突如其來的新冠肺炎疫情，其感染能力之強，傳播速度之快，防控難度之大，波及範圍之廣，世所罕見。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運籌帷幄，科學判斷，快速決策，果斷封城，內防擴散，外防輸出；總攬全局，統籌安排，協調各地，八方支援。全國人民，上下一心，步調一致，戮力同心，全民抗疫，創造了世界奇蹟，再次凸顯了制度優勢、彰顯了中華智慧、展現了中國力量。
正如習近平總書記2月23日在統籌推進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和經濟社會發展工作部署會議上的重要講話中指出的，“中華民族歷史上經歷過很多磨難，但從來沒有被壓垮過，而是愈挫愈勇，不斷在磨難中成長、從磨難中奮起”。
五千年的中國歷史，既有風調雨順、國泰民安、繁榮昌盛的年代，也有天災頻發、瘟疫流行、內亂不息的時期。尤其是近代以來，外敵入侵，戰爭和天災交織更迭。中華民族面對各種災難，眾志成城，無所畏懼，頑強拼搏，百折不撓，變革創新，愈挫愈勇，衝破重重險阻，戰勝種種災難，迎來了從站起來走向強起來的新時代。
中華民族為什麼能夠愈挫愈勇？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務院參事何星亮認為，精神力量是中華民族愈挫愈勇的關鍵。精神、制度和物質三種力量有機地融為一體並平衡發展，是中華民族愈挫愈勇的基礎和保障。應充分弘揚中華民族精神，借鑑歷史上“整合和平衡的機制與方法”，使國家治理體系不斷完善、治理能力不斷提高，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的基礎。
為什麼說精神的力量是中華民族愈挫愈勇的關鍵？
從人體結構來看，精神的力量大於物質和制度的力量，作為精神力量的意志或信仰可以使人體某一部位的感覺系統失靈。
從文化結構來看，意識、觀念、理念、意志等是人的行為活動的先導，行為是意識、觀念等的外化形式。習近平總書記把思想觀念比喻為“總開關”，“思想上松一寸，行動上就會散一尺。”
精神層面的文化是社會與文化發展和變遷的基礎，並在文化變遷中起著決定性作用。
精神力量可以轉化為制度和物質的力量。“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長久生存的靈魂，唯有精神上達到一定的高度，這個民族才能在歷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奮勇向前。”
為什麼說精神、制度和物質三種力量的有機整合和平衡發展是中華民族愈挫愈勇的基礎和保障？
精神、制度和物質三者雖然相互關聯，但各自又有其獨立性，只有通過整合，使三種力量有機融為一體，並保持三種力量平衡發展，才能形成勢不可擋、堅不可摧的強大的力量。
古代中國精神、制度、物質三種力量有機整合並平衡發展的機制，也體現在國家治理方面，並形成與西方不同的治國模式。在這種獨特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基礎上形成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的國家治理方式。精神的力量在這種治理方式中起著主導的作用。
德治的主要功能是治本，法治的主要功能是治標。治理一個國家，最好的方式是治本和治標相結合，內在控制和外在控制相結合，才能達到天下大治。
全文如下
精神、物質和制度
三種力量的結構關係
任何力量都可以分為三個層面：物質層面、制度層面和精神層面。物質層面屬於表層系統，也就是體現人與自然關係的技術系統，包括生產技術、製造技術和醫療技術等。自然界是人類生存的基礎，人類生存所需的衣食住行及其他物質產品，無一不是來自自然界。物質的力量主要滿足人類最基本的物質性需求和生理性需求，滿足人體飲食、消化、排洩、分泌、生殖等各部分器官正常活動的需要，是人類第一層次的需要。物質產品是外顯的、有形的、可見的。物質產品變化快，有些產品甚至日新月異。物質的力量是最基本的力量，是人類賴以維持生存的力量。
制度層面屬於中層系統，也就是體現人與人、人與社會關係的層面，包括政治制度、社會制度、法律制度、教育制度、禮儀制度、婚姻家庭制度等。人類為維護社會秩序、保障社會均衡和諧運行而創造了各種制度，以規範人們的行為等，它屬於人類第二層次的需要。科學合理的制度能夠保障社會公平正義、人們生命和財產的安全、社會穩定與團結及經濟生產的可持續發展。制度的產生髮展與自然環境、歷史傳統和民族性密切相關，自然環境、歷史傳統和民族性不同，制度文化也各不相同。制度具有懲罰、制裁、獎勵等力量，是強制社會成員恪守各種制度和規範的力量。制度文化一旦形成之後，具有相對的穩定性，但它也會隨著社會的發展而不斷變革、不斷完善。
精神層面屬於深層系統，是體現人與自我、人與心靈關係的層面，屬於心理系統或觀念系統，它包括民族精神、思想、意識、觀念、理念、智慧、價值觀、人生觀、道德觀等。精神文化的產生與自然環境和社會生產密不可分，環境與生產方式不同，其精神文化也各不相同。精神文化是內隱的、無形的，是人類社會區別於動物世界的顯著標識。
古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認為，“人是理性的動物”。德國哲學家康德（1724—1804年）認為，“人是一種雙重存在物，既是感性的，又是理性的，但其本質在於理性”。所謂“理性”，是精神層面的一種重要特性。德國哲學家馬克斯·舍勒（1874—1928年）也認為，精神“不是一種可觀察、可測量的力或能”。精神是“人的本質特徵，人與動物相區別的標誌。”德國哲學家卡西勒（1874—1945年）認為“人是文化的動物”“人是符號的動物”。卡西爾所說的“文化”和“符號”都是精神文化。關於精神的類別，有多種不同的分類。有的分為兩類，如意大利哲學家克羅齊（1866—1952年）認為，精神具有兩種形式：理論的和實踐的。理論精神又分直覺和邏輯的，實踐精神又分為經濟的和倫理的。而有的分為三類，如德國哲學家黑格爾（1770—1831年）把精神分為主觀精神（個人意識）、客觀精神（社會意識）和絕對精神（絕對意識）三類。
許多中外思想家和哲學家大多把精神文化視為人類最重要的文化現象。有些思想家甚至認為只有精神層面的文化才是人類的文化現象。古代不少思想家把“精神”稱之為“心靈”或“靈魂”。精神層面的文化之所以最為重要，與其本質分不開。
首先，精神具有大腦物質的屬性，可以驅動人的其他器官，在人體各種器官活動中居於主動地位。羅馬共和國末期的詩人和哲學家盧克萊修（約前99年—約前55年）說：“心靈和靈魂的本性是物質的。……我們看到它能驅策四肢，能從睡眠奪回身體，能使臉色改變，能統治和左右整個人的狀況。”亞里士多德曾說，“心靈是那種籍以變成萬物的東西”，“心靈處於其根本性的主動之中”。
其次，大腦的精神活動與其他器官活動不同，具有歸納和綜合的功能。例如，聽覺器官辨別不同的聲音和音量，視覺器官分清各種不同的顏色，嗅覺器官分辨各種不同的氣味，味覺器官辨別甘與苦等。唯有大腦的思維活動才能歸納和綜合出事物的共性和普遍性。古希臘哲學家蘇格拉底（公元前469年—公元前399年）曾問泰阿泰德說：“通過什麼器官而後施展融會貫通之能力，而後知曉聲色及一切物之共性？”泰阿泰德回答說：“以心靈去知覺此種種共性。”他還說：“似乎絕無特殊器官專作領略事物的橋樑，猶如感官之各司所職。我想心靈自有其機能，以潛觀默察一切事物的共性。”
精神的力量是中華民族
愈挫愈勇的關鍵
在物質、制度和精神三種力量中，哪一種力量最為關鍵。筆者認為，精神的力量最為關鍵。
首先，從人體的結構和功能來看，精神的力量大於物質和制度的力量。精神層面的意識、思維、意志、觀念、理念、情感、價值觀等是由大腦產生並存在於大腦，而大腦是人體的神經中樞，統率人體的各種器官和各個系統。在人體各種器官正常運轉的狀態下，各種器官的活動通過神經系統傳入並最終到達大腦。因此，大腦可以感受到人身體上任何一個部位發出的信息。人體的手、腳、口、鼻、耳朵、眼晴、舌等各種器官運動則由大腦發佈“命令”，通過運動神經系統下達。大腦就好像是人體的“總司令”，指揮和協調著整個人體的機能活動。物質的基本力量僅能滿足人體的消化系統、呼吸系統、分泌系統、排洩系統的需要，制度的基本力量僅能限制人的手、腳、口等器官進行違法行為，這兩種力量的產生和形成都受精神力量的指揮和控制。因此，從人體器官的結構和功能來看，精神的力量較物質和制度的力量大得多。
其次，作為精神力量的意志或信仰可以使人體某一部位的感覺系統失靈。國際醫學界有一種叫做“閘門控制”的理論，認為意志、觀念、信仰會產生強大的精神力量，將神經傳導的閘門暫時關閉，使人作出一般人難以承受的舉動來。例如，在戰爭時，意志堅強的戰士英勇奮戰，把生死置之度外，全神貫注於緊張的戰鬥，即使受傷了也感覺不到傷痛。因為，戰場上人的精神集中，自己受傷的信息被阻隔在閘門之外。又如，公元前508年，羅馬青年穆齊為了阻止波爾謝納國王的入侵，在暗殺這位國王時不幸被俘，波爾謝納下令在祭壇上用烈火來拷問刺客。穆齊驕傲地走上祭壇，把手放在火上燒焦卻面不改色。國王欽佩他的自我犧牲精神，將他釋放並撤了軍。再如，一些極端的宗教信徒，為了宗教的利益以身獻神，以烈火自焚而感覺不到痛苦。
再次，從文化結構和功能來看，精神是三層次結構的核心層。如前所述，文化結構可分為物質層（表層）、制度層（中層）和精神層（深層）。精神活動是大腦的屬性，精神是在大腦的作用下形成的，精神活動的過程也就是物質活動的過程。一般認為，大腦是人體的神經中樞，因此，由大腦產生的精神文化是文化結構的核心層。作為精神層面的意識、觀念、理念、意志等是人的行為活動的先導，行為是意識、觀念等的外化形式。恩格斯指出，“推動人去從事活動的一切，都要通過人的頭腦，甚至吃喝也是由於通過頭腦感覺到的飢渴引起的，並且是由於同樣通過頭腦感覺到的飽足而停止”。習近平總書記把思想觀念比喻為“總開關”，他說，“對黨員、幹部來說，思想上的滑坡是最嚴重的病變，‘總開關’沒擰緊，不能正確處理公私關係，缺乏正確的是非觀、義利觀、權力觀、事業觀，各種出軌越界、跑冒滴漏就在所難免了。思想上松一寸，行動上就會散一尺。”
精神層面的文化是社會與文化發展和變遷的基礎。精神層面的變化，必然會引起制度層面和物質層面的變化。在傳統社會，物質生產和交換是通過人來實現的，生產是否科學，交換是否公平合理，取決於管理者的智慧、觀念和能力。各種制度也是人制定的，制度是否科學、合理，是否符合國情和民意，也取決於制定者的智慧、觀念和能力。……凡此種種，都與人的精神層面的思維活動分不開。任何一種文化現象的形成和發展，都是先有觀念、理念等，然後才有實現這些觀念、理念的行為活動，才會產生與之有關的物質和精神產品。例如，某種宗教信仰的產生和發展，必然是先有神靈觀念，之後才會產生祭祀神靈的禮儀制度，人們才有可能去建造神廟和塑造神的偶像等。
在文化變遷中，精神層面的又起著決定性的作用。例如，中國從20世紀70年代末開始實行改革開放，40多年來，中國人民的思想觀念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由“以階級鬥爭為綱”轉向“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從而帶動社會各方面的大變革，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城鄉面貌日新月異，綜合國力日漸強盛，重新屹立於世界民族之林。因此，精神層是文化結構三層面的核心層。
最後，精神力量可以轉化為制度和物質的力量。作為意識、意志、觀念和理念等的精神，如果只存在於大腦中，本身並沒有力量，精神只有通過大腦這個神經中樞和“司令部”，激發人體各種器官和系統，才能形成強大的生命力和驅動力，並使之轉化為物質和制度的力量。德國著名現象學哲學家馬克斯·舍勒（1874—1928）認為，“精神作為個人行為的中心、創造之源。……但精神在純形式中是無力的，精神有自身的特徵和規律，卻沒有實現自身的原始動能，它僅僅是一種動態的開放性，而不是一種可觀察、可測量的力或能，故精神僅停留在自身的領域中是絕對軟弱無力的，它需要從生命衝動中汲取實現自己的力量，即精神生命化”。也就是說，精神本身沒有力量或能量，只有通過精神活動刺激人體的相關器官，從而產生新的能量或智慧，才有可能“精神生命化”。
“人無精神則不立，國無精神則不強。精神是一個民族賴以長久生存的靈魂，唯有精神上達到一定的高度，這個民族才能在歷史的洪流中屹立不倒、奮勇向前。”人類社會自形成以來是不斷髮展變遷的，變遷的根本動力在於精神力量的不斷髮展和壯大。精神的力量在認識自然和社會的過程中，不斷轉化為物質力量和制度力量，對社會發展產生深刻的影響。因為，隨著社會的發展，人們對自然和社會的認識越來越深入、越來越全面、越來越科學。
隨著認識的提高，必然會發現新的原理或規律，從而發明新的技術，創造更多更好的物質財富。這樣，精神的力量轉化為物質的力量。為了適應新的生產和市場環境，制度也必須與之相適應，改革阻礙新的生產和市場環境的不科學、不合理的制度，形成新的更科學更有效的制度。這樣，精神的力量也可以轉化為制度的力量。這樣，社會不斷地進步，精神和物質、制度三層結構螺旋式發展，人類也就有能力不斷地克服各種艱難險阻。
精神、制度和物質三種力量有機整合並平衡發展，是中華民族愈挫愈勇的基礎和保障
整合性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特徵之一。秦始皇滅六國，統一天下，為整合全國社會和文化，進行了一系列整齊劃一的改革，包括語言文字、法律制度、度量衡、交通管理制度等，使秦之前的多元文化狀態轉向一元的文化模式。漢代基本上承襲秦制，並整合楚文化。尤其是在統一思想意識、整合全國倫理和道德等方面作出了重要貢獻。近兩千年來，經歷多次改朝換代及統一和分裂循環的政治局面，但大一統的政治格局基本上沒有大變化。由於漢代以後形成相對固定的文化模式，漢文化的幅射範圍不斷擴大，傳播到整個東亞和東南亞。可以說，沒有秦漢時期的文化整合，沒有當時形成的“大一統”思想，中國也可能會像歐洲一樣形成多國並立狀態。中華民族是十分善於進行社會和文化整合的民族，整合的方式有多種：有橫向的整合，如地區之間、民族之間的整合，有語言文字、思想觀念、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整合，有精神、制度和物質層次的整合，有本土文化與外來文化的整合，等等；也有縱向的整合，如傳統與現代、新與舊的整合等，使各個時期的文化不斷累積和整合，不斷地豐富和發展。精神、制度和物質的有機整合，是中華民族愈挫愈勇的重要因素之一。
精神、制度和物質三者不僅需要整合，而且需要平衡發展，這一有機整體才有可能保持最佳狀態並均衡和諧運行。
平衡性也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要特徵之一。《易經》中的陰陽二元結構學說是我國最早、最基本的平衡理念。陰陽學說認為宇宙間任何事物都具有既對立又統一的陰陽兩個基本元素。陰陽平衡是宇宙萬物的本源和本質，也是宇宙萬物生生不息的法則。古代思想家和醫學家認為“一陰一陽之謂道”，“孤陰不生，獨陽不長”。除了陰陽二元結構平衡理論外，還存在三元結構、五元結構等平衡理論。三元結構平衡理論主張天、地、人三元結構和諧，也就是天上、地下和人間的均衡和諧。五元結構均衡和諧主張金、木、水、火、土“五行”的均衡和諧，認為只有五種元素在相生相剋的運動之中維持著協調平衡，才能使自然界保持生態平衡，使人體維持生理平衡，使社會保持動態平衡。任何一種事物或現象也一樣，必須保持各種結構、系統或元素的平衡，才是健康和諧的，才有可能生機盎然、朝氣蓬勃。如果不平衡，事物或現象就處於病態，就會萎靡不振或止步不前，甚至消亡。中國古代政治家、思想家十分注重並能夠較好地應用平衡理論，十分注重精神、制度與物質的平衡發展，以精神建設統率制度和物質的建設。中華民族歷史上能夠戰勝種種天災人禍、能夠愈挫愈勇與古代中國社會和文化的這種平衡性也有密切的關係。
古代中國精神、制度、物質三種力量有機整合並平衡發展的機制，也體現在國家治理方面，並形成與西方不同的治國模式。古代中國以農立國，地域遼闊，人口眾多。農耕民族與四季遷徙、居無定所遊牧民族不同，有固定的居住地，有共同的社會和經濟生活。他們理想的目標是安居樂業、豐衣足食、社會和諧、國泰民安。他們面對的主要敵人是各種自然災害和外敵入侵。抗擊水旱災害需要建設大規模的水利設施，抗擊外敵則需要建設大規模的防守設施，建設這些設施需要有眾多的人員參與，需要有嚴密的社會組織制度和強大的動員能力。在這種獨特的自然環境和社會環境的基礎上形成以德治為主、法治為輔的國家治理方式。精神的力量在這種治理方式中起著主導的作用。
德治是內在控制的主要形式，法治是外在控制的主要形式。德治的主要功能是治本，法治的主要功能是治標。德治是通過教化，以提高人們的倫理道德水平，使每一個人都不敢越雷池一步。法治是通過建立完善的法律制度，以強迫、制裁的方式來維護社會秩序。道德約束個人行為，在於自願。法律約束個人行為，在於強迫。法律僅能控制人的明顯的外在行為，而道德則能控制個人一切內在的與細小的行為。法律的標準往往接近於事實，道德的標準則往往接近於理想。法律控制的目標僅在於維持現實的社會秩序，道德的目標則在於維持秩序之外，又有促進社會進步的功能。治理一個國家，最好的方式是治本和治標相結合，內在控制和外在控制相結合，才能達到天下大治。歷史事實表明，治理像中國這樣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大國，需要德治為主、法治為輔或德治和法治相結合的方式，也就是精神力量與制度和物質力量有機結合的方式。這種治理模式也是古代中國能夠戰勝各種天災人禍、中華民族愈挫愈勇的重要因素之一。
從歷史上看，如果只有精神，沒有制度和物質的有機整合並平衡發展，是不可能戰勝千難萬險的。例如，在現代戰爭中，如果只有強烈的民族精神，沒有現代戰爭所需要的武器，是不可能取得戰爭的勝利。精神只有與制度和物質有機融為一體，並使三者平衡發展，才能形成強大的堅不可摧的力量。
綜上所述，精神力量是中華民族愈挫愈勇的關鍵，精神、制度和物質三種力結合為一個有機整體並平衡發展是中華民族愈挫愈勇的基礎和保障。
中華民族的主要精神有哪些，學術界有各種不同的看法。筆者認為，從歷史上看，中華傳統文化的主要精神有：“以民為本”的精神、客觀理性的精神、獨立自主的精神、堅忍不拔的精神、變革創新的精神和團結互助的精神。在現代革命和建設中，形成了井岡山精神、長征精神、延安精神、為人民服務精神、大慶精神、“兩彈一星”精神、抗洪搶險精神和雷鋒精神等。改革開放以來，又形成了革故鼎新的超越精神、披荊斬棘的革命精神、敢為人先的創新精神、只爭朝夕的追趕精神、敢闖敢試的攻堅精神、腳踏實地的務實精神、直面難題的擔當精神等。中華文明能夠延續五千年而不斷、中國能夠幾千年保持統一而不分裂、中華民族能夠愈挫愈勇，與這些精神密不可分。
今年年初以來的抗擊新冠肺炎的人民戰爭，之所以能夠創造世界奇蹟，也是精神、制度、物質三層次高度整合和平衡發展的結果。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在準確瞭解疫情之後，迅速落實長期堅持的“以民為本”、“以人民為中心”的治國理念，把人民的生命安全和身體健康放在第一位，不考慮短期的經濟損失，充分弘揚客觀理性、團結互助、只爭朝夕、敢闖敢試的攻堅精神，迅速作出一系列重要決策，快速作出武漢封城和內防擴散和外防輸出的關鍵決策，調動31個省區派出醫療隊奔赴湖北。在制度方面，出臺多項獎懲條例和措施，科學防治，精準施策，嚴懲違法違紀人員，確保令行禁止，步調一致，確保抗擊疫情戰爭順利進行。在物質方面，調動全國的力量，相關工廠不分晝夜生產急需的各種醫療用品和防護的口罩等器具，確保戰“疫”用品的供給。全國各省區和軍隊醫護人員，日夜奮戰，捨生忘死，同時間賽跑，與病魔較量，取得了這場疫情防控的人民戰爭、總體戰、阻擊戰的初步勝利。
這次疫情既是一次危機，也是一次大考。通過這次戰“疫”，充分體現了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體現了快速決策和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優越性，展現了中國方案、中國力量、中國精神的巨大魅力。不過，在本次戰“疫”過程中，也暴露出我國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方面存在的一些問題，需要加以重視。因此，應該充分弘揚優秀的中華民族精神，借鑑歷史上整合和平衡的機制與方法，使國家治理體系不斷完善，治理能力不斷提高，為建設社會主義現代化強國奠定堅實的基礎。
文章來源：《人民論壇》雜誌2020年3月（下）
原文標題：《中華民族為什麼能夠愈挫愈勇》
作者：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國務院參事 何星亮
視覺：王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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