的手段。戰爭是將人類殘忍和反人性因素合法化的最為明顯的例子。在戰爭狀態下，馮·敘多演的音樂家瞬間就失去了他的優雅——他那從前表面化的人文主義者、知識分子的價值觀。這與《第七封印》中的騎士形成了鮮明的對照。優雅是“君子豹變”，而不是“小人革面”。馮·敘多生動而準確地演出了人的怯懦——在極端情境下，怯懦和恐懼會讓理性良知缺席，激發出潛藏的惡。而這同樣也是“普通人”，是“沉默的大多數”。而作為演員的馮·敘多不僅意識到這一點，並且演出了這種複雜的人性，真正體現了作為一個演員可能達到的高度。
本文發表於《文藝報》2020年4月8日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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