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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出生的K還在尋找可以拍攝的新冠肺炎逝者家屬，身為武漢人的她居然請求我的幫助。
前幾天，在靠近殯儀館的現場，她被工作人員趕走——畢竟連領取骨灰，都需要社區工作人員陪同，更何況她還是一個“添亂”的記錄者。
也沒有人想要接受她的拍攝，用她的形容，大部分的人對於這段悲痛，大概太痛了，一點去觸碰的想法都沒有。
截止今天，全球感染的人數已達100萬人。
明天就是清明節，但是一切似乎都無法追思。這100萬人的數字裡，一定有朋友的朋友，親人的親人。我原本是個唯物主義者，但是經過這次，我只能相信：上帝無法呵護每個人的命運，所以只好用概率來統治世界。
總有人以為自己會倖免，直到有一天被冷冰冰的概率選中。
生命是場偉大的奇蹟，我們這些遺留下來的倖存者極其珍貴。
2
時間線拉回四個月前。
2019年12月，武漢市部分醫療機構陸續出現不明原因肺炎病人。有些消息在網上流傳：“武漢海鮮市場出現了疑似SARS……”
2020年1月1日，武漢市公安機關經調查核實，傳喚8名網上“造謠者”，並依法進行了處理，1月3日籤訓誡書。
這8個人“造謠”的地方分別是：武漢大學臨床04級群、協和紅會神內、腫瘤中心。
他們的身份都是一線的醫生，有的甚至是最早參與抗疫的醫生。
2019年12月31日，我的朋友陳礪志，在首都機場收到一位重要朋友的微信提醒，正是李文亮警示肺炎的微信截圖，當即採取應對措施，全程戴口罩防護，特地繞開了武漢往返。他在後來一篇名叫《為一個公號不能寫的人，我哭了一晚上》的文章中寫下了這一段經歷，他說：“我欠李文亮的……”
李文亮醫生
2020年1月20日，針對湖北武漢等多地報告的新型冠狀病毒感染的肺炎病例，國家衛生健康委員會依然回應說，當前疫情仍可防可控。
也就是從這一天開始，我朋友圈的熱點突然從“第一個開車進入故宮的女人”轉換成了全國的病例有多少，不止一個朋友在疑問：“既然爆出來境外那麼多例，怎麼可能國內其它省市都沒有？除非病毒長了眼睛會挑地方……”
也就是這一天，公司的行政跑遍了所有藥店，在早上買到兩隻口罩之後，就再也買不到了。
第二天下午我從虹橋機場出發，有一半的人戴了口罩，大多都是年輕人。飛機上我用衣服自帶的帽子把自己遮得嚴嚴實實，也抵擋不住隔壁小兩口不停的嘰嘰呱呱，有的沒的、家長裡短。
——回想起來，這一幕像電影裡的鋪墊，所有高音部分的前面，都會有一段舒緩的節奏，大概只有以上帝視角才能看到：災難之將至，人類的無知無識。
3
春節在家，沒事的時候重溫最喜歡的殭屍片《生化危機》，浣熊市為了不讓病毒擴散，封城的時候沒有任何預警，連自己城市的警察部隊也一起封了。
那個時候我並沒有想到，有生之年會親眼見證這種科幻電影裡面的場景，武漢居然會變成某種意義上的浣熊市，人們不安、恐懼，一直到23日武漢封城，500萬人湧了出去。有個讀者在群裡說：“我都不敢回想那個夜晚……”
只要不是身處武漢的人，誰能理直氣壯說出“感同身受”這四個字？我們誰不曾是心存僥倖者，並且固執地認為自己不會是感染者，總以為命運的輪盤不會偏向自己。
那個新聞裡報道的因為疫情無法轉場的養蜂人劉德成，我寫過的進過ICU的孫教授，還有我認識的武漢人，志願者黃佳麗……他們的命運都被改變了，儘管他們都是大時代下的一粒普通的塵埃。
我永遠都會記得黃佳麗回憶的那段：一個護士朋友告訴她，有天去武漢中心醫院，發現有四具屍體停在那裡，有一具屍體都流水了，看樣子肯定超過了20個小時。但是沒辦法，在最初那些混亂的日子裡，醫院裡所有的清潔工、臨時工都辭職了，醫生們每天忙完之後，要把所有屍體上的病毒都清理乾淨，才能送去殯儀館。
她說自己一點都不感動，“感動這個詞太塑料了，背後有很多悲情的東西。”
她發過來很多“平淡”的照片，疫情下的武漢，街道清冷，每個人都以疏遠的姿態出現。
photo by 黃佳麗
每天刷很多武漢的新聞，讀到各種各樣的悲哀，有天我甚至懷疑自己，是不是對某種強烈的感情很陌生了？我對清明這樣的節日如此陌生，十幾年前的某一天，當我在電話裡聽到媽媽說外公去世了，我竟然一滴眼淚也沒流，就像《局外人》裡面的主人公，感受不到這個事情的發生帶給我的任何觸動。
我的外公臨走前，獨自在一個與世隔絕的鄉村小屋裡面住了近十年，他的親生女兒去探望他，得到的答覆是：“不要指望將來我會有錢留給你，你不要再來看我了。”其後果然，他把自己封閉到去世一週才有人發現，女兒一年後才得知這個消息。
外公親歷過民國的富家公子生活，參加過抗美援朝，從死人堆裡爬出來的他，最後還是沒有逃過文革時候的牛棚……
他似乎一輩子都在逃，離開那些沒有安全感的東西，但他最終躲不掉孤獨，無邊無際的孤獨，那是不曾經歷戰爭的我們無法體會的感覺。在大的劫難中，一個普通人，一無所有，支撐他的，就只能是活下去的本能。
外公的去世是我第一次面臨至親至愛的人離開，然而，他的生命似乎更像是他自己擁有的生命。並不像這幾個月，每報道一個普通人的經歷，就連毛髮也會跟著疼，而李文亮醫生走的那天，我掉的眼淚比任何一次為“他者”都還要多……
早在2002年我去美國採訪，那時候的9·11事件剛過去，我還在文章裡面感嘆說：“我們這代人沒有經歷過經濟蕭條，沒有見證過世界大戰，我們行色匆匆，我們只是歷史的過客。”
而春節那天，偌大的國家，從武漢到北京，從上海到成都，街道都如此蕭索，人們戴著口罩像是出沒於末日，此後的每一天，世界都在天翻地覆，我不由自主地想起《生化危機》的寓意：
貪婪的人類可以不顧一切多次開合潘多拉的盒子，病毒不過是放出來的其中一種災難而已。
最可怕的，不是電腦，不是喪屍，不是怪物，而是人類自身。
4
方方在“結束”日記裡寫道“那美好的仗已經打過”。2020年，某些程度上和17年前並無不同。看到那些非典的關鍵詞，其實只是可怕地輪迴了一遍。它一點都不美好，它在提醒著人類：如果選擇遺忘，深淵就將隨時征服你。
也許我們，遠遠低估了上帝對武漢的折磨，遠遠高估了人們親歷人間地獄的精神承受。如同我看到過的那張去殯儀館領骨灰的圖片：像是一張有聲音的照片，能聽得見輕微的呼吸，長長的隊伍，靜默而壓抑，每個人的背影，都是一部家庭的悲劇。
縱然到了今天，我也不會忘記那一個個鮮活的生命：
不會忘記，不會忘記那個普普通通的吹哨人，不會忘記八君子的遭遇，不會忘記紅十會的心是黑的，不會忘記不會帶口罩的市長，不會忘記口口聲聲“可控可防”的專家，不會忘記堅持要說真話的作家方方，不會忘記那個在橋頭痛哭之後，跳下去的中年男人，不會忘記靈車開走，跟在後面嚎啕大哭的年輕女孩，不會忘記跟著自己的院長丈夫一路尾隨告別的另外一位醫生，不會忘記那些護士的痛苦和憤怒，不會忘記養了17年健健康康，交給村委會幾天就死去的孩子，不會忘記那個在陽臺上敲鑼打鼓要進醫院的中年女人，不會忘記李文亮烈士走的那一夜，我們點過的蠟燭，不會忘記我們捍衛過的“老子到處說”。
還有我們說過的加油，募捐過的口罩，道別過的逆行者，感慨過的逝者——所有的這些都不只是冷冰冰的數字，並不是死了五萬人，而是死亡這件事在我們自己身上發生了五萬次。無論是一個人，還是一個國家，沒有什麼失去比喪失記憶更嚴重的事情了，沒有。
閻連科老師說：“讓我們默默地站在一邊，成為一個心裡有墳墓的人。”而這也才是清明節之於我們的意義。
最近重新開始讀起了村長給我推薦的《人·歲月·生活》，作為新聞記者和作家，作者愛倫堡經歷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俄國革命和內戰、西班牙內戰、斯大林的暴政、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及冷戰格局形成等重大歷史事件。同代人多已煙消雲散，在1960年代寫作這部回憶錄的時候，愛倫堡幾乎是碩果僅存的、曾經在巴黎見過列寧的“老革命”。這是一個痛苦的世紀，愛倫堡坦誠地說，自己並不比別人勇敢，也並不比別人聰明。既然命運讓自己逃過了一次次劫難，那麼自己就有責任把過去的一切都寫下來，“活著”的同時還必須“記住”，一個依然深陷在苦難中的民族也就有了延續下去的意義。
聽說明天會全國降半旗並且鳴笛，我不清楚會有多少人因為祭奠而心碎，在朋友圈所有的追思中，我只記得張豐老師引用的一句巴恩斯的話：我不信上帝，但我想念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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