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件事物，非但其為不美、不神聖、不善，皆無礙於其為真，並且正是因為其為不美、不神聖、不善，所以才為真；這實在是一項日常的智能。”
這是韋伯《學術與政治》中的一段話，當時隨手做筆記：批評一件事物，希望它更美、更善，“這實在是項日常的智能”，但批評不等於謾罵攻擊，更不等於貼大字報、舉報。有此感嘆，是基於看到感受到的現實，比如像方方日記引發的一連串反應。
韋伯所說“心志（意圖）倫理與責任倫理”時不時浮現腦海，多少是自以為真理在握、容不得異己刺耳聲，試問：即使目的美好崇高，就可以無所不用其極，再卑劣的手段都是理所應當的？
重讀韋伯《學術與政治》，仍會內心洶湧。智性誠實，清明，何其難，也是篤定所在。
唯一的德性便是平實的智性誠實。如果一個人缺乏勇氣去澄清自己的終極立場，轉而用軟弱的相對主義論調減輕這個義務，那就是在規避智性誠實這個平實的職責。
唯有憑藉嚴格的專業化，學術工作者才有機會在有朝一日充分體認到，他完成了一些可以傳世的成就，但是這種情形一生也許只有一次。今天，真正確定並且重要的成就，無不屬於專業性的成就。
沒有這種圈外人嗤之以鼻的奇特的“陶醉感”，沒有這份熱情，沒有這種“你來之前數千年悠悠歲月已逝，你來之後數千年歲月在靜默中等待”的壯志——全看你是否能夠成功地做此臆測——你將永遠沒有從事學術工作的召喚；那麼你應該去做別的事。因為凡是不能讓人懷著熱情去從事的事，就人作為人來說，都是不值得的事。
重要的，是在正視生命的諸般現實時，那種經過磨鍊的一往無旁顧的韌性，和承受這些現實以及在內心中料理這些現實的能力。真正能讓人無限感動的，是一個成熟的人（無論年紀大小），真誠而全心地對後果感到負有責任，按照責任倫理行事，然後在某一情況來臨時說：“我再無旁顧；這就是我的立場。”
……
書中太多觸動的地方，就不一一摘錄了。也有很多地方，需要更多閱歷，才可能讀懂。《學術與政治》收錄韋伯兩次講演“學術作為一種志業”“政治作為一種志業”，以及幾篇有份量的導言、導論，去年該書新版增錄劉擎老師長文導讀《祛魅時代的學術與政治》，摘錄劉擎老師的一段解讀，作為這不像樣編者按的結尾吧：
“思想界瀰漫著狂熱與騷動的情緒，很容易讓煽動家和假先知大行其道，他們編織迷人的幻覺，散佈言之鑿鑿的錯誤答案，鼓吹虛妄的信心，誤導人們去尋求虛假的希望、走向極端狂熱；或者傳播貌似深刻的虛無主義，讓年輕人陷入不可自拔的悲觀和絕望。
韋伯決意要做一名抵擋者，要抵禦這些迷惑對思想的腐蝕。韋伯堅信，學者遵循的最高原則是“智性的誠實”（intellectual honesty），就是要揭示真相，無論真相是多麼嚴酷。但同時，他又不希望人們被嚴酷的真相所嚇倒。揭示真相是為了讓人清醒、清澈和清晰，而不是在發現真相之後陷入傷感、絕望、虛無或者狂熱。”
1. 心志倫理與責任倫理
一個人是按照心志倫理的準則行動（在宗教的說法上，就是“基督徒的行為是正當的，後果則委諸上帝”），或者是按照責任倫理的準則行動（當事人對自己行動〔可預見〕的後果負有責任），其間有著深邃的對立。
對一位衷心接受心志倫理的工團主義（syndicalism）分子，你可以提出一套十分服人的說法，指出他的行動在後果上，將使得反動的可能大為增加、他的階級會受到更強的壓迫、這個階級的上升會遭到更多的阻礙，但這些對他不會有任何作用。
若一個純潔的意念（Gesinnung）所引發的行動，竟會有罪惡的後果，那麼，對他來說，責任不在行動者，而在整個世界、在於其他人的愚昧，甚至在於創造出了這班愚人的上帝的意志。
與此相對，按照責任倫理行動的人，會列入考慮的，正是平常人身上這些平常的缺陷。這種人正如費希特（J. G. Fichte）的至理名言所說，不以為自己有任何權利去假定人類是善的或完美的，也不覺得自己可以把自己行動可以預見的後果，轉移到他人的肩上。這種人會說：這些結果，都應該歸因於我的行動。
以信念及心意為倫理原則的人，覺得他的責任，只在於確保純潔的意念（Gesinnung）——例如向社會體制的不公所發出的抗議——之火焰常存不熄。他的行動本身，從其可能後果來說，是全然非理性的；但這種行動的目的，乃是去讓火焰雄旺。這類行動的價值，只能在於並且也只應該在於一點：這個行動，乃是表現這種心志的一個楷模。
《3年A班：從現在起，大家都是人質》
2. 用目的來聖潔化手段的困難
一般來說，心志倫理正是在用目的來將手段聖潔化這個問題上觸礁的。在邏輯上言之，心志倫理實際只有一個選擇，就是凡是行動會用到在道德上言之有可虞之險的手段者，皆在排斥之列。這是從邏輯上來說，它唯一可走的一條路。
不過，在現實世界中，我們卻一次又一次不時看到，秉持心志倫理的人突然變成預見千年王國的先知。舉個例子來說，剛剛還在宣揚“以愛對抗暴力”的人，突然敦促他們的追隨者使用武力：最後一次使用暴力，以求能消除一切暴力。這正像軍事指揮官在每次攻勢發動之前，對士兵說：這是最後一次進攻，這次攻擊成功，和平便將到來。
電影《南山的部長們》
在武力之中，盤踞著魔鬼的力量，從事政治的人，因此是在撩撥魔鬼的力量。（加按：武力，一種直接的強迫性力量，不論其表現方式，更不涉及其正當與否。）如果要通過政治行動，也就是以武力為手段，按照責任倫理行事，以求達成這些目標，必然會危害到“靈魂的救贖”。
但是，如果我們按照純粹的心志倫理，在一場信仰的鬥爭中追求這些目標，這些目標會受到傷害，在未來世代的眼中失去價值和地位，因為在這裡，缺乏了對於後果的責任。之所以會如此，原因在於行動者沒有認識到魔鬼力量的作用。這些力量是一刻都不會放鬆的：它們對人的行動產生影響，甚至對他本人的內在人格發生影響。人如果沒有了解它們，便只能束手無策地聽憑這些魔性力量的擺佈。
3. 以武力為手段的後果
任何人，不論其目的為何，一旦同意採用（每個政治人物都採用）武力這種手段，就必須聽任它的特定後果的擺佈。信仰之鬥士——不論宗教上的抑革命上的——更是特別如此。讓我們鼓起勇氣，用今天的情形來做例子。
任何人想要用武力，在世界上建立絕對的正義，就需要為此有跟從者——由人所構成的“機構”（Apparat）。對這些跟從者，他一定要能描繪出必然可得的精神方面和物質方面的報償的遠景——不論這報償是在天上或在人間；非如此，這個機構就不會運作起來。
先說精神性的報償：在近代階級鬥爭的情況下，仇恨及報復的慾望，特別是憤懣之感、貌似道德性的一種自命與正義同在的道德優越感的需要以及因此而起的對敵人加以誣衊和侮辱的需要，若得到滿足，便構成了精神方面的報償。物質方面的報償，則是冒險、勝利、戰利品、權力和俸祿的獲得。
領袖的成功，完全有賴於他創造出來的這個機構的運作。這樣一來，他所依賴的是他們的動機，而不是他自己的動機。這也就是說，他所依賴的，是看他能不能持續地向他所亟須的跟從者——赤衛隊、秘密警察、煽動者——保證這些報償。
在這種活動條件之下，領袖事實上能達成的結果，並不由他本人來掌握。他能達成什麼，是由他的跟從者的行動的動機來決定的；而從道德的觀點來說，這些動機絕大部分都很庸俗。
電影《南山的部長們》
跟從者中間，至少有一部分人（在實際上這恐怕永遠不會是多數人），確實對領袖本人及他的理想有真誠的信仰，領袖才能對跟從者有所控制。但首先，這種信仰（即使出於衷心），在事實上往往只是讓報復、權力、利益和俸祿等慾望得到道德上“正當性”的工具：讓我們在這一點上不要自欺，因為唯物的歷史解釋，同樣不是一部隨招即來的出租車；它不會因為碰到的是革命者，就不適用。
其次，也是最重要的一點，情緒激攘的革命之後，隨之而來的是習常守成的日常現實生活。信仰的英雄，尤其是信仰本身，都會消逝，或者淪為（這更徹底）政治上的庸俗人物和政治技術家習用咒語的一個部分。這種發展，在和信仰有關的鬥爭中，完成得特別快，因為這種鬥爭，通常是由真正的領袖——革命的先知——所帶領或發動的。
之所以會如此，是因為在這種情況裡，一如在其他所有的領袖型機構中一樣，成功的條件之一，便是讓一切空洞化，僵固化，為了“紀律”而讓心靈和思想無產階級化。信仰之鬥士的這班跟從者，一旦取得了支配的地位，會特別容易墮落成徹頭徹尾常見的俸祿階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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