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文彬是我的同事。我們都是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中文系教師。想來，我大約要痴長他近20歲吧？我竟從沒問過他。開學後，便問。給自己個清楚。本生已過，糊塗事多多。一問便知之事，何不知之？
然我和他都是教育界新人。他比我早幾年執教。故也可以說，他是我的“前輩”。
“路前輩”是個性感的男士，一頭濃密而且自然曲捲的優質發。在頭髮稀疏甚至華髮早生更甚至開始謝頂的中國青年男士越來越多的今天，他那一頭優質發無疑是會令別的男士嫉妒的。比如我。每次見到他，心底便陡然產生一種打算革他那一頭優質發的命的強烈衝動。但一想到20年前我也曾有過一頭濃密的優質發，且又相貌比他英氣，於是心態歸於平衡，“革命”衝動隨之怏怏作罷。
但我畢竟痴長他近20歲，所以又自覺有資格叫他“小路”或“文彬”；倘在學子前提到他，加“老師”。
我每在我的選修課上提到他。有時還實行必須性的“攻擊”。
記得有次在課堂上討論中文學子與文學的關係，有名女生說——“應有朝聖般的熱忱”。
我不禁一愕，問怎麼便有此種思想。
答曰：“小路老師說的。”
我言：“胡說八道。”
依我想來，當代大學之中文教學，無非三項宗旨：一，播講人文思想及情懷；二，提升審美境界；三，訓練想象能力及分析評論的能力。前二者關乎為社會“造就”什麼樣的人；後者關乎“造就”能幹什麼的人。
但，我又主張生存第一。不是所有中文學子，將來都適於從事與中文相關的職業，更非都適於終生從事。自覺不適於者，應果斷轉行。那文學的“道”，少些人去殉它也罷。我可不願看到我的某些學生的人生，將來如曹雪芹或蒲松齡那麼淒涼悲苦。何況，《紅樓夢》和《聊齋志異》，也斷不是誰不惜以淒涼悲苦的人生去換，便一準能換來的……
過後，我向“路前輩”亦即“小路老師”講到這事，他便無聲地笑。那是他的樣子最可愛的時候。也是特別“人性化”的時候。
我說：“你這傢伙，別站著說話不腰痛。你我儘可以將文學之事當成朝聖，可咱們的‘孩子’們陪咱們不起。”
他嘆口氣，慢條斯理地說：“我的原話是——‘當我們領略人類的文學風景時，理應對前人心懷感激和感動。我們受益於前人，所以對前人要有虔誠而不是輕佻的態度。’朝聖二字，比喻而已。”
頓時地，我也有些被他的話感動了。
路文彬是一個熱愛文學的人。是一個以在大學課堂上講授中文為幸的人。據同事們說，是一個在課堂上充滿激情的人。我還從沒聽過他的課。開學後，我要聽一聽。
在生活方式上，路文彬是個古典主義者，一向反對安裝空調和購買私家車，他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老子、孔子用過空調、開過汽車嗎？”有時，我覺得他古典得簡直近乎迂腐。不過，這一點，我們也算一致。只是，他倒是不拒絕電腦的，這點我顯然要比他古典得徹底。對了，這傢伙還一直堅持抵制日貨，見有朋友或同事拿著日本牌子的電器，他總要面目猙獰地罵人家沒心沒肺；然後上升到學術高度，說人家這是缺乏歷史感。我知道，他對歷史感是頗有研究的。“歷史感即命運感”，這話我第一次就是從他那裡聽說的。
對於明明是中文學子卻又心裡鄙薄中文應付中文學業的同學，他每有痛心疾首言論。我與他相反，慣持“理解萬歲”的態度。他不止一次批評過我之“心太軟”，而我則每以“不忍”二字自我開解。事實卻是，有時我比他還苛刻嚴格，他倒“不忍”了起來。
上一個學期，我曾聲色俱厲地要求我的選修班的學生們在我說“上課”後起立，某堂課學子們竟在我的淫威之下反覆三次，直至他們起立之後不再發出椅響為止。
翌日，文彬見我，振臂一呼：“打倒師道尊嚴。”
我解釋：“我實為學道尊嚴立則也。”
文彬是酷愛讀書的人。我所讀過的文學類書，他都是讀過的；他所讀過的，有許多我未讀過。近年，我的閱讀興趣轉向史海鉤沉之類，且尤喜泛讀雜覽。故只要有半點鐘以上的時間在一起，雙方便都本能又迫不及待地“知識互補”。
以我的眼看來，中文在今天的大學裡已是這樣的一門課——太過認真，便幾乎沒法講授了；倘不認真，連身為教師的那點兒良心都談不上有了。箇中感覺，實難拿捏。
幸有文彬這樣一位同事，互勉互勵，使我們仍能勝任愉快。
北京語言大學人文學院的教職員們，至今有三分之二是我不熟悉的。我熟悉的三分之一，個個皆好人也。
我有幸在“好人成堆”的環境中與路文彬們共事，人生之一知足也……
2006年8月24日於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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