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鮑某明一案刷新了我的認知下限。我就是一個普通老百姓，在對待惡人上，有著最樸素的價值觀，即善惡有報，且不啻於用最惡毒的詛咒和語言攻擊觸犯道德底線的人。大家可以批判我，我並不堅持。
微博上鳳凰財經發起了一個小調查，調查普通老百姓認為鮑某明入獄會被判幾年。我做了個簡單的小圖表，發現有54%的人認為應該判死刑，27%的人認為應該判無期徒刑。換言之，
81%的老百姓認為，鮑某明應該論以重罪。（截止4月12日下午）然而，這份民意調查也僅僅是民意而已。現代的法律體系並不能完全被民意左右，要講求證據、要經過充分的法律程序，才可量刑。而在古代，一方面需要考慮成文法，而另外一方面民意和道德判斷則更具有"權威性"，這被稱作是"春秋決獄"。
董仲舒曾作"《春秋決獄》二百三十二事"，其基本原則被概括為"春秋之義，原心定罪"。即根據嫌疑人的作案動機、善惡評價來定罪量刑，實際上是意圖用儒家的道德觀念指導司法實踐。如果主觀上遵循儒家道德觀念，即便客觀上造成了犯罪事實也會從輕處罰甚至不處罰。
最為典型的案例，就是東漢這樁青史留名的"
辱母案"。董黯，據傳董仲舒的六世孫。他自幼喪父，家境貧困，和母親相依為命，十分孝順。但鄰居王寄是個頑劣土豪，也不孝順。有一次董母和王母嘮家常，談及自家兒子孝和不孝的話題，讓王寄聽見了，王寄十分嫉恨王母這"碎嘴的老孃客"，趁著董黯外出就去毆打辱罵董母。
董母由此臥病不起，不久便病逝。董黯悲憤至極，殺母仇人就是鄰居，這抬頭不見低頭見，常人怎忍得？但他考慮到王母年事已高，不能讓她有喪子之痛，於是隱忍數年。等到幾年后王母離世，董黯怒而斬王寄首級，祭奠母親後，自縛向官府自首。
此案震動天下，董黯立刻被捧為了孝道的典範。在東漢儒家思想神學化後，此案層層上報，最後到了天子漢和帝的御案前，漢和帝考慮後"釋殺罪，召拜議郎"。（東漢的郎中，屬於尚書的智囊，在今天看來就是中央部委直屬公務員）。
董黯呢，他拒絕了，歷史上寫他在大隱溪終老。就是現在咱浙江餘姚市大隱鎮，而這條大隱溪後來就改名叫慈溪，現在也是浙江寧波的一個縣級市，也是中國現在最富有的縣級市之一。
這場"辱母案"名留青史，董黯也被認為是"海內聞名，昭然千秋"。然而在近乎相似的案例發生在現代後，法律的判決顯然不同。如2018年聞名互聯網的"於歡辱母案"，最終於歡被判處故意傷害罪，有期徒刑五年。
《春秋決獄》最終在隋唐時期失傳，只在董仲舒的文集《春秋繁露》中記載了基本的幾個原則，和五六例實例。但《春秋決獄》的精神，則隨著儒家思想地位的不斷上升，逐漸成為了我國古代量刑的重要思想。
實際上將道德觀念引入司法實踐，是在生產力不足、成文法死板僵化的條件下的最優選擇。人們可以憑藉共同認知的樸素價值觀進行判斷，一方面大幅度減少了制度成本，另一方面也增強了道德維繫社會的作用。在歐洲的中世紀，宗教法代替了原有的羅馬法體系，也是這一個原因。
而強姦罪這種人神共憤的大罪，在中國古代王朝的法律體系當中，幾乎都被列為了一級重罪，要受絞、斬等極刑。
春秋決獄看似大快人心，但是卻有著致命的缺點。我們先來看看鮑某明如果在清朝犯這事兒，那會如何量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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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侵幼童在清朝屬於重罪。《大清律例》明文規定："如強姦十二歲以下，十歲以上幼童者，擬斬監候；和姦者，照奸幼女雖和同強倫律擬絞監候。將未至十歲之幼女誘去強行姦汙者，照光棍例，斬立決。"而對於未遂者，則
"杖一百，流三千里"。從上表中可以看出，有許多案例就是按照《大清律例》明文規定的來處罰，比如嘉慶二十四年直隸案，兩人輪姦十二歲幼童已成，一人斬立決，一人絞監候（斬立決：砍頭立即執行；絞監候：絞刑緩期執行）。
值得一提的事情是，在清朝強姦罪是不論男女的，這也是我國曆史上第一次（貌似也是唯一一個朝代）將強姦男性列入刑法，這和清朝男風盛行有關。
枷刑 即遊街示眾
但也看到許多案件，就算是既遂，其後果只是以"罰俸"、"充邊"了事。如道光四年，"和尚雞姦十歲幼童"，只被勒令還俗，仗一百流三千，枷號兩個月；道光十二年，"雞姦年甫十二同母異父之弟"，還只是發近邊充軍。 前者可能有階級的原因；後者是因為受害人剛剛脫離"幼童"的法律規定年齡。
而鮑某明本身就是精英階層，很有可能會拿到功名，因而有了"儒師"的身份。要知道，封建王朝的法是維護統治階級的秩序的法，本身就沒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現代法律意識。儘管我們知道有"天子犯法，與庶民同罪"這樣浪漫主義的口號，但在實際的司法實踐當中，對特權階級的維護是中國古代法律的特徵，是赤裸裸的不平等。
如"親王將學戲幼童奸宿"，只罰俸五年；"儒師雞姦學生/學徒"，只有杖70/100、徒一年半、枷號1個月/四十日，這都免去了"發配三千里"的刑罰，這是最類似的案例結果。
周星馳電影《九品芝麻官》曾上演過女子告強姦罪的戲碼
但根據案件的複雜性，也有可能會無罪宣判，甚至沒人報案，為什麼？
到了宋元明清，實際上是將三綱五常的社會倫理，納入到司法實踐當中，這更是導致了對受害者的剝削。
在清朝，女子告官要冒著極大的風險。因為按照《大清律例》規定，只有受害人強烈的、始終的反抗才會認定為強姦罪。甚至加害人用兇器脅迫、口頭威脅，都不能算強姦罪，而一律按通姦罪處罰。
這自然是因為所謂的"失節事大"的綱常倫理限制的。女子遭受了侵犯，不僅要"冒天下之大不韙"告官，還要先打80或90大板（未婚和已婚）。
難以取證、社會整體對女性的道德壓迫，這都導致了清朝強姦成案者寥寥無幾。
但根據案件的曝光程度和群情洶洶的客觀現實（當然這跟如今的互聯網信息發達有關），更大的可能是被處以極刑，為什麼？
在聽聞案件信息後（即便是不充分的），“縣官老爺”怒極，他一拍板說：“這種人渣留在世界上幹嘛？拖出去颳了、割了，然後在餵狗，犬決、炮決，數罪併罰加宮刑"。（By 羅翔）。違背公序良俗，衝擊社會道德底線，在春秋決獄的法律思想中，自然是應該當被繩之以法的典型。
（以下論述相當程度上參考了羅翔老師）
借用今天鮑某明的案件，我們也可以看到現代法律制度的一個致命的缺點：法律有時候並不能有效的打擊犯罪。
現代的刑法有兩個機能，一個叫保護機能，懲罰犯罪（保護被害人的人權）；第二個叫保障機能，保障人權（保護犯罪人的人權）。法律是一把雙刃劍，一把刃砍向犯罪分子，一把刃砍向公權力機關，要讓司法機關的懲罰權在法律的框架內進行懲罰。
借用羅翔老師的原話："如果司法權不加以限制，那任何人在座的每一個人包括我，都有可能成為刑罰權，任意打擊的對象。因為欲加之罪何患無辭。犯罪是可怕的，但比犯罪更可怕的是什麼呢？是不受約束的刑罰權。"
"如果刑罰權不受限制，那一切正義都可能被架空，而且往往是以正義的名義來架空正義。"
所以，很遺憾的。正是因為有一把刃掣肘著司法機關，現代的法律制度往往會被有心之人鑽空子，儘管洶湧的民意對惡咬牙切齒，但司法必須要經過客觀的、公正的程序才能展現其力量。
2011年，鮑某明曾撰文《從"嫖宿幼女"看未成年人保護的差距》，"呼籲有關部門儘快採取有效可行的立法和司法舉措，切實保護未成年人的合法權益，儘量避免給有特權的人物以可乘之機。"
2015年，不知道這個故事是"屠龍的少年成為惡龍"，還是"偽君子不再願意偽裝"。他利用了小姑娘母親的愚昧，自己成了那個鑽"可乘之機"的人。
我們樸素的價值觀往往要求對惡人以最惡劣的方式進行打擊，以此“還社會一個朗朗乾坤”，並且要求以我們的道德判斷來作為“量刑標準”，愈惡的不啻於千刀萬剮。
但“春秋決獄”思想，終究只是中國古代在社會生產力不發達的情況下，用制度成本較低的道德觀念來維繫社會的整體穩定的"權宜之策"。我們現在不能忽視道德的重要性，可最重要的還是交給相對公正的司法程序來判斷。
鮑某明一案中更令人遺憾、憤慨的事情，是某些基層警官的熟視無睹。我們在考察中國古代政治變遷的時候，常常微觀到吏治方面去考察。因為基層吏治是國家的晴雨表，換到現在的話說，就是"人民感受是'晴雨表'"。
假如警察叔叔沒有用了，那誰還會保護下一個受害的小姑娘呢？
真誠希望鮑某被繩之以法，且今後補定法律，讓惡魔再無可乘之機！
這裡作為羅老師的雲學生，我也借用他的原話呼籲各位可能存在的受害人："如果在座的或者你的朋友是這種被害人的話，一定要保留證據，有了證據就好搞定。因為法律是強調證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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