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實上，鮑里斯·約翰遜在成為政治家之前，他確實是一位喜劇天才，其玩笑和搞怪形象讓他在英國乃至世界許多國家和地區家喻戶曉，BBC的搞笑談話節目“我有沒有給你新聞”（Have I Got News For You)因此而請他客串主持人，獲得了英國電視獎的提名。
BBC電視節目“我有沒有給你新聞”
同時，約翰遜還是一位多產的作家，體裁涉及散文、小說、詩文、非虛構等。在2001年成為英國國會保守黨籍議員之前，他曾在《泰晤士報》、《每日電訊報》和《旁觀者》雜誌從事實習生、記者與主編等工作，專門撰寫諷刺性的政論，這些專欄後來都集結出版。
在當選為倫敦市長之後，他依然筆耕不輟，寫出了《丘吉爾精神：一個人如何改變歷史》（The churchill Factor）和《 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的倫敦生活指南》(Johnson's life of london)。這兩本書均被翻譯成中文引進。
小編今天帶大家認識一下作為“作家”的英國首相。
作者: 鮑里斯•約翰遜出版社: 中國文聯出版社譯者: 濛濛出版年: 2016-5-30
作者: [英]鮑里斯·約翰遜出版社: 重慶出版社譯者: 何慮出版年: 2014-1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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鮑里斯·約翰遜生於美國紐約上東區，5歲時跟隨家人移居倫敦。鮑里斯自述自己的童年：
作為小孩，我有很多粉刺，書呆子氣重，刻苦不善談笑，我消遣時間的辦法就是穿越倫敦去大英博物館待上一天。
鮑里斯先後就讀於伊頓公學和牛津大學，與現任保守黨領袖戴維·卡梅倫同為布靈頓俱樂部會員。在大學時代，約翰遜就展示了對於寫作的興趣，他與同學一起編輯牛津大學諷刺雜誌《支流》。
牛津大學時代的鮑里斯·約翰遜，1987
畢業後在管理諮詢公司工作的他發現工作無聊得要命，一個星期後便辭職，1987年底，成為《泰晤士報》實習記者。
當他為報紙撰寫一篇關於愛德華二世時期宮殿的考古文章時，醜聞爆發了。他參照了一段自己編造的話作為權威來源，謊稱是自己的教父，歷史學家柯林•盧卡斯（colin Lucas）。《泰晤士報》主編查爾斯•威爾遜瞭解到這一情況後，解僱了他。
離開《泰晤士報》後，他加入《每日電訊報》，他的文章以獨特文風而聞名，充滿了古典的單詞和短語，經常稱讀者為“我的朋友”。
1989年春，他被派往布魯塞爾報道歐盟執委會，作為當時布魯塞爾少見的歐洲懷疑主義記者而聞名。他的文章使他成為時任首相撒切爾夫人最喜歡的記者，儘管下一任首相約翰•梅傑非常反感他，並花了很多時間試圖反駁他的觀點。
可以說，從一開始，約翰遜就成為了英國政治中的爭議人物。布魯塞爾的記者同行，批評他不誠實，“作為記者，完全不負責任地虛構故事。”
布魯塞爾時期的鮑里斯·約翰遜，1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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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倫敦後，他申請成為戰地記者，但主編拒絕了他的要求，並提拔他擔任助理主編兼首席政治專欄作家。他的專欄因意識形態的折中主義和獨特文風而廣受讚譽，並獲得了廣播節目《報章摘要》年度評論員獎。
由此，約翰遜開啟了作為政治“專欄作家”的職業生涯，開始為《旁觀者》《GQ》等媒體撰寫專欄。1998年，他登上電視節目《我有沒有給你新聞》大獲成功，接著開始在《問題時間》《英國瘋狂汽車秀》《帕金森》等其它電視節目上露臉，開始成為一位公眾人物。
《問題時間》
1997年，約翰遜成為《旁觀者》總編輯，依然處於爭議的中心：一些人認為，在他的領導下，讀者不能關注嚴肅問題，而專注於微不足道的主題。由於他在雜誌上做出的不正確的政治預言，其政治判斷力名聲被嚴重打擊。由於允許作家在雜誌上發表種族歧視和反猶太言論，他廣受批評。
2001年，約翰遜參加國會議員選舉並當選，同時兼任《旁觀者》主編，繼續撰寫專欄並參加電視劇製作。出版了《朋友、選民和國民》（Friends, Voters, Countrymen）一書，講述了他2001年競選活動的經驗。
出版社: HarperCollins Publishers Ltd出版年: 2002-06-17
2003年，他又出版了專欄合集《借給我你的耳朵》(Lend me your ears)
2004年，他發表了第一部小說《72個處女：錯誤的喜劇》（seventy two virgins)（儘管用《衛報》書評人的話來說，就是不太能稱為小說），這部書圍繞著保守黨的黨內生活，也包含各種傳記成分。
2005年，《旁觀者》新執行長解僱了約翰遜。隨著收入減少，他說服《每日電訊報》將自己的工資從20萬英鎊提到到25萬英鎊，平均每個專欄5000英鎊。同時，這些專欄繼續源源不斷的變成出版物。
2006年，鮑里斯推出專欄作品集《我有沒有給你意見》（Have I Got Views For You)。
2007年，他的新作《強迫式父母的危險：一個警示的故事》（The perils of the pushy parents：A cautionary tale)出版。根據亞馬遜官方介紹，他不僅嘗試用詩文來寫故事，還自己畫了封面和插圖！通過這則故事，他想告訴那些強迫式教育的父母，當你將孩子壓迫式地往前推，他們一定會以某種形式反彈回來。
就在這一年，他又策劃了通俗歷史電視節目《羅馬的夢想》並出版同名書。之後，又推出續集《羅馬之後》，內容為早期伊斯蘭曆史。這些活動使得他在2007年取得54萬英鎊，成為英國國會收入第三高的議員。
2007年，希拉裡克林頓第一次總統競選期間，約翰遜為《每日電訊報》撰寫的一篇文章中稱之為“精神病院的虐待護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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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鮑里斯當選倫敦市長。2011年，為了迎接2012年倫敦奧運會。寫作出身的市長親自上陣，寫了一本《 倫敦市長鮑里斯·約翰遜的倫敦生活指南》(Johnson's life of london)。他試圖在本書中，向讀者展示他眼中的倫敦真面目：一個古老傳統與當下生活極度雜糅的未來之城。
他試圖在本書中，向讀者展示他眼中的倫敦真面目：一個古老傳統與當下生活極度雜糅的未來之城。他以其慣常的英式幽默語言風格，以調侃的修辭樂此不疲地與讀者分享倫敦的生命力與其獨特的個性。
2014年，為紀念即將到來的丘吉爾逝世50週年，作為鐵忠粉的鮑里斯怎麼能放過呢！當有批評者認為他同時做太多事情（比如寫作和參與政治），他便援引丘吉爾的先例為自己辯護，因此本書更是被媒體稱為鮑里斯自比丘吉爾的鐵證。
《丘吉爾精神：一個人如何改變歷史》（The churchill Factor）這本書可謂是他最費心力的著作，鮑里斯不僅親自走訪了丘吉爾的家人和丘吉爾故居，還得到了丘吉爾檔案館和諸多研究丘吉爾的專家和學者的鼎力支持。在詳實的調查與研究的基礎上，歷時整整一年完成。
功夫不負有心人，Goodread給出了4.05的高分並且持續高居亞馬遜暢銷榜單。
但也有批評者認為這本書過於美化丘吉爾，“在鮑里斯眼中，丘吉爾的偉大並非僅限於他一個人所做的影響歷史進程的公共決策，還包括丘吉爾的個性特徵、興趣愛好以及品德。有時丘吉爾犯的錯誤、個性中的缺陷或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在鮑里斯眼裡都具有某種魅力，那似乎是一位偉大人物必不可少的特徵，因而得到了鮑里斯的理解、同情、寬容甚至辯護與支持。”
意欲效仿丘吉爾的鮑里斯
2016年，鮑里斯從倫敦市長卸任，準備完成另一本書，不是任何政治回憶錄，而是有關他的另一位偶像——英國大文豪莎士比亞！亞馬遜已經預先放出了圖書封面，但是因為他的政治生涯並沒有因此終結，反而因為重回國會參與了舉世矚目的“脫歐運動”而日益繁忙，於是出版方宣佈本書將延遲到2020年出版。
2019年7月，鮑里斯·約翰遜當選為英國首相。出版方在接受《出版商務週刊》採訪時稱沒有計劃何時出版這本暫定名為《莎士比亞：天才之謎》（Shakespeare: the riddle of genis)的作品。
在這裡，祝願首相能夠平安歸來，完成他的這部心願之作,也期待鮑里斯能走出自己的“至暗時刻”，用筆繼續記錄當下以及歷史。
以下為《丘吉爾精神：一個人如何改變歷史》節選章節：
第一章
希特勒的提議
作者 | 鮑里斯·約翰遜
如果你正在回顧上一次世界大戰中最具決定性的時刻，或者整個世界歷史的轉折點，那麼請跟我來，讓我們前往英國下議院的一個昏暗的房間。首先爬上幾步臺階，然後穿過一扇吱呀作響的老木門，再走到一條昏暗廊道的盡頭，它就在那兒等著我們。
出於安保原因，你在威斯敏斯特宮的地圖上找不到它，而且你也無法請導遊帶你參觀它。事實上，我說的這個房間已經不復存在了，因為它已經毀於閃電戰的炮火。但重建的房間依然忠實地保留了它的原貌。
這個房間是供首相在下議院會見同僚使用的，你無需好奇房間的裝潢，因為它平淡無奇。
想象一下房間裡許多的綠色皮革、銅飾釘、沉重的紋理清晰的橡木板飾，還有普金設計的牆紙。除此之外，牆上還掛著幾幅畫，微微傾斜著。再想象一下房間裡繚繞的煙霧——我們正要談論的是1940年5月28日的下午，那個年代的政治家們（包括我們的英雄丘吉爾在內）都是煙不離手的老煙槍。
可以想象，並沒有多少日光從百葉窗照進房間裡，但絕大多數人都能認出在場的重要人物。房間裡總共有七人，他們是英國戰時內閣的成員。
會議幾乎不間斷地持續了三天，足見他們面臨的危機有多深。這是5月26日以來他們的第九次會議，然而他們還沒有就自己和全世界面臨的存亡問題得出答案。
坐在椅子裡的是首相溫斯頓·丘吉爾，另一邊是內維爾·張伯倫（NevilleChamberlain）——被丘吉爾突然取代的人。這位前首相穿著高領衣服，脖子僵硬，留著卓別林式的小鬍子。無論正確與否，張伯倫被歸罪於致命地低估了希特勒的威脅和綏靖政策的失敗。那個月早些時候，納粹把英軍從挪威打發走的時候，是張伯倫為此擔了罵名。
在場的還有哈利法克斯勳爵，那個生來沒有左手並且左臂萎縮、消瘦的高個子外交大臣。還有被丘吉爾拋棄的自由黨領導人阿奇伯德·辛克萊（Archibald Sinclair），以及工黨代表克萊門特·艾德禮（ClementAttlee）和阿瑟·格林伍德（Arthur Greenwood）——丘吉爾曾用他一生中最歇斯底里的語言抨擊過他們的黨派。此外，在場的還有內閣秘書愛德華·布里奇斯（Edward Bridges）爵士，他負責會議記錄。
電影《至暗時刻》劇照
擺在會議前的問題並不複雜，然而過去幾天裡他們一直反覆咀嚼著，形勢也越來越糟糕。沒有人明說，但每個人都清楚會發生什麼。英國應該參戰嗎？讓年輕的英國軍人前往一場各種跡象都表明會輸的戰役赴死是否明智？或者英國應該完成某種交易，來拯救成千上萬的生命？
倘若交易完成，那麼戰爭會隨著英國的退出而結束嗎？這項交易有可能拯救世界上數百萬人的生命嗎？
我不認為我的同輩人當中，更不用說我的孩子這一代，有多少人完全理解我們曾距離這一步有多麼近。英國本可能在1940年謹慎而理性地退出戰爭——當年，某些有影響力的人物曾嚴肅地主張開始“和談”。
他們的想法與做法並不難理解。法國傳來的消息並不只是糟糕，而是糟糕得難以置信，連局勢好轉的最微弱的希望都看不到。德軍直撲巴黎，輕而易舉地蹂躪法國的防線，他們看上去簡直就像是某種新的戰鬥種族，有著蔑視一切的狂熱與效率。希特勒的裝甲師不僅橫掃了低地國家，還穿過了阿登山區本應該無法穿透的峽谷天險，滑稽可笑的馬奇諾防線潰敗了。
法國將軍們成了可悲的人物——每當這群滿頭白髮，戴著克羅索（Crusoe）式平頂軍帽的老頭子跑回防線，不知為何德軍就已經在那兒了，緊接著斯圖卡俯衝轟炸機便像哭喊著的報喪女妖似的襲來，坦克部隊也發起進攻。
英國遠征軍被困在英吉利海峽的港口。他們一度嘗試反攻，但是被擊退了，現在正等著從敦刻爾克撤退。如果希特勒聽從了他的將軍的建議，他本可能在當時粉碎我們：只要派古德里安將軍和他的坦克部隊進攻這些不斷縮小，並且事實上毫無抵抗的小片地帶。他本可以消滅或者俘虜英國大部分有戰鬥力的軍隊，剝奪這個國家抵抗的實力。
希特勒的納粹德國空軍掃射著海灘，而英國軍隊正沉入海中。英國士兵們絕望地用他們的李-恩菲爾德步槍朝空中射擊，他們被俯衝轟炸機剁成肉泥。在那一刻，在5月28日那一天，也許公眾還沒有意識到，但無論對政治家還是對將軍來說，英國很可能失去大半軍隊。
戰時內閣目睹了英國軍隊蒙受了從失去美國殖民地以來最大的羞辱，並且一切似乎再無退路。對當時的戰時內閣來說，歐洲地圖看上去令人不寒而慄。
兩年前奧地利就陷入了深淵，捷克斯洛伐克已經不再，波蘭已經國破，而幾周前，希特勒又為他的征服履歷增添了不凡的成績——他輕易瞞過了英國，奪取了挪威。而英國花了數月時間精心
策劃的先發制人的計劃註定失敗了。希特勒僅僅用了略超過4小時就俘獲了丹麥。
荷蘭投降了，比利時國王在前一天午夜怯懦地升起了白旗，每過一小時就有更多的法國軍隊投降——有時是在愚蠢而勇敢地抵抗之後，有時則是帶著絕望與宿命的解脫。
1940年5月，最重要的地緣戰略考慮無非是：英國——大英帝國——孤立無援。沒有任何可靠的支援的希望，連希望的前景都沒有。意大利與我們為敵。當時希特勒看起來不可戰勝，法西斯領導人墨索里尼與希特勒簽訂了“鋼鐵條約”，並且很快就會作為希特勒的同盟加入戰爭。
蘇聯簽署了令人作嘔的《蘇德互不侵犯條約》，同意與納粹一起瓜分波蘭。而美國人對歐洲的任何戰事十分敏感。這不難理解，他們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損失了5.6萬名士兵，如果把因為流感
死去的人計算在內，死亡人數超過了10萬人。美國人除了從大洋對岸送來含糊的同情之外沒有提供任何幫助，儘管丘吉爾懇切地表達了自己的希望，但美國那邊沒有表現出任何帶有騎士精神的舉動。
那個房間裡的每個人都能想象繼續戰爭的結果。他們瞭解戰爭的一切，他們中有的人參加過一戰。二十一年前那場可怕的屠殺仍歷歷在目——而兩次世界大戰間隔的時間比海灣戰爭距今天的時間還要短。
全英國的家庭一度被當年的悲痛所籠罩，幾乎沒有例外。讓人們再度經歷那樣殘酷的一切正確嗎？公平嗎？而我們會得到怎樣的結局呢？
從內閣會議記錄來看，這次會議是由哈利法克斯伯爵開始的。他開門見山，說出了過去幾天裡他一直強調的觀點。
哈利法克斯伯爵
他是個容易給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人。他很高，身高6英尺5英寸，比丘吉爾隱隱高了10英寸（雖然當他們坐在桌邊時他的這項優勢不會特別明顯）。他畢業於伊頓公學，是學校的明星，他滾圓的額頭與萬靈學院精英的身份相符（別忘了，丘吉爾沒上過大學，他考了三次才去了桑赫斯特）。從當年的錄影中可以發現，哈利法克斯伯爵說話時聲音低沉，語調抑揚頓挫，
帶著那個年代他那個階層特有的清晰而乾淨的發音。他透過圓框眼鏡的厚鏡片審視一切，在表達自己的主張時，他有時會舉起自己的右手，手微微緊握。
意大利大使送來消息說：羅伯特•範西塔特（Robert Vansittart）爵士透露，英國是時候通過意大利尋求調解了——借用這個名字很聰明，因為羅伯特•範西塔特爵士是有名的強烈反對德國，不贊成對希特勒綏靖政策的外交官。在這樣的包裝下，這條訊息看起來十分微妙，並且非常誘人，但是它的意圖再赤裸不過。
這並不是簡單的來自墨索里尼的和談的意願，這顯然是他的主要同盟傳達出的信號。這是希特勒的試探，他的魔爪盤繞著白廳，並伸向下議院的心臟。丘吉爾對發生的一切瞭若指掌。他知道令人失望的法國總理就在倫敦城裡，剛剛同哈利法克斯伯爵一起吃過午餐。
M.保羅•雷諾知道法國戰敗了，他打心底清楚他的英國朋友所不敢相信的事實——法國軍隊像紙折的小人一般，以近乎神奇的速度不斷退縮。雷諾知道他將成為法國曆史上最為人不齒的人物之一，被人們記住。他相信他能夠說服英國開始談判，如此一來，這種屈辱會被分擔，被減輕，而且最重要的是，他更可能為法國爭取到更好的條款。
這條由意大利轉達，被法國支持，卻源自德國獨裁者的信息再清楚不過地表明：英國應該審時度勢，與現實妥協。丘吉爾回應的原話我們已經無從得知，我們唯一能瞭解的是愛德華•布里奇斯爵士所留下的簡短的，很可能被精簡過的結語。我們不知道那個下午首相在同僚面前表現得如何，但我們能猜個八九不離十。
當時的報道說丘吉爾已經顯露出疲態。他65歲了，但他在深夜工作的習慣把他的下屬和將軍們快逼瘋了：他一邊喝著白蘭地和烈酒，一邊向白廳打電話要文件，詢問消息。當絕大多數正常男人跟妻子睡在一起的時候，丘吉爾正召開會議。
丘吉爾穿著自己奇怪的維多利亞和愛德華式服裝，條紋長褲，黑色馬甲和鏈表令他看上去像《唐頓莊園》裡宿醉的管家一樣。有人說丘吉爾臉色蒼白，這也十分可信。讓我們再為他加上一根雪茄，落在腿上的少許菸灰，還有沾著唾沫星子的咬緊的下顎。
他讓哈利法克斯伯爵忘掉那條信息，就像會議記錄裡記述的那樣：“首相說，顯然法國把墨索里尼先生視為我們和希特勒先生之間的調停人。他決心避免令局勢發展到這一步。”
他非常清楚希特勒的提議意味著什麼。從上一年的9月1日開始，英國一直與德國交戰。這是一場為了自由與原則的戰爭——保護不列顛和英帝國不被臭名昭著的獨裁所染指，如有可能，再擊退附屬國的德軍。與希特勒或者他的密使開始談話，開始“談判”，與他們在桌前的任何討論都意味著同一件事：英國接受以意大利為中介的調停。
丘吉爾深知，如果到了那一步，抵抗的力量會潰散，白旗將在英國上空無形地升起，而反擊的意志將煙消雲散。
因此，他對哈利法克斯伯爵說了不。也許有人認為這就足夠了：首相已經就一個關乎國家存亡的問題表達了自己的態度。在其他國家，爭論或許已經就此結束，但是英國政府卻不是這樣運作的：首相只是諸多席位中的首席，他必須贏得同僚的支持。要理解丘吉爾與內閣這次對話的影響力，我們必須記住丘吉爾當時的地位是多麼脆弱。
丘吉爾
他當上英國首相才不到三週，內閣之中誰是他的同盟還不甚明瞭。艾德禮和格林伍德是工黨代表，大體上是可靠的，自由黨的辛克萊同樣如此。但是，他們的聲音沒有決定性的力量。託利黨在某種程度上是議會最大的黨派，他靠託利黨贏得了選舉，託利黨卻對溫斯頓•丘吉爾疑慮重重。
丘吉爾作為一個年輕的託利黨議員嶄露頭角，但從那時起他大肆抨擊和諷刺自己的黨派，後來還叛逃加入了自由黨。雖然最終他重新加入了託利黨，但是有太多的托利黨人把他視為一個毫無原則的投機分子。僅僅幾天前，當丘吉爾走進議院時，曾為張伯倫忘情歡呼的託利黨議席用沉默歡迎了他。現在，丘吉爾與兩個強大的托利黨人坐在一起：樞密院議長張伯倫，第一任哈利法克斯伯爵、外交大臣愛德華•伍德。
這兩人過去都與丘吉爾有過沖突，並且都有理由認為他不僅精力充沛，還毫無理性，危險十足。早在丘吉爾擔任財政大臣時，他提出的削減商業議案就令張伯倫大為惱火，張伯倫認為他的計劃會使託利黨在地方政府的收益受到不公平的限制。更不用說由於張伯倫無法與希特勒取得對等交涉，丘吉爾因此與他產生的成年累月的矛盾了。至於哈利法克斯伯爵，他在1930年前後曾出任印度總督。丘吉爾對任何暗示印度獨立的觀點都加以毫不留情的反對和炮轟，哈利法克斯伯爵則首當其衝。
在那個灰暗的5月，哈利法克斯伯爵的政治地位使他成為了一個沉默的，甚至在丘吉爾之上的權威。5月8日，張伯倫遭遇了致命的一擊：在挪威問題的辯論中，大量托利黨人不再支持他。在關鍵的5月9日的會議上，這位即將卸任的首相選擇了哈利法克斯伯爵作為繼任者。張伯倫希望哈利法克斯伯爵繼任，英國國王喬治六世也希望哈利法克斯伯爵接任首相，工黨和上議院中的許多人，以及整個託利黨，都希望哈利法克斯伯爵成為下一任首相。
事實上，丘吉爾最終成為首相是因為得到了哈利法克斯伯爵的首肯——張伯倫希望哈利法克斯伯爵接任首相，但在沉默而可怕的兩分鐘過去之後，他退出了競爭。不僅因為未經選舉的首相指揮起整個政府將會十分艱難，他還明白地說自己不知道如何才能搞定狂放不羈的溫斯頓•丘吉爾。
丘吉爾與張伯倫
儘管如此，一度成為國王心中的首相人選給了某人一定程度的自信。儘管丘吉爾明確反對，哈利法克斯伯爵仍然加入了爭論。他提出的方案在事後看來是屈辱的。
哈利法克斯伯爵認為，應該仰仗希特勒的仁慈與意大利人開始談判，而且為了確保理想的談判結果，一開始要對一些英國權利做出讓步。儘管會議上並沒有列出詳細清單，但那一定指的是馬耳他、直布羅陀以及蘇伊士運河的共同經營權。
哈利法克斯能向丘吉爾提出這樣的方案，這在某種程度上說明了他的膽量。以此來獎勵侵略？還是把英國的財富和權利轉手交給穿著軍靴、下巴突出的、可笑的獨裁者墨索里尼？
丘吉爾一直反對。法國人試圖讓我們陷入“滑坡謬誤”，讓我們朝著與希特勒的談判和投降條約前進。他強調，一旦德國進攻失敗，我們的立場會強得多。
但是，哈利法克斯又說，在法國退出戰爭前，即納粹德國空軍來襲，摧毀我們的飛機制造工廠前，也就是現在，我們能爭取到較好的條款。
如今看來，哈利法克斯可憐的失敗主義很難為情，但是我們應該理解並且原諒他的判斷失誤和堅持己見。1940年7月邁克爾•富特(Michael Foot)反對綏靖政策的《罪人》（Guilty Man）一書出版以來，他就成為了眾矢之的。
哈利法克斯曾於1937年前去與希特勒會面，他一度了不起地把元首當成了侍從。我們必須承認，他與戈林十分相熟。他們兩人都喜歡獵狐，戈林親切而戲謔地叫他“哈拉里法克斯”（Halalifax）——德語中“哈拉里”（halali）是狩獵時高喊的口號。但把他想成納粹德國的辯護者或者英國政府內的德國間諜是荒唐的。
他認為他能找到保護不列顛和大英帝國，並挽救人民的生命的方法。而且，持這樣觀點的並非只有他一人。英國的統治階層撲朔迷離，至少其中暗含害群之馬——納粹德國的支持者和調停者不僅僅只有米特福德家族，英國土生土長的“元首”、法西斯領袖奧斯瓦爾德·莫斯利（Oswald Mosley）爵士和他的追隨者而已。
1936年，奈莉·塞西爾夫人（NellyCecil）注意到幾乎自己的所有親屬都“對納粹十分溫和”。原因很簡單：1930年間，比起對希特勒的恐懼，上流社會普遍更害怕布爾什維克主義和共產黨重新分配社會的理想。實際上，他們把法西斯視為抵禦共產主義的壁壘，並且他們有來自高層的政治支持。
戴維·勞合·喬治曾去過德國，他被元首的光芒俘獲，把他與喬治·華盛頓相提並論。這位被迷惑了的前英國首相稱希特勒是天生的領袖，希望英國“也出現這樣一位至高無上的人來主宰我們國家如今的事務”，希望第一次世界大戰的英雄中有這樣一個人，能帶領英國戰勝第三帝國。
這位滿頭白髮的威爾士巫師被巫術迷惑了，丘吉爾從前的導師成了最不入流的失敗主義者。不久前媒體也唱著同樣的調子，《每日郵報》一直鼓吹希特勒在東歐越自由就越能打擊布爾什維克：“如果沒有希特勒，恐怕整個西歐已經被赤色的喧囂所淹沒。”
《泰晤士報》尤其支持調停，編輯傑弗瑞·道森（Geoffrey Dawson）曾描述過自己如何在審稿時刪去一切可能冒犯德國人的內容。比弗布魯克男爵甚至撤掉了丘吉爾在《標準晚報》(Evening Standard)的專欄，他的立場堅定地站在納粹一邊。相當多自由輿論，例如演藝界的約翰·吉爾古德、西碧爾·索恩迪克和蕭伯納都曾試圖說服政府“考慮開始和談”。
當然，最後形勢改變了。反對德國的態度擴大了，而且變得出奇地強硬。但在這之前，“尋求和平”這一提議得到了英國社會各階層許多人的支持。於是在那關鍵的時刻，哈利法克斯與首相的爭論繼續著。
窗外是和暖而美麗的5月光景，聖詹姆士公園裡的栗子樹鬱鬱蔥蔥，而房間裡卻進行著一場博弈。
丘吉爾告訴哈利法克斯，一切與希特勒的談判都是陷阱，將把不列顛置於任其宰割的境地。哈利法克斯說，他不明白法國人的建議有什麼問題。
張伯倫和格林伍德不時插話，表達一些毫無用處的觀點——無論是繼續作戰還是開始談判，都充滿風險。
到了5點時，哈利法克斯說，他的提議裡沒有一點可以被形容成投降書。
丘吉爾則說，英國能在談判中爭取到體面的條款的幾率連千分之一都不到。
會議陷入了僵局。就在這一刻（絕大多數歷史學家認為），丘吉爾使出了出奇制勝的一招。他宣佈休會，晚上7點再繼續。接著，他找來了內閣的全部25個成員，這是他們中許多人第一次聽首相丘吉爾講話。
他無法說服哈利法克斯，也不能直接壓制他或者無視他。僅僅前一天，這位無畏的外交大臣還斥責丘吉爾說了些“可怕的胡話”。如果哈利法克斯辭職，丘吉爾的地位將被削弱。丘吉爾作為戰爭時期領導人的開場並不成功——他負有完全責任的挪威戰役被認為是災難。
訴諸理性的嘗試失敗了。但是在場的人越多，氣氛就越熱烈。現在，他轉而訴諸情感。在所有內閣成員前，丘吉爾發表了驚人的講話——完全拋棄了先前小型會議中不得不表現出的理性與剋制。“可怕的胡話”席捲一切的時刻來臨了。
目前最好的記述來自戰時經濟大臣休•達爾頓（Hugh Dalton）的日記，我們似乎沒有理由不相信這份資料。丘吉爾異常冷靜地開始了講話：
在過去幾天裡，我徹底思考了這個問題：我是否有責任考慮與那個人（希特勒）開始談判。
但思考這個問題不過是浪費時間。倘若我們此刻試圖尋求和平，得到的條款會比血戰到底強。但是，德國人會拿走我們的艦隊、海軍基地和更多東西——這會被稱為“解除武裝”。
我們會淪為一個被奴役的國家，英國政府會落入希特勒安排的傀儡——莫斯利或者其他人手中。在這之後，我們的結局將如何？但另一個選擇下，我們仍有巨大的實力與優勢。
他以近乎莎士比亞式高潮結束了演講：
我堅信，倘若我有一刻曾考慮和談或者投降，你們中的每個人都會站起來，把我從這裡拽下來。假如不列顛漫長的歷史最終將在我們手裡終結，那麼唯有當我們每個人都流盡最後一滴血，倒在這片血染的土地上時，才能讓它結束！
在場的人被這番話語深深地觸動了（從達爾頓與利奧·阿梅利的記述來看都是如此）。他們深受鼓舞，高聲呼喊著，還有人跑上去拍丘吉爾的肩。丘吉爾以強烈的個性無情地逆轉了這場爭論。
這並非普通的外交時刻，而是在保衛國家和流血犧牲之間抉擇。這是作戰前夜的講話，以某種更熱血的方式感動了內閣成員。當戰時內閣會議在晚上7點繼續時，爭論結束了，哈利法克斯放棄了。丘吉爾得到了內閣明確而熱情的支持。
在做出這個決定（要反擊而不要和談）的一年內，超過3萬名英國男人、女人和兒童死去了，他們幾乎都死於德軍之手。屈辱的和平與無辜的生命被殘害，這兩個截然不同的結果到底孰輕孰重？很難想象今天的英國政治家有魄力做出與丘吉爾一樣的選擇。
即便在1940年，也沒有任何人能夠展現這樣的領導力。艾德禮不行，張伯倫不行，勞合·喬治也不行，而曾經最能夠代替丘吉爾的人——哈利法克斯，當然更不行。
丘吉爾給哈利法克斯起了一個諧音的綽號“老狐狸”（Holy Fox），因為哈利法克斯是刻板的天主教徒，還喜歡獵狐，但最主要的原因還是他有狐狸一樣精明的頭腦。但如果說狐狸無所不知，那麼丘吉爾則知道最重要的是什麼。
丘吉爾敢於為之，因為實際上他比哈利法克斯看得更清楚。他懷著空前的責任與正義看清了一點：血戰到底也許很可怕，但投降只會更糟糕。他是對的。要明白為什麼，只需想象沒有丘吉爾的1940年5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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