點石文具:你聽過禮贈能救國的這種說法嗎?

在當下,企業還是個人都會有禮贈的習慣和風俗,眾所周知,企業往往會選擇一類小禮品贈送,像“廣告筆定製”“商務禮盒”等等,個人贈送就比較傳統些,日化類的用品、食品等等,這種送禮的風俗從很早流傳至今,下面我們來瞧瞧古代人是怎麼送禮的?

點石文具:你聽過禮贈能救國的這種說法嗎?


二十四史之首的《史記》,對收禮、送禮的記載比比皆是。諸如,天下聞名的孟嘗君,受困秦國不得脫,無奈之下只能送禮,即“取所獻狐白裘”,“以獻秦王幸姬。幸姬為言昭王,昭王釋孟嘗君”,後來劉邦也如法炮製了同樣的事情,以解白登之圍。

太史公司馬遷在《滑稽列傳》裡講了一個故事。齊威王八年,楚國對齊國大舉進攻。齊王派卿大夫淳于髡到趙國去請救兵,並帶上禮品黃金百斤、車馬十套。淳于髡聽後仰天大笑,齊王問道:“你嫌東西少了嗎?”

淳于髡回答:“哪敢嫌少。”

齊王追問:“那你笑是什麼意思?”

淳于髡回答道:“臣想起今早遇到一個人的可笑行為,故覺得好笑,但絕無嘲笑王上之意。”

齊王問道:“今早有什麼可笑的事發生,給寡人講講。”

淳于髡回答:“臣今天早上在上朝的路上,經過田野,看見有一個農夫跪在路旁祭田,他舉著一隻小豬腳爪,端著一盅水酒,嘴裡振振有詞地祝願說:‘土地爺啊,求你保佑,讓我五穀滿倉,豬牛滿圈,金銀滿箱,兒孫滿堂!’我見他手裡拿的這麼微薄,嘴裡要求卻那麼奢厚,所以越想越好笑。”

齊威王聽後默然,於是就增加贈禮,給淳于髡黃金千鎰,白璧十雙,車馬一百套。淳于髡辭別動身,到了趙國。果然,趙王給他精兵十萬,戰車一千乘。楚國聽到這個消息,連夜撤兵離去。

國與國之間,送禮少了、輕了不行,否則誠意不夠。淳于髡是明白人,對於國運,必須送趙國重禮,否則事情辦不成,保不住還“國滅”了。

到了後來,送禮收禮往往和行賄受賄連在一起。比如清代,送禮收禮不僅是官僚們的“必修課”,而且是明碼標價的真金白銀。門包、冰敬、碳敬、別敬之類的禮尚往來,更是家常便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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雍正元年被革職的吳存禮,從康熙四十九年任雲南巡撫,十三年間,送禮達五十一萬五千七百零八兩,在革職的當年還給大學士李光地、禮部尚書張鵬翮分別送禮兩千五百六十兩和一千兩,而李、張二人素以清廉聞名,這無疑是一種巨大的諷刺。

究其原因,官僚俸祿極低,是清代官僚系統收受“禮物”的重要原因:以品級論,七品官年俸四十五兩銀子,一品官年俸一百八十兩銀子,這樣的收入根本不可能維持普通官僚家庭的吃喝用度。

雍正五年,浙江巡撫李衛在奏摺上聲稱自己一年的耗費是八千兩白銀。而李的同僚田文鏡在奏摺中聲稱,“河南巡撫一年的陋規高達二十萬兩”(《治官手冊:雍正和他的大臣們》)。

不過,在名人的“禮尚往來”中,也有很多並不看重金錢。民國時期的“北洋三傑”之一、曾四次出任北洋政府總理的段祺瑞,雖被後世稱為醉心權術,但他並不貪財。

有一次,江蘇督軍齊燮元送他一套極其珍貴的圍屏,圍屏渾身上下鑲嵌著各種炫目的寶石,他的家人喜歡得睡不著覺,還半夜裡起來撫摸圍屏。結果,段祺瑞第二天就令人把圍屏抬出去物歸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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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北王”張作霖曾給段祺瑞送過一些東北特產,結果段祺瑞只收了兩條魚,其他一概不收。當然,段祺瑞不收禮也有例外,他將馮玉祥送來的一個大南瓜,全都收下了,據說,因為實在沒有辦法把南瓜再切一半還給馮玉祥。

馮玉祥送禮送南瓜,在現在看來似乎有點惡搞之意。幾年之後,吳佩孚在洛陽過壽,馮玉祥再次惡搞了一把。1924年農曆三月初七,吳佩孚辦五十大壽,別人都送金銀珠寶,而馮玉祥的禮物卻是一罐冷水,以此來形容“君子之交淡如水”,並說明這罐子水是玉泉山的“天下第一泉”之水,要送給“天下第一人”,其水清澈透明如鏡,正好比大帥為人。吳佩孚只好說:“好,好,知我者,煥章也。”

當然,馮玉祥送禮也是看人下菜,他有拿出手的東西,絕非南瓜、清水可比。溥儀大婚時,馮玉祥送上大喜白玉如意一柄,藏青、銀灰綺霞緞衣料二件,醬色、古銅綺霞緞馬褂料二件。

不過,在《我的前半生》中,溥儀卻沒有提到馮玉祥送的禮品,而是記載了黎元洪送的八件禮物:琺琅器四件、綢緞二種、帳一件、聯一副,以及徐世昌送的兩萬賀禮、二十八件瓷器和一件龍鳳地毯。或許,在溥儀看來,馮玉祥的禮物“不值一提”。

黎元洪、徐世昌二人都當過北洋政府的總統,馮玉祥出手雖比不上他們,但比起他送給段祺瑞和吳佩孚的禮物,要強多了。巧合的是,沒幾年,把溥儀請出紫禁城的正是馮玉祥,不知溥儀心裡作何感想。除去金銀珠寶、奇珍異寶,中國人送禮也喜歡雅緻的,字畫首當其衝。比如,溥儀大婚時,黎元洪送了賀聯(“漢瓦當文,延年益壽;周銅盤銘,富貴吉祥”);一代梟雄吳佩孚辦五十大壽時,除了馮玉祥的一罐清水,當然也收到過不少壽聯,其中一副是康有為寫的:“牧野鷹揚,百歲功名才及半;洛陽虎視,八方風雨會中州。”

壽聯對仗工整,霸氣外露,把吳佩孚看做一方雄主。的確,吳佩孚當時是有這個實力的。不過,在此後的第二次直奉戰爭中,吳佩孚以慘敗而終,逃往四川,最終遠離了權力的最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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